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明清辨伪的成果及标志性著作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真正把古典文献的辨伪推向成熟的是梅鷟、胡应麟。梅鷟是历史上下大气力对一部书考证辨伪的第一人。辨伪成熟的标志性著作是晚明胡应麟的《四部正讹》3卷。二是《正讹》辨别伪书104种，数量是《诸子辨》的2.5倍。至于专考一书之真伪者更是大有人在，此不一一列举，但是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等将《古文尚书》、《今本纪年》的来源逐一指出，确为辨伪的厚工力作。

金元的辨伪工作较为单弱，只有王若虚、金履祥、吴澄等略有所为，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比较集中地集录了唐宋人考辨诸子的资料。明初大学者宋濂（1310—1381）的《诸子辨》^[34]则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成果，共辨别子书44种，材料多取之《文献通考·经籍考》。该书虽然谈不上精当，但毕竟是辨伪学史上第一部专书，考辨方法也颇有可取之处。真正把古典文献的辨伪推向成熟的是梅鷟、胡应麟。

梅鷟是历史上下大气力对一部书考证辨伪的第一人。所著《尚书考异》、《尚书谱》搜集了相当多的材料，从诸多方面证明《古文尚书》之伪，并认为是西晋皇甫谧的伪造，所谓《孔序》及比今文增多的25篇古文，多是辑录于先秦古书得来的，其出处可以清查出来。尽管他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细致，揭发得还不够彻底，但是他的主要论据、基本结论都为清人所接受。清人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惠栋作《尚书古文考》，都是沿着梅鷟开辟的途径而使《古文尚书》的辨伪获得了决定性突破。

辨伪成熟的标志性著作是晚明胡应麟的《四部正讹》3卷。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和宋濂的《诸子辨》同样大都取材于《文献通考》，但是它与《诸子辨》有四点不同：一是《诸子辨》辨伪的范围只限于子书，《正讹》则扩大到经、史、子、集。二是《正讹》辨别伪书104种，数量是《诸子辨》的2.5倍。三是《正讹》不仅仅对诸书真伪有深入的具体考证，而且在卷首概括举列伪书现象、类型多达21种，第一次把伪书现象做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四是《正讹》不仅仅归纳总结了伪书现象，而且在全书最后又专门讨论伪书的特征、四部伪书的程度等，特别是总结出考辨伪书的8条方法，第一次把古籍文献的辨伪工作做了方法论的概括，使之具有形而上的形态。《四部正讹》集前人辨伪思想、方法之大成，是辨伪学发展的里程碑性著作，其考核伪书的方法和理论影响后来的辨伪工作达400多年，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清代是辨伪理性化、规模化的发展时期，姚际恒（1647—约1715）^[35]的《古今伪书考》、万斯同的《群书疑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都是继《四部正讹》之后的辨伪专著。《古今伪书考》将先秦、秦汉诸书的十之七八归于伪书之列，他“敢于提出‘古今伪书’一个名目，敢于把人们不敢疑的经书一起放在伪书里，使得初学者对着一大堆材料，茫无别择，最易陷于轻信的时候，骤然听到一个大声的警告，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则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成绩，而在它所给予初学者的影响。”^[36]

崔述（1740—1816）是清代疑古派后期的扛鼎大家，专以疑古、辨伪、考信为学业，平生所著多以“考信”名篇，其《考信录》凡“前录”2种、“正录”5种、“后录”5种，考订古书中所记上古三代及《论语》中所记孔子事实之伪讹与辨别伪书相结合，是古史考证的世间绝响，文献辨伪之千古顿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总结两汉今古文公案，对刘歆所提倡的《周官》、《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尔雅》等书，皆指为伪赝。至于专考一书之真伪者更是大有人在，此不一一列举，但是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等将《古文尚书》、《今本纪年》的来源逐一指出，确为辨伪的厚工力作。这正是由于清代大多数学者稽古右文，尊重古书，其考证辨伪的态度较为客观，方法严谨，论据充足，故清代辨伪工作的可贵之处不只是在其成果，更在其精神和方法。正如梁启超所说：“清儒辨伪工作之可贵者，不在其所辨出之成绩，而在其能发明辨伪方法而善于运用。对于古书发生问题，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决问题，宋儒不及清儒之慎而密。宋儒多轻蔑古书，其辨伪动机往往由主观的一时冲动。清儒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37]

中国古典文献学：明清辨伪的成果及标志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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