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辨伪及其意义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辨伪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辨伪是对某些有真伪问题的事、物进行考察鉴别，以定其真。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辨伪的学术意义也有深刻的论述：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由此可见，古书辨伪重在“求真”，以确定古书真实的学术价值。所以，辨别古籍文献的真伪是古籍整理必须进行的工作，否则其整理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

1.什么是“辨伪”

古典文献有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把古典文献中那些有伪的图书文献，或某部图书文献中有伪的内容、篇章揭示出来，这就是“辨伪”，也有人主张应该称为“辨真”，提法不同而实质相同。

辨伪是文献实证——考据的形式之一，是传统学术中的一项基本工作，是文献学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辨伪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辨伪是对某些有真伪问题的事、物进行考察鉴别，以定其真。它的涵盖面很大，凡是有真伪问题的古史事、古书籍、古器物、古碑刻、古字画等，均在其辨识的范围。

文献学所讲的辨伪是狭义的辨伪，主要是辨识古典文献的真伪，其任务是认定图书文献的真实作者、年代，体现其原本的文献归属，而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则是文献辨伪的核心内容。每一个人都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人，所以图书文献真实作者的认定也就具有年代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文献辨伪学也可称为文献年代学。

文献辨伪不仅要将群体文献中那些有伪的图书文献揭示出来，也要将个体文献（一部书等）中那些有伪的篇章和文字，如注文混入正文、他书或他人之文伪作某书或某人之文、后世增补之文被当成本书原有的内容等“伪篇”或“伪文”辨识考证出来，使之与原文相区别，这是更为艰巨的文献辨伪任务。辨别古书真伪，通常会有五种结果：

第一，一部被认为是“真”的古籍，经过考证可能被判定为“伪”书。

第二，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籍，经过考证可能被恢复“全真”的身份。如《孙子兵法》。

第三，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籍，经过考证虽然被恢复了“全真”的身份，但是其中夹杂着某些“伪”的文段，即其中某些文句、段落有伪。

第四，一部被认为是“伪”的古籍，经过考证可能被恢复“半真”的身份，即其中某些篇章有伪。如《尚书》。

第五，一部被认定是“全伪”的古书，经过考证可能被发现某些“真”的文段。

2.辨别伪书的意义

辨伪是一切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首先是时间概念的限定，其次是空间概念的限定，再次是个体概念的限定，时间线段、空间方位、个体体现这三者间的不断变化就构成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链条，这三者的规定性也就成了历史文化研究的三要素。而伪书所模糊的正是其真实的时间——年代、个体——作者，而某一特定的个体同时就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意义。所以，清代辨伪名家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有云：

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13]

对于古典文献的辨伪工作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今许多学术大师都有切身体会，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有精辟的论述：

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14]

古典文献只有经过辨识才能取作学术研究的资料，否则有莫如无，有恶于无。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辨伪的学术意义也有深刻的论述：

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讲辨伪及考证年代之必要。^[15]

梁启超所讲“辨伪及考证年代之必要”，举述史迹、思想、文学三个方面的十小类例证，反复说明古籍不辨真伪所造成的研究恶果。前人对古书辨伪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多有论述，今概括起来大致有四：

一是不辨古籍之真伪无法确定文献的价值。一部古书，只有对其作者明确、成书时代肯定、书中是否有附益并得以认知的情况下，才能正确地评定其价值。如《尉缭子》一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它不甚了解，因而怀疑它是伪书，清人更深加指责其是“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姚际恒斥其是教人滥杀无辜，甚至主张“必焚其书然后可也”，钱穆也讥其开首即模仿孟子见梁惠王之问答，他们都认为它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其实，今传本《尉缭子》是一部比较可信的书，书中记录的尉缭子向梁惠王献言时的身份、语句及引述吴起的言行都与历史真实相符，特别是书中保留了“世将”等后世不用的语词，所以“其中史料不会晚至秦并六国”，“将此书的成书定于魏襄王时期的尉缭，当无问题”^[16]。而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更证明了该书的价值。由此可见，古书辨伪重在“求真”，以确定古书真实的学术价值。

二是不辨真伪无益于古籍的整理。流传下来的古远文献不经过整理基本无法卒读，其中真伪混杂，而深层的古籍整理工作是多种历史文化知识的综合运用，古籍辨伪则尤为要务。首先是古籍整理之前，必须明辨其真伪及其年代，然后务使真者得其用，伪者另有所归，方能言及其他问题。其次是即便是真书，其中又大都夹杂着某些伪文伪篇，不辨其真伪将大大影响古籍整理的价值，甚至会造成错乱。如西汉刘向等在整理《晏子》的时候，把搜集到的《晏子》定为8篇215章，8篇又分为三类：①符合“六经之义”者将其列为前6篇；②又将“文辞颇异”“又有重复”者归为1篇；③另将“疑（为）后世辩士所为”“似非晏子言”者归为1篇，这就将其真伪区分开来，揭示了文献的不同时代和价值。又如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初版中尚有一定的伪篇，后再版时重加整理考辨，将其中的伪篇剔除，或重新确定作者归属。所以，辨别古籍文献的真伪是古籍整理必须进行的工作，否则其整理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

三是不辨真伪无法编纂史书。史书的编纂必须是“信史”，这就要求史家具有“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德，此外还要具备考辨史料真伪的能力，如此写出的史书方可成为垂示千古的“信史”。《史记》之所以成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名著，与司马迁对史料所做“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大量考信工作是分不开的。其考信工作以“六艺”为取舍标准，这是个体无法完全超越的历史局限，但他求真、信实、存疑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弥补了其历史局限可能造成的某些不足，因而受到后世学者的无限崇敬。例如，他对远古的传说材料，总是感叹一声：“尚矣！”“吾不知已！”“不可记已！”以司马迁之博洽尚且必须核证史料之真伪信异，时至今日史料积淀可谓汗牛充栋、真伪杂陈，在运用这些史料之前更须认真考辨，否则编纂的书籍无以言信，甚至滑为小说家者流，这样的历史文献比没有更有害。所以，编纂史书、研究历史“要先讲辨伪及考证年代”。

四是不辨真伪无法认识学术源流。古书真伪与学术源流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不能辨别古典文献的成书年代、作者是否为假托、内容是否为伪造，整个学术研究就无法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造成学术发展历史的错乱。如《老子》一书，根据传统的说法，老聃是孔子的前辈，其人其书在孔子之前，所以胡适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及大多学者都先述老子及先秦道家思想，再述孔子及儒家学派，而冯友兰笃信《老子》成书于战国之际，他的《中国哲学史》便将《老子》排列于孔墨之后。考辨古书真伪及其成书年代对于学术源流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17]。

中国古典文献学：辨伪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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