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异本搜集及介绍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早在西汉刘向校书时，就十分注意对异本的搜集。[19]现将书籍的各种异本略作介绍。就文献载体而言，抄本有简书、帛书、纸抄本之分。署名为宋岳珂的《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书本》列举了据校的23种不同的版本，其中至少有21种系印本。在众多的印本中，校勘家又特别重视那些既早而又可靠的本子。

早在西汉刘向校书时，就十分注意对异本的搜集。清章学诚指出：“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19]现将书籍的各种异本略作介绍。

1.稿本

稿本一般指作者成书时的最初文字记录，亦即此书的本来面目，因此它是校勘最可靠的依据。如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稿本原有十卷，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始由其门人许正诗等删并成八卷问世。如果将八卷本同原稿相比，就会发现原稿被删去三十五条，另有一条删五字，一条删两句，两条各删一段，一条删两段，一条删三段，此外还被改动十九处。校勘此书当然应当依据稿本。稿本又有初稿与定稿之别，定稿更能代表文献原貌。朱自清曾将欧阳修《吉州学记》的初稿本与定稿本加以比较，指出：“初稿繁，定本简，是一望而知的。细加比较，定本似乎更得体些，也更扼要些。”^[20]

2.抄本

稿本为数甚少，留存无多。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是以抄写的方式流传的；即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特别是其初期，抄本仍不失为书籍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抄本特别是旧抄本的校勘价值是相当高的。如《旧唐书·颜师古传》云：“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正因为颜师古考定《五经》时，以古今抄本作为依据，所以才能令诸儒叹服。

就文献载体而言，抄本有简书、帛书、纸抄本之分。由于不少旧抄本保留了文献较为原始的面貌，因此具有相当高的校勘价值。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又有《孙膑兵法》，这就解决了从汉代以来悬而未决的《孙子兵法》著作权问题，同时也为校勘今本《孙子兵法》提供了依据。许荻云：“《孙子兵法》残简虽仅存千余字，对于校订今本是十分有益的。仅举一个例子：今本《虚实》篇：‘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汉残简：‘出于所必。’（下缺）‘必’下所缺自是‘趋’字。今本作‘不趋’，汉残简作‘必趋’，两意相反。无论从理论上看，或者从旁证来看，汉残简是正确的。今本，纵是宋刊本（中华书局有影印本和排印本）、明刊本（即《四部丛刊》本）都作‘不趋’，显然是错误的。理论上，上文是讲敌佚（逸）而我能劳之，我要先处战地以待敌，以逸待劳。则我出兵，是求敌人来犯。若敌人不趋，我岂不扑空？自应作‘必趋’。旁证是曹操注：‘攻其所必爱，出其所必趋。’李荃注：‘出其所必趋，击其所不意。’由此看来，魏、唐人所据本也作‘必趋’。孙星衍校本（《岱南阁丛书》本，以后《诸子集成》本）也用它改‘不’为‘必’，是有理由的。由此也可见汉残简的可贵之处。”^[21]

敦煌卷子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古代纸抄本的宝库，给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而可靠的校勘资料。敦煌卷子对校订唐代诗歌，作用十分明显。如敦煌卷子本《高适诗集》：“《武威作》二首即后世传本之《登百丈峰》二首，可据以订正后人严重妄改之讹误。如其一首句，诸本均作‘朝登百丈峰’，此本作‘朝登百尺烽’。以‘百尺烽’为是，‘烽’即烽火台，古时烽火台甚高，西北地区至今仍有遗迹。‘烽’因形近误作‘峰’（或后人不解古时烽燧之制而妄改），遂又将‘百尺’妄改为‘百丈’。”^[22]可见古抄本敦煌卷子，不仅有助于发现今本的文字错误，而且为后人改正文字错误提供了依据。

