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的异本和引文进行校勘，重视古书引文的重要性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校勘古籍，除了用本书的各种异本外，还可利用其他古书的引文。所以，我们在校勘时应当将类书中的引文作为依据之一，而不应完全信赖。其他古书的引文虽然情况复杂，检索不易，使用起来有一定困难，但它们仍然是校勘时值得重视的参考资料。由于《群书治要》所引之书于原文皆无所增损，较接近原貌，所以特别受到高邮王氏父子的重视。

校勘古籍，除了用本书的各种异本外，还可利用其他古书的引文。引用各书较多的有古类书、古书注及书抄。由于这些书的辑注者所见古书年代较早，传刻次数较少，比较接近古书原貌，所以这些书的引文是仅次于本书异本的校勘资料。

1.古类书的引文

类书是将已有文献资料，按分类或字顺重新编排的一种工具书。类书多节录各书原文，有时甚至将整部书籍收入。不少类书收录资料原始，因此用古类书引文校勘，也是行之有效的。

宋人就已经注意用类书来进行校勘了，如王应麟云：“《太平御览》引《战国策》曰：吴子问孙武曰：‘敌人保山据险，擅利而处，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谨备勿懈，潜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诱之，禁其牧采，久无所得，自然变故，待故其离，夺其所爱。’今本无之。”^[33]明人利用类书校勘也不乏其例。如杨慎云：“《梁鸿传》载鸿诗二首，‘麦含含兮方秀’，刻本皆如此。《艺文类聚》引之作‘麦含金’为是。‘金’与‘含’相似而衍为二字也，此当表出之。”^[34]

广泛运用古类书的引文从事校勘工作，则从清乾嘉时代开始，尤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成就为最突出。汪辟疆云：“类书品格最下，通人恒不重视。然阅时既久，古籍日亡，而前代类书，反为考订辑佚所取资，其重视又不亚于经史，此可怪也。今《皇览》、《华林遍略》、《修文御览》，皆已亡佚。唐宋间类书之获存者，如《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山堂考索》、《事文类聚》、《海录碎事》、《玉海》等，乾嘉诸公，皆以此为考证大辏。高邮王氏之学，卓绝千古，嘉道之间颇有传其订正群书，皆先检古本类书，及马总《意林》、《群书治要》诸书所引用经子原文，如遇异文，条记座右，然后详稽音诂，力求贯通，再证以宋以前类书群籍引用异文，定为某宜作某，或衍或夺，每下一义，确不可易，皆类书之助也。”^[35]

清代以后，学者运用类书引文做校勘工作也每多创获，陈垣据《册府元龟》校补《魏书》一页，就是个突出例子。他介绍道：“《册府》材料丰富，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凡一千一百余门，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见史，又皆北史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旧唐书》、《旧五代史》无论，《魏书》自宋南渡后即有缺页，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其三十八卷刘芳上书言乐事，引《魏书·乐志》仅一行，即注‘原有阙页’；卢文弨撰《群书拾补》，于《魏书》此页认为‘无从考补’，仅从《通典》补得十六字。不知《册府》五百六十七卷载有此页全文，一字无阙。卢、严辑佚名家，号称博洽，乃均失之交臂，致《魏书》此页埋没八百年。”^[36]

但是，引用类书需要特别慎重。古人编辑类书时，常常根据内容的需要及篇幅的限制，对引用之书有所删节改易，同时也存在由于传写而发生的错误。所以，我们在校勘时应当将类书中的引文作为依据之一，而不应完全信赖。

2.古书注的引文

某些古书注本，由于注者知识丰富、方法谨严，在作注时往往博引群书原文，以求作者措辞所本，用意所在，这些引文的原书又出自较早的抄本或刻本，比较接近书的原貌，因此也常被用作校勘之资。如《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于陈寿《三国志》提要称该书裴松之注，“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总目》卷一四〇于《世说新语》提要复云：“孝标所注，特为典瞻，高似孙《纬略》亟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唯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王念孙校《汉书》就特别注意利用《史记》、《后汉书》的注释，《水经注》也是常用的资料。如《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王氏校云：“‘黄’字乃后人所加，欲以黄河对泰山耳。不知西汉以前，无谓河为黄河者，且此誓皆以四字为句也。《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封爵部》引此皆有‘黄’字，则所见本已误。《汉纪》及《吴志·周瑜传》有‘黄’字，亦后人依误本《汉书》加之。《史》表无‘黄’字，如湻注《高纪》引《功臣表》誓词云：‘使河如带，大山若厉。’此引《汉》表，非引《史》表也。（《史》表作‘如厉’，《汉》表作‘若厉’。）而亦无‘黄’字，则‘黄’字为后人所加甚明。”^[37]

