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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单篇文章的校勘记

【摘要】:用单篇文章的形式来总结校勘工作的规律,对校勘学某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乃是校勘学深入发展的标志和必然结果。当然,大量的单篇文章还是对书面材料中的文字异同发表具体的校勘意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的《古籍点校疑误汇录》就有许多这样的文章。除论文外,人们还常用序跋的方式总结与发表自己的校勘成果,最著名的例子莫若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后序》。段玉裁也给顾千里写过不少信探讨校勘问题。

用单篇文章的形式来总结校勘工作的规律,对校勘学某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乃是校勘学深入发展的标志和必然结果。人们在总结规律、探讨理论问题时,通常都要运用校勘实例来说明问题,例如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就是通过对是“下迆”还是“不迆”,是“四郊”还是“西郊”,是“乡大夫”还是“卿大夫”等五个典型例子的详细分析,说明了“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诬今人”[88]的道理,所以说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校勘记。这种形式也为今人所普遍采用,如蒋礼鸿的《校勘略说》、《误校七例》,周祖谟的《古籍校勘述例》,王利器的《杜集校文释例》等。当然,大量的单篇文章还是对书面材料中的文字异同发表具体的校勘意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的《古籍点校疑误汇录》就有许多这样的文章。

论文外,人们还常用序跋的方式总结与发表自己的校勘成果,最著名的例子莫若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后序》。胡适所撰《校勘学方法论》则本是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写的一篇序。此外,题跋也是人们常用来记录校勘成果的一种形式。

书信也是人们用来讨论辩驳校勘问题的一种形式。顾千里曾在嘉庆十二年至十三年(1807年—1808年)间,给段玉裁连续写过三封信。段玉裁也给顾千里写过不少信探讨校勘问题。他们在争鸣中都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校勘理论,并用实例证明之,这对清代校勘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略如上述,我们应当根据校勘的目的、要求和具体情况,选择最合适的处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