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理校的补充方法及其重要性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理校，即推理的校勘，是校勘工作的补充方法。[64]理校也非任意为之，通常需要从语言、体例、史实等方面寻找作为推理的依据。首先，不同文体具有各自特点，据此即可校出一些错误。校勘的任务，主要是纠正第二种错误。

理校，即推理的校勘，是校勘工作的补充方法。当我们发现了书面材料中的确存在着错误，可是又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供比勘时，就不得不采用推理的方法来加以改正。陈垣指出：“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64]理校也非任意为之，通常需要从语言、体例、史实等方面寻找作为推理的依据。今分别举例述之如下：

1.语言

在文献中，如发现确有错误而又无别本可以校正时，则可以根据字形、字音相近的情况来推断其错误原因，进行改正。陈垣校沈家本刻《元典章》，有时即采用这种方法。如吏部卷五第4页“合无滅半支俸”，陈谓：“‘滅半’当作‘减半’。”吏部卷六第37页“年高不任部书”，陈谓：“‘部书’当作‘簿书’。”户部卷五第31页“亡宋淳佑元年”，陈谓“‘淳佑’当作‘淳祐’”等，都是依据形近而讹、音近而讹的错误形成规律推断出来的。

某些因不明词义而造成的错误，可以通过训诂来校勘。如《文选》所载孔稚圭《北山移文》云：“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徐复说：“往年黄季刚先生讲授《文选》，疑‘驿路’盖本‘驿雾’，驰、驿词性相同，驿亦驰也。谓王勃《乾元殿赋》‘寻出缒岭，驿雾驰烟’，即本于此。其说为前人所未发，亟录之以俟更正。嗣在重庆时，阅影宋本《太平御览》卷四一引《金陵地记》，所举孔文首句，正作‘驰烟驿雾’，知宋人所见本，尚有不误者，可用以证成师说，洵属快事。”^[65]

有时我们可以从语法的角度，发现并改正文献中的错误。如《庄子·天运》篇云：“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也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周祖谟指出：“此处‘其里’二字叠见，‘病心而矉其里’的‘其里’二字传写误重，当删。‘矉’是整额的意思，字亦作‘嚬’。它是个自动词，后面不能带宾语。《太平御览》卷三九二、七四一引，并不重上面两处‘其里’二字。唐写本上一‘其里’二字亦不重出，足证当删。”^[66]

从修辞的角度来从事校勘也是行之有效的。我国古代作品不论散文还是韵文，为了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都爱用对偶与排比等修辞手法。某些词句原来运用了对偶、排比的手法，后来变得不对偶、不排比了；或者原来不对偶、不排比，后来又变得对偶、排比了，往往能用推理的方法判断出来。如《墨子·尚贤中》云：“岂必智且有慧哉。”王念孙校云：“智且慧，与前贵且智，愚且贱，文同一例。慧上不当有‘有’字，盖后人所加。”^[67]

2.体例

古书通常都有一定体例，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书的体例来从事校勘。正如阮元所说：“经有经之例，传有传之例，笺有笺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诸例而折中于孟子‘不以辞害志’而后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68]《淮南杂志·淮南内篇补》收有顾千里校《淮南子》各条，王引之评价道：“其心之细、识之精，实为近今所罕有，非熟于古书之体例，而能以类推者，不能平允如是。”^[69]可见了解古书体例对于校勘工作的重要性。

根据体例校勘也有规律可循。首先，不同文体具有各自特点，据此即可校出一些错误。如《墨子·非攻中》云：“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王念孙指出：“‘陆将何及乎？’不类诗词，‘乎’字盖浅人所加。”^[70]

其次，古书中的正文与注释特别容易混淆，但正文与注释的体例是不同的。据此也可校出一些错误。如钱大昕云：“《史记》诸年表皆不记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广……考徐注之例，唯于每王之元年记干支，此表每十年辄书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并非徐氏之例，其为后人羼入，凿凿可据。”^[71]

此外，由于古代文籍所用语言往往含有某种特定义例，也可据此校出某些错误。例如《左传》凡诸侯即位，必书立。而《春秋》僖公二十三年传云：“九月，晋惠公卒，怀公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王念孙校曰：“怀公下脱立字，则与上句不相承，唐石经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误。凡诸侯即位，必书某公立。此不书立，亦与全书之例不符。《太平御览·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两引此文，皆作‘怀公立，命无从亡人’。则宋初本尚有未脱立者。”^[72]

3.史实

这种方法就是从书籍的内容方面检查，看文字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如果不符合，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稿本身就有错误；另一种是原稿本身没有错误，其错误是在传播的过程中造成的。校勘的任务，主要是纠正第二种错误。

由于史实主要是由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造成的，有产生的原因和形成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检查书面材料是否符合史实。当然这些因素又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在分析时不得不有所侧重。

首先可以看看人物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如《文心雕龙·时序》篇云：“及明帝叠耀。崇爱儒术。”刘永济指出：“‘帝’乃‘章’误。此称两朝，故曰‘叠耀’。下文肄礼壁堂，明帝事也；讲文虎观，章帝事也。”^[73]

其次可以看看时间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如《三国志·蜀书·向朗传》云：“初，朗少时虽涉猎文学，然不治素检，以吏能见称。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裴松之注曰：“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

此外，还可以看看地点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如李白诗《忆旧游寄醮郡元参军》云：“行来北凉岁月深。”王琦注曰：“北凉，即张掖郡。按汉武帝始置张掖郡，魏晋时隶凉州。及沮渠蒙逊立国于此，号为北凉，以凉州五郡，张掖在其北也。唐时为甘州，又谓之张掖郡。然上文言并州太行，下文言晋祠，中间忽言北凉，不合。当是北京之讹耳。盖天宝之初，号太原为北京也。”瞿蜕园、朱金城在《李白集校注》后记中指出：“王氏的考证很精辟，今天我们看到的李白集，包括最早的宋本在内，都误作‘北凉’，可是《河岳英灵集》和流传到现在的《黄山谷李太白诗卷墨迹》都作‘北京’。”

看看名物制度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也是我们校勘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如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浪淘沙》，其首句，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饶宗颐《敦煌曲》均作“五里竿头风欲平”，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改作“五里滩头风欲平”。潘重规分析道：

第一句“五里竿头风欲平”，文义不通，任二北没有看到原卷，所以将“竿”字改作“滩”；但是改作“滩”后，仍然和第二句文义不能贯串。其实伦敦斯二六〇七号作“五雨（两）竿头风欲平”，伦敦写本“雨”和“两”往往不分，如《云谣集·内家姣》“两眼”作“雨眼”，“两足”作“雨足”，故“五雨竿头风欲平”即是“五两竿头风欲平”。《文选》郭璞《江赋》云：“觇五两之动静”，李善注云：“兵书曰：‘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丈旗，立军营中。’许慎《淮南子》注曰：‘綄，候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原来古人测候风力的仪器叫做五两，而五两是系在旗杆之颠，所以这句词应作“五两竿头风欲平”。^[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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