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文献典籍辨伪工作：《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文献典籍的辨伪现象大致滥觞于战国时期，虽然当时还没有细致的辨伪工作，但有人已对流传的文献典籍及其内容提出怀疑，开疑古风气之先河。司马迁的《史记》正是在对史料、传说及图书文献进行多种途径的辨识和相当彻底的考辨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史学名著。马融的这一辨伪方法，代表了汉代辨伪工作的最高学术水平。

文献典籍的辨伪现象大致滥觞于战国时期，虽然当时还没有细致的辨伪工作，但有人已对流传的文献典籍及其内容提出怀疑，开疑古风气之先河。其时有三件事经常被人们提到：一是孔门弟子子贡对周人恶述商纣王的历史提出了质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24]二是孟子指责《尚书·武成》的不可信：“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25]三是韩非对儒家、墨家立论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定儒、墨之诚乎！”^[26]

正是受了这种疑古风气的启发，两汉学者如刘安、司马迁、王充、马融等在各自的著作中，刘向父子在古籍整理的过程中，开始了较为细致的文献辨伪工作。司马迁的《史记》正是在对史料、传说及图书文献进行多种途径的辨识和相当彻底的考辨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史学名著。王充写作《论衡》的动机“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虚实”，书中《书虚》、《道虚》、《语增》、《儒增》、《艺增》、《问孔》、《刺孟》、《谈天》、《实知》等都是辨别伪事、伪说的重要篇章，其中也间涉伪书。马融以先秦古书所引《泰誓》之文都不见于当时流行的《尚书·泰誓》篇，遂证明《尚书·泰誓》篇为伪书^[27]。马融的这一辨伪方法，代表了汉代辨伪工作的最高学术水平。

汉代辨伪工作的另一种方式是与古籍的整理相结合，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说：“辨伪工作一开始便和校书工作结合在一起。汉代学者们，原来也是通过校书来考定古书的真伪和时代的。”^[28]西汉建国，曾“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29]，经昭、宣、元帝，至成帝时已是“书积如丘山”，光禄大夫刘向受命组织了大规模的校书工作，其中就包括鉴别某些古书真伪的内容。这部分工作，今天凭借《汉书·艺文志》略可窥见^[30]。今考察《汉书·艺文志》所载，凡注为伪书者四五十种，张舜徽先生总结其“审定伪书之法”有六：①明定某书为依托，但未能确指其人。如《封胡》五篇，其注云：“黄帝臣，依托也。”②从文辞方面，审定系后人依托。如《天乙》三篇，其注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③从事实方面，审定系后人依托。如《文子》九篇，其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④明确指出依托之时代。如《黄帝君臣》十篇，其注云：“起六国时。”⑤明确指出系后世增加。如《鬻子说》十九篇，其注云：“后世所加。”⑥尚难定夺，暂时存疑。如《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其注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31]《汉书·艺文志》存留的辨伪之言都很简略，但指斥伪书的数量、涉及伪书的类型、辨别伪书的方法等颇具规模和条例，这不仅体现着辨伪在其校书工作中的地位，也反映了当时辨伪所达到的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对后世辨伪工作的启迪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说基本上奠定了后世辨伪工作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动荡离乱之世，辨伪活动如丝如线，而佛教的盛行却带动了佛教文献的发展，而体现在佛经目录中的佛教文献辨伪则是当时的一种文化景观。如东晋所编的《综理众经目录》中即有《疑经录》1卷，萧梁所撰的《出三藏记集》卷五有《新集疑经伪撰杂录》，隋朝所编的《大隋众经目录》更有《疑惑》、《伪妄》二录，至于唐代《大唐内典录》有《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开元释教录》有《疑惑再详录》和《伪妄乱真录》等。这虽然是辨伪发展过程中的花絮，可它开在了佛家的桃园，恰好反映了文献整理研究与社会安定的某种内在联系。

早期的文献典籍辨伪工作：《中国古典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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