但是，也应当注意古人撰写注释，为了节省篇幅，往往对引文加以删节；此外，为了迁就所注正文，往往对引文的个别地方加以改动，因此古书注的引文往往同原书有差异。所以，卢文弨云：“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版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遍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38]我们在利用古书注的引文进行校勘时，应当尽可能地参稽其他资料进行综合考辨。

3.其他古书的引文

除古类书、古书注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其他古书的引文。其他古书的引文虽然情况复杂，检索不易，使用起来有一定困难，但它们仍然是校勘时值得重视的参考资料。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抄。汪辟疆云：“书抄在六朝唐初最盛，但抄而不类，故与类书不同。今存者如《群书治要》、《意林》，皆可看。亦因其保存古书至多也。”^[39]《群书治要》，唐魏徵等奉敕撰。清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称其“所采各书，并属初唐善策，与近刊多有不同”。《意林》为唐马总编，其引用书目见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计然意林》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意林》提要云：“今观所采诸子，今多不传者，唯赖此存其概。其传于今者，如《老》、《庄》、《管》、《列》诸家，亦多与今本不同。”

由于《群书治要》所引之书于原文皆无所增损，较接近原貌，所以特别受到高邮王氏父子的重视。王念孙《读书杂志·晏子春秋序》谈到他校《晏子春秋》，曾“合诸本及《群书治要》所引，详为校正”。如《晏子春秋·谏上》云：“景公将观于淄上，与晏子闲立。”王念孙云：“‘将’字后人所加，与晏子闲立，即谓立于淄上也。则上句本无‘将’字明矣。《群书治要》及《太平御览·人事部》六十九，皆无‘将’字。”^[40]

王念孙校其他书也利用了《群书治要》，如《管子·形势解》有云：“使人有礼，遇人有理。”王氏云；“《群书治要》上作‘理’下作‘礼’是也。使人有理，谓使人必以道也；遇人有礼，谓待人必以礼也。《贾子·阶级》篇曰：‘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是也。今本‘理’、‘礼’二字互易，则非其指也。”^[41]

此外，古代小学工具书，由于引文较多，也可用作校勘资料。赖炎元《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校勘学》一文指出：“《尔雅》、《说文》、《方言》、《释名》、《广雅》、《玉篇》、《类篇》、《广韵》、《集韵》等文字、声韵和训诂学等专书，也是他们校勘时经常运用的资料。”^[42]如《广雅·释诂三》：“友爱，亲也。”王氏校曰：“爱，各本讹作受。《众经音义》卷十四引《广雅》：‘友爱，亲也。’今据以订正。”^[43]

当然，在其他古书中，那些引用或取材故书的资料，校勘价值往往更高。古人著书同今人著书一样，同时代的作者之间常彼此引用成说，后代学者尤喜援引前人的作品以阐明自己的观点，由于古人著作权的观点比较淡薄，这种现象甚为普遍。梁启超曾举了很多例子，指出：“本书文句和他书互见的，例如《荀子·劝学》篇前半和《大戴礼记·劝学》篇全同，《韩非子·初见秦》篇亦见《战国策》，《礼记·月令》篇亦见《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和《新序》、《说苑》往往有相重之条，乃至《史记》之录《尚书》、《战国策》，《汉书》之录《史记》。像这类，虽然本书没有别的善本，然和他书的同文便是本书绝好的校勘资料（例如《荀子·劝学》篇据《大戴礼记》，可以校出脱句讹字七八处）^[44]。试举一例，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云：“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彊耳。”王念孙指出：“‘彊’读勉彊之彊，‘彊’下当有服字，‘劫于威’三字连读，言百姓非心服项王，特劫于威而彊服耳。下文云：‘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语意正与此同。今本脱去服字，则当以‘威彊’连读，而读‘彊’为‘彊弱’之‘彊’，非其指矣。《汉书》及《新序·善谋》篇‘彊’下皆有服字。颜师古曰：‘彊音其两反’是其证。”^[45]

需要说明的是，古人引书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再加上文献在传抄转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新错误，所以他书引文不完全符合原文并非罕见的现象，我们在利用其他古书引文校勘时，理应采取谨慎态度。清朱一新说得好：“国朝人于校勘之学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书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书，字句都有异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窜易也。今人动以此律彼，专辄改订，使古书皆失真面目，此甚陋习，不可从。凡本义可通者，即有他书显证，亦不得轻改。古书词义简奥，又不当以今人文法求之。”^[46]

使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的异本和引文进行校勘，重视古书引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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