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版本形式进行鉴别-中国古典文献学

1.验牌记

牌记又名碑牌、木记、墨围，俗称书牌子，是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相当于今天的版权页。一般认为牌记兴起于宋。清叶德辉云：“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其牌记亦谓之墨围，以其外墨栏环之也。又谓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后，书坊刻书多效之。”^[31]牌记最初环以墨围，只是为了区别正文，引起读者注意^[32]。后来为了美观，对墨围进行了美化，形成单线牌记、双线牌记和花线牌记数种。牌记一般为长方形，也有作钟形、鼎形、琴形等其他形状的。通常为一行或两行字，用以说明刻书的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牌记在书中的位置不定，但它提供的信息却非常丰富。一般来说，牌记都能反映该书的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和出版人，如《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国朝名臣事略》目录后有“元统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书堂”一行牌记，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本《昌黎先生集》书尾有“淳熙改元锦溪，张监税宅善本”两行牌记。除此之外，牌记还涉及许多方面的内容，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对牌记所反映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具体说来：

有的牌记反映了刻书过程，如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杜韩诗句集韵》的牌记称“康熙岁次丙戌中秋日开雕，丁亥立夏日告竣”。

有的牌记记载了所刻字数，如《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礼记注》卷三后有“经五千七十四字，注四千八百九十八字，音义二千九百一十六字，余仁仲刊于家塾”四行。

有的牌记反映了用纸情况，如《天禄琳琅书目》著录的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后有牌记云：“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

有的牌记印有刻书部数及售价，如《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甫里逸诗》姓氏后有“印一百部，五十分送四方，五十待售，纹银二钱”一行。

有的牌记强调了版权，如叶德辉藏五松阁仿宋刻本《东都事略》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33]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刊本《月露音》封面钤朱文长方牌记云：“杭城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八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

有的牌记显示了版本的类型，如《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泥版试印初编》封面后有“猷州翟西园自造泥斗版”牌记一行，可见该书为泥活字印本。

有的牌记反映了版本的源流，如《明代版刻综录》卷三著录的《新刻蔡中郎伯喈文集》，序后有“嘉靖甲申孟冬月宗文堂郑氏新刊”，目录后有“此书原系正德乙亥春三月锡山华氏坚允刚铜板印行，今郑氏得之绣梓”牌记^[34]。

牌记虽然是鉴别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也不能过于迷信。因为牌记具有广告性质，特别是一些坊刻本，书贾为了牟利，往往故意作伪造假，挖改牌记，使得一些牌记的可信度降低。另外，还有翻印本照刻原牌记，版片易主后挖改牌记，或某些版本牌记前后矛盾、信息混乱，也使得仅依靠牌记来鉴别版本存在危险，必须辅之以其他手段。

2.考刻工

刻工即刻字工匠。古代刻书的刻字工匠以刻板计酬，出资人为了便于付酬，往往要求刻工在所刻书板上附刻自己的姓名或姓名的一部分，以便核验。刻工为了对所刻书板负责，也许还有借以自我宣传的考虑，也乐于刻上自己的姓名。而某一刻工一般活动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域，其一生也许要刻许多书，有的书因有序跋或牌记，比较容易断定刻本年代，以此为参照，就可以判断这一刻工所刻其他版本的大致年代。因此，考察刻工也就成为鉴别版本的重要方法。

