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综合考辨实例分享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77]下面我们就举一个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校勘的实例。罗联添在《唐代诗文集校勘问题八〈自君去后交游少〉》中考辨，张籍《赠王建》七绝一首云：“自君去后交游少，东野亡来箧笥贫。赖有白头王建在，眼前犹是咏诗人。”由于作者综合运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各种方法，所以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可见，综合考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对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方法分别作了一些说明。其实，在校勘实践中，这些方法往往都是综合地加以使用的。有时为了纠正一处错误，不得不同时运用多种方法，方能取得可信的证据，得出正确的结论。

戴震是主张理校的，但是他在校勘实践中，实际上也兼用了对校、他校等方法。如其《方言疏证序》指出扬雄《方言》自“宋元以来，六书故训不讲，故鲜能知其精覈，加以讹舛相承，几不可通。今从《永乐大典》内得善本，因广搜群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参订，改正讹字二百八十一，补脱字二十七，删衍字十七，逐条详证之”^[75]。

顾千里强调对校，也同样兼用他校法、本校法，乃至理校法。如其《校残宋尤袤椠本文选跋》云：“广圻由宋本而知近本之谬，兼由勘宋本而即知宋本亦不能无谬。意欲准古今通借以指归文字，参累代声韵以区别句逗。经史互载者，考其异；专集尚存者，证其同；而又旁综四部，杂涉九流；援引者，沿流而溯源，已佚者，借彼以订此。”^[76]余嘉锡也对之作了相当高的评价：“千里读书极博，凡经史、小学、天算、舆地、九流、百家、诗文、词曲之学，无所不通。于古今制度沿革，名物变迁，以及著述体例、文章利病，莫不心知其意。故能穷其旨要，观其汇通。每校一书，先衡之以本书之词例，次征之于他书所引用，复决之以考据之是非。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文字、音韵、训诂，则求之于经。典章、官制、地理，则考之于史。于是近刻本之误、宋元刊本之误，以及从来传写本之误，罔不轩豁呈露，了然于心目，跃然于纸上。然后胪举义证，杀青缮写，定则定矣。故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斯言也，岂徒日执误书，向壁冥想云尔哉！”^[77]

下面我们就举一个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进行校勘的实例。罗联添在《唐代诗文集校勘问题八〈自君去后交游少〉》中考辨，张籍《赠王建》七绝一首云：“自君去后交游少，东野亡来箧笥贫。赖有白头王建在，眼前犹是咏诗人。”这首诗见《四部丛刊》景明刊本《张司业集》卷六，开头“自君”两字，《全唐诗》（卷三八六张籍五）本作“白君”，而清代黎庶昌《古逸丛书》景宋本《张司业集》作“于君”。孰是孰非？罗联添按：“张籍赠诗的对象是王建，如作‘自君’，‘君’则必指王建。这跟第三句‘白头王建在’连贯不起来，当然不对。如作‘白君’，则当指白居易。白居易亦张籍挚友，曾推许张籍‘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白氏长庆集》卷一《读张籍古乐府诗》）白卒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年七十五。元和十年（815年）白以论事——论宰相武元衡遇刺事，贬为江州司马（详见陈振孙《白香山年谱》及新、旧《唐书·白居易传》），而张籍此诗大约作于元和十年（815年）前后。（据华枕之《孟郊年谱》：东野以元和九年八月卒。张籍诗有‘东野亡来’之语，可推其撰作应在元和九年冬以后。）‘白君去后’，指白居易离去以后到江州，义亦可通，但‘白君’跟第三句‘白头’重用白字，似非高明之作。北宋晏几道《临江仙》词用‘于君去后’四字正跟《古逸丛书》景宋本合，可证宋本作‘于君’最为正确。于君名鹄，跟张籍有厚交，张有《伤于鹄》五言古诗一首。（《张司业集》卷七）其中云：‘良玉沈幽泉，名为天下珍。’又云：‘今来弔嗣子，对陇烧斯文。’可知所谓‘于君去后’是指于鹄去世以后，与‘东野亡来’正相俪。又东野卒于元和九年（814年），于鹄之去，与东野之亡，相并而言，于鹄去世应在元和时代。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称于鹄是‘大历贞元间人’，据此可证其谬。”由于作者综合运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各种方法，所以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可见，综合考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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