3.拓本

为了使某些文献能够长期保存，人们便将它们刻在石头上。为了使这些刻在石头上的资料能够广泛流传，人们又用纸将它们摹拓下来，于是便成了拓本。由于不少拓本所拓石刻文献比较原始，因而比较可靠，常被人们用作校勘之资。如宋方松卿校韩愈集，其《韩集举正叙录》首列石本，共著录《汴州东西水门记》、《燕喜堂记》等17种。胡适尝举一例：“卢见曾的《国朝山左诗抄》卷四十五有蒲松龄小传，引张元的《蒲先生墓表》说：卒年七十六。张元的《墓表》全文，我那时没见着。鲁迅的《小说史略》根据《聊斋文集》附录的《墓表》，说蒲松龄至康熙辛卯始成岁贡生，越四年遂卒，年八十六（1630—1715）。”^[23]孰是孰非？胡适《跋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云：“关于蒲松龄的事迹，最早的记载是张元作的《柳泉蒲先生墓表》。不幸诸书引此篇，都不是全抄原文，往往有妄删妄改之处，又往往有误抄之处，因此引起了不少的笑话。去年淄川的路大荒先生在蒲松龄的墓上寻得此碑，拓了一份寄给我……碑文中说蒲松龄死时‘享年七十有六’，与《山左诗抄》及《淄川志》所记相合，可证各本作‘年八十六’之误。这一字之误，关系不小。”^[24]这个例子还说明拓本越原始、越完整，也就越可靠。

4.印本

总的来说，稿本、抄本、拓本都不多，所以从事校勘主要还得依靠各种印本。印本包括刻本和活字本。署名为宋岳珂的《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书本》列举了据校的23种不同的版本，其中至少有21种系印本。

在众多的印本中，校勘家又特别重视那些既早而又可靠的本子。清陆敕先校《管子》跋云：“古今书籍，宋板不必尽是，时板不必尽非。然校是非以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时刻之是者无六七，则宁从其旧也。”^[25]黄丕烈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武林旧事六卷跋》中也指出：“校勘群籍，始知书旧一日，则其佳处犹在，不致为庸妄人删润，归于文从字顺。故旧刻为佳也。”谨举一例，宋陆佃校《荀子注》，撰《荀子考异》，跋云：“旧尝患此书无善本，求之国子监，亦未尝板行。比集诸家所藏，得二浙西蜀本凡四。增寡同异，莫适取正。末乃于庐陵学官藏书中，得元丰国子监刻者，遂取以为据，然犹有谬误。用诸本参校，凡是正一百五十有四字。其有疑而未决者；并世俗所习熟而未定，如青出于蓝而青于蓝者；监本所出而文义或非，如美善相乐者。皆不敢没其实，著之卷末，又一百二十有六条。”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陆佃在校勘《管子》时，广泛搜集印本，以北宋国子监刻本为依据，并参校诸家刻本。对疑而未决者，则以校勘记的形式，著之卷末，态度审慎。

5.注本

对古书加以解释，旧有传、注、说、故、训、记、解、笺、章句等多种名称，我们可统称为注。注通常附书以行。我们可以将附有注释的文献称为注本。注本是文献的异本之一，也是重要的校勘资料。人们早就注意利用注本来从事校勘工作。如《诗经·关雎》篇“君子好逑”，郑玄笺云：“怨偶曰仇。”据此，唐陆德明指出：“本亦作‘仇’，音同，郑云：‘怨偶曰仇。’”

后来人们更加自觉地利用注本进行校勘。如夏炯《书抱经堂丛书后》深有体会地说：“据注以校经，据疏以校注，据他经之注疏，以校本经之注疏，如是，不可通者少矣。”^[26]注本之所以能被有效地用作校勘之资，主要是因为它的正文和注文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们是怎样利用这种关系来纠正文献错误的。如《史记·五帝本纪》云：“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王念孙指出：“‘西至’本作‘西济’，此涉上下三‘至’字而误也。《正义》曰：‘济，渡也。’则本作济明矣。唐魏徵《群书治要》，引此正作‘济’。《大戴礼·五帝德》篇同。”^[27]《正义》指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实际上是为《史记》做的注。如果《史记》原文没有“济”字，就没有必要注：“济，渡也。”有了这条注释，正好说明原文为“济”而非“至”。再如近人王利器校杜诗云：“宋刊分门集注本《舟中出江陵南浦分寄郑少尹审》：‘别燕赴秋菰。’注言：‘别之而起去。’则‘赴’当从注作‘起’，宋本卷第十七正作‘起’。元刊集千家注分类本注引李充：‘别燕背人去，双起秋浦菰。’此正少陵所本。”^[28]

