所以,辑佚者应具备一定的古典文献学知识,它包括:第一,整理研究古典文献的基础知识。从佚文真伪的考证,到佚文文字的校勘、内容讹误的辨别、疑难问题的考注,都是历史文化知识的综合运用过程,对辑佚者的学识水平、知识积累都是一种检验。......
2025-09-29
自清代章学诚以来,学术界大都认为辑佚起源于宋代,而于宋代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然而学界对宋代说一直存有争议,至今仍有学者不断提出新见,相继又有晋代说、唐代说、补亡说、南朝说,可谓众说纷纭。总结以往对辑佚起源的探讨,从方法上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着眼于辑佚工作始于哪一个人、哪一部书。其中有东晋梅赜的《古文尚书》、唐代马总的《意林》、无名氏的《古文苑》、北宋陈景元的《相鹤经》、南宋高似孙辑录的《古世本》、南宋末王应麟的《三家诗考》等诸说。二是着眼于辑佚起源于某种书体的形成,主要是民国年间刘咸炘所说的“宋世所传唐人小说及唐以上文集”,“皆出于宋人掇拾而成,此即辑佚之事”。三是着眼于辑佚起源于某种编著现象,主要探讨其孕育的母体及嬗变过程,并将其与“辑佚工作正式开始”划分开来,主要是张富祥先生的“补亡”(收辑、缀辑)说[6]。
造成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核心大概有两点:一是对“辑佚”的界定不统一,主要反映在对“辑佚”、“辑佚书”差异性的认识不足;二是对“起源”的理解不同,主要反映在对“起源”这一概念没有共识的严格界定,只能根据各自的理解加以运用。从目前讨论的情况看,大致可以认识到如下几点:
第一,就辑佚活动的一般发展规律而言,其大致经历:从现象的出现(或产生、萌发)——现象的生长(或实践的演进)——成法的确立(现象的成熟)——成法的弘扬和发展(现象的繁荣)——学科的确立(理论系统概括)这样几个演进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应有能反映其阶段(或过程)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活动现象,这种现象可以是一部或几部书(含前人著述中论述到的),也可以是一种文献类型(如唐人小说、唐以前人文集)。
第二,“辑佚”、“辑佚书”是有着很大差异的两个概念,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这里主要阐述一个观点,即“辑佚”不仅是一种文献现象,也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一种古人著述和编辑、整理文献的常用方法。辑佚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运用较早而且较为典型的是东汉马融(79—166)。马融在《尚书·序》[7]中通过古本《泰誓》佚文的辑佚与现行《泰誓》篇相核查,指出所得佚文皆不存于现行的《泰誓》,从而证明现行《泰誓》是一篇伪作。这里所运用的是典型的辑佚方法,后来这种方法被辨伪学家普遍运用。所以,辑佚作为一种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加以运用,其出现的时代是很早的。(https://www.chuimin.cn)
第三,“辑佚书”不应将集部书排斥在外。文集是“书”,其散亡而成佚书,后世搜辑散存而重新编辑成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辑佚书”的可靠性均高于其他经、史、子诸类佚书的辑本。可以断言,散失诗文别集的辑佚工作,可以肯定在唐代以前就开始了。不少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至迟在唐代已有之,而且绝不会是极个别现象。《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唐以上人文集而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大多应是后人辑汇散佚而成。这一结论基本可信。
第四,辑佚活动的出现和成法的形成,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阶段,辑佚的起源、存在当先于辑佚成法的形成。辑佚成法基本形成于王应麟时期,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或忽略“辑佚成法”形成之前已存在的辑佚活动,只是“宋以前所辑录散佚古书,不是细致地真正从事搜集佚书,由于宋以前‘辨伪’、‘校雠’、‘考证’等整理古籍的基本学说还未发展,对辑录佚书没有科学方法”[8]。
我们认为,辑佚作为一种文献活动现象其产生应当是很早的,最迟当在东汉马融的时代,其标志是马融运用辑佚的方法辨识《尚书·泰誓》的真伪;但是辑佚成法的基本确立大致是在宋代,其标志:一是郑樵《通志·校雠略》提出了散亡之书可据现存之书的称引而辑录复现的思想;二是陈景元辑的《相鹤经》、高似孙辑的《古世本》等纯正辑佚成果的出现,特别是王应麟的《三家诗考》,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纯正辑佚书,对后世的辑佚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说辑佚工作正式始于王应麟,他只是辑佚开始向成熟迈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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