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唐宋辨伪成就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唐代文献辨伪的发展，首先体现在《隋书·经籍志》的编修上。文学巨擘柳宗元以疑古证实精神较大地推动了辨伪工作的发展。宋代的辨伪成就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们的辨伪原则和论证手段。宋人的辨伪工作在思想认识和实施方法上已经具有一定的条理化色彩，是实现辨伪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前奏，成为辨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阶段。

唐、宋都经历了一段相对较长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历史时期，辨伪活动得到较大的发展是很自然的事情。

唐代文献辨伪的发展，首先体现在《隋书·经籍志》的编修上。《隋书·经籍志》除了仿照《汉书·艺文志》在书名下加注文指斥伪书外^[32]，更在某些类的类序中论述该类书中的一些伪书，如易类小序中辩论《归藏》，孝经类小序中讨论所谓的郑玄注等，而且考辨更加坚实。

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特设《疑古》、《惑经》等篇，以审论史籍的真伪，其中涉及对《尚书》、《春秋》、《论语》、《孟子》等的批评质疑，论证儒家经典与上古之书真伪不分，贻误后学。文学巨擘柳宗元以疑古证实精神较大地推动了辨伪工作的发展。唐代特别重视《月令》，玄宗时改称《时令》，列于《礼记》之首。柳宗元作《时令论》抨击《月令》的天命观，驳斥违背《月令》就会引起灾异的谬说，开始注意从思想内容上寻绎典籍产生的时代及伪造的踪迹，表现出超乎前人的睿智；他对《列子》、《文子》、《鬼谷子》、《晏子春秋》、《亢仓子》、《鹖冠子》等一系列子书都作过系统研究，认为古籍辨伪应该摆脱目录学、经学及其注疏的附庸地位，是把古籍辨伪当作一种专门学问加以认真研究的第一人。

宋代学人疑古最勇，辨伪惑古蔚然成风，辨伪学者比肩接踵，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郑樵、汪应辰、洪迈、朱熹、叶适、晁公武、高似孙、陈振孙、李心传等皆有成绩，疑古惑经的矛头锋刺群书，辨伪之学成为“宋学”批判精神的重要方面。其中以欧阳修、郑樵、朱熹影响最大，乃一朝之代表。

欧阳修崇拜柳宗元，勇于摆脱传统成见，开创有宋一代新学风。《诗本义》辨正《毛传》、《郑笺》之误百有余处，作《帝王世次图序》、《后序》质辨《史记》五帝以来世次之谬误，作《尚书论》而惑《尚书》，而《易童子问》提出了考察其思想、内容统一与否的辨伪原则，辨明《系辞》、《文言》以下显非圣人孔子所作。欧阳修还质疑《周礼》为后出之书，细算六官属员见有五万（不算下级官吏），机构庞大非周代生产条件所能供养，其“大抵皆秦制也”。这些对后代学者都有很大的启示。

郑樵以史学名世，对古史及史料的辨识颇有独到之处。《诗辨妄》专斥《毛序》之失，指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易》有《彖》、《象》，皆仲尼之后，往往战国时人作”，还认为“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说，使后学不知大道之本，自汉儒始”，告诫人们要从拘泥于古人的藩篱中解脱出来。

思想家朱熹的考辨成就重在经书，次在诸子等。受欧阳修、郑樵的影响，作《诗序辨说》以《诗序》是东汉卫宏所作，又作《孝经刊误》明指“《孝经》疑非圣人（孔子）之言”。《古文尚书》之真伪是其尤为关注的问题，认为“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何以伏生只记住了难读的反而把易读的全忘了？“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方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33]认为世传的所谓《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皆是伪书。朱熹将《易经》与《易传》、《书经》与《书序》、《诗经》与《诗序》、《春秋》与《左传》等的“经”与“传”分开刊行，意在将两周、战国、秦汉间的文献区分开来，这对后代学者区别认识、评价、使用不同时代的史料具有极大启示。朱熹不信先秦诸子，诸子多非一时一人之作，是后世杂取众家而成。梳理《朱子语类》的载记，朱熹指斥的伪书书目已有60种之多，范围广涉经、史、子、佛等图书文献。

宋代的辨伪成就也体现在目录学著作中，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高似孙的《子略》、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文献中指斥了一些伪书，继承了《汉书·艺文志》以来的辨伪方式，对后代辨伪书目的形成具有不小的影响。

宋代的辨伪成就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们的辨伪原则和论证手段。宋人的辨伪工作在思想认识和实施方法上已经具有一定的条理化色彩，是实现辨伪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前奏，成为辨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阶段。在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下，宋人“荒经蔑古”风气也导致其辨伪工作带有某些偏颇，此乃学术发展中的自然现象。

《中国古典文献学》：唐宋辨伪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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