值得注意的是，注文同正文一样，也会出现各种错误，除无心错误外，也有不少是被后人误改造成的。所以，我们在利用注本校勘时，也应持慎重态度。

6.选本

按照一定标准，将一位或一位以上的作家部分作品编辑在一起的文献称为选本。选本可能是抄本，也可能是印本，所以我们单独作为一类来进行讨论。不少选本由于编辑时间较早，比较多地保留了作品的原貌，因此可用作校勘的资料。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于《才调集》提要称该书所录：“颇有诸家遗篇，如白居易《江南赠萧十九》诗、贾岛《赠杜驸马》诗，皆本集所无。又沈佺期《古意》，高棅篡改成律诗；王维《渭城曲》‘客舍青青杨柳青’句，俗本改为‘柳色新’；贾岛《赠剑客》诗‘谁为不平事’句，俗本改为‘谁有’。如斯之类，此书皆独存其旧，亦足资考证也。”钱谦益也谈道：“《文苑英华》载王右丞诗，多与今行椠本小异，如‘松下清斋折露葵’，‘清斋’作‘行斋’。‘种松皆作老龙鳞’作‘种松皆老作龙鳞’。并以《英华》为佳。《送梓州李使君》诗：‘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作‘山中一半雨’尤佳。盖送行之诗，言其风土，深山冥晦，晴雨相半，故曰‘一半雨’，而续之以楚女巴人之联也。”^[29]

某些编辑稍晚的选本，由于所据资料较早或源出两途，往往也可用作校勘之资。如近人所撰《阮籍集校注》，就利用了清人陈元龙编的《历代赋汇》。作者在从事校注工作时，“凡清末诸大家之选本均校之。如《东平赋》‘□土唯中’一句，诸本皆然，通过检校陈元龙等辑《历代赋汇》及张惠言《七十家赋抄》，则此句作‘厥土唯中’，于是缺字迎刃而解。……如《亢父赋》之‘亢’字，诸本皆作元，遍查有关史地书籍实无‘元父’这一地名，显然‘元’为‘亢’字之误，但注者直待检得梅鼎祚本正作‘亢’，又《历代赋汇》‘元’字下注‘一作亢’后，始据以校改”^[30]。应当说明选本也不尽可据，由于选者的目的、态度、识见、所依据的资料来源不同，不少选本甚至会造成一些新的异文，因此我们在利用选本进行校勘时，也需要做一番考订工作。

7.校本

凡经校勘的书称校本。从事校勘当然应当充分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而校本则是保存校勘成果的一种重要形式。校本有两个优点：一是前人据以校书的某些版本及有关资料可能已经亡佚，某些版本及有关资料虽未亡佚，往往被藏书家视为珍秘，难以见到。而这些资料却常能在校本中觅得。二是凡勤于校勘者多为专家学者，他们的校勘成果当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我们在从事校勘前，应当对已有校勘成果作一番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以《汉书》为例，张舜徽先生指出：“一部《汉书》，从宋代刘敞、刘攽（敞弟）、刘奉世（敞子）作《刊误》以来，清代学者继起校勘。其中以钱大昕的《汉书考异》、钱大昭的《汉书辨疑》、王念孙的《汉书杂志》、沈钦韩的《汉书疏证》、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最为专门。清末王先谦，便荟萃群言和其他笔记、专著中阐明《汉书》旧义的见解，再加以自己数十年间钻研校订的心得，写成《汉书补注》一百卷，精刊行世。照理讲，今天阅读《汉书》，自以王氏《补注》为最完备了。但是近人杨树达，一生读《汉书》最为精熟，在王氏《补注》的基础上，复有所订正。早年写成《汉书札记》，一九二四年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汉书补注补证》。近年又有所增益，刊行了《汉书窥管》。有些地方，较过去学者们用心更细、校勘更密了。”^[31]

事实上人们在校勘中，也是充分注意吸收前人校勘成果的，如王念孙《荀子补遗序》云：“余昔校《荀子》，据卢学士校本而加案语。卢学士校本则据宋吕夏卿本而加案语。去年陈硕甫文学以手录宋钱佃校本异同邮寄来都，余据以与卢本相校，已载入《荀子杂志》中矣。今年顾涧 pagenumber_ebook=163,pagenumber_book=147 文学又以手录吕、钱二本异同见示，余乃知吕本有刻本、影抄本之不同。钱本亦有二本，不但钱与吕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吕本，同是钱本，而亦不能尽同，择善而从，诚不可以已也。时《荀子杂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顾文学所录而前此未见者，为《补遗》一编，并以顾文学所考订，及余近日所校诸条，载于其中，以质于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邮王念孙叙，时年八十有七。”^[32]

中国古典文献学：异本搜集及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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