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在刻板上刻下自己姓名的是后晋开运四年（947年）刻印的观世音菩萨像及愿文，末有“匠人雷延美”字样。刻本刻记刻工姓名在宋代形成制度。宋、元刻本，除部分坊刻本外，一般都有刻工姓名，多刻于书口下端。明刻本有的刻有刻工姓名，有的没有，且出现在版面的地方也不一致，有在书口的，也有在序跋后、目录后、凡例后、牌记中的。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张氏统宗世谱》附有《会修职名》云：“镌刻，祁邑城西匠氏徐广、歙邑仇村匠氏黄琥、歙邑仇村匠氏黄珀、歙邑仇村匠氏黄球、歙邑仇村匠氏黄琰、歙邑仇村匠氏黄珪、歙邑仇村匠氏黄瑶、歙邑仇村匠氏黄珏、歙邑仇村匠氏仇元、歙邑仇村匠氏黄珦、歙邑仇村匠氏黄瑜、歙邑仇村匠氏黄琇、歙邑仇村匠氏黄銮、歙邑仇村匠氏仇钊、歙邑仇村匠氏仇显；印刷，祁邑城西黄昂元、祁邑城南黄荣、歙邑岩镇谢恕；装订，祁邑城东谢泗、祁邑城东谢寿、祁邑城东胡四。”^[35]这是工匠开列最全的例子。利用这些刻工来鉴别版本无疑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版本学界一直重视刻工问题。不过，真正对刻工进行系统研究的，当数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为最早。他以宋刻本130种、元刻本73种为依据，收宋代刻工约1500人、元代刻工约750人，制成《宋元刻本刻工名表初稿》，于1934年发表^[36]。此后，国内进行刻工研究的学者渐多，成绩也颇丰。最重要的有冀叔英编制的《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文献》，1981年第7辑），收明中期苏州地区刻工600多位，开断代地域刻工研究的先河。李国庆编著的《明代刻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以1100余种明刻本为依据，收明刻工5700余人，兼收写工、绘图工、印刷工、装背工若干，所收明代刻工最称完备。何槐昌编制的《宋元明刻工表》（《图书馆学通讯》，1983年第3期），以170余种宋刻本、50余种元刻本、100余种明刻本为依据，收宋、元、明刻工6000余位，是目前所见收刻工最多的刻工表。这些刻工表对于版本鉴定工作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另外，王重民撰《中国善本书提要》所附《刻工人名索引》收刻工600余位，也极便于检索，是很好的工具书。

当然，仅凭刻工来鉴别版本是不够的。原因在于：第一，并非所有的古籍版本都记有刻工，而是有相当一批数量的版本并不刻记刻工，这些没有刻记刻工的版本当然无法利用刻工来鉴别版本。就地域而言，浙本记刻工者居多，而闽本、蜀本记刻工者较少；就出版人而言，官刻本、家刻本记刻工者居多，而坊刻本记刻工者偏少。第二，即使刻记刻工的版本，所记刻工也多只有刻工姓名的一部分，如宋沈枢《通鉴总类》元至正年间平江路重刻本版心所记刻工有：平江张俊、景仁、仁、芦显、赵伯川、赵海、好显、好古、遂良、何、可、潘、番、夫、王、周、世、陈、八、元、原、圭、付、傅、东、德、什、昷、朱、亨、祥、中、仲、和、魏、灌、天、忠等，这里有的姓名完整，但多数只是姓或名号，据此很难对刻工进行考证。加上古今同姓名者不少，也增加了考证刻工的难度。第三，明、清覆刻宋、元刻本，有时连刻工也一并翻刻，使依刻工来辨别版本年代出现问题。

3.看版式

版式即书板的样式，包括版面、栏线、行款、版心等部分。

版面指纸面上印版所占的面积。其四周用线围着，称版框（又称版匡）。栏线也称界栏，即版面四周的边线，上方的叫“上栏”，下方的叫“下栏”，两边的叫“边栏”或“左右栏”，它们确定了版面的大小。只用一条粗栏线的称“单栏”，用一粗一细（一般为外粗内细）两条栏线的称“双栏”。不同时期的不同出版人往往使用不同的栏线。宋初刊书，因其多出于卷子本，故界栏仍然采用乌丝栏界之旧，大抵用单边，少量的也用左右双边。宋室南渡，流风既远，古法无存，于是始有四周双边。元本承南宋旧制，多四周双边。明、清则以左右双边为多。由于宋本即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等几种栏线形式，此后各种版本的栏线大体不出这几种形式，故依靠栏线很难对版本进行鉴别。不过，由栏线所确定的版框的高度和宽度却各家不同，后人多参考栏线和版框来鉴别版本的异同。

行款即行文的款式，包括行格和字数，通常以半页计算。尽管各代刻书的行款非常复杂，但也不是无规律可循。屈万里、昌彼得指出：“官府及各家所刻书，其行款亦往往各有其定式。如北宋单疏本（南宋覆本同）群经义疏，每半叶皆十五行。小字本正史，每半叶皆十四行。中字本者皆十行。南宋重刻南北朝七史，半叶九行。宋浙东茶盐司所刻诸经注疏皆八行，建刻注疏则十行。书棚本唐人诗集及宋人江湖小集，皆十行十八字。元九路所刻诸史，皆十行二十二字。”^[37]正因为某时某地某刻书人的刻本大都有自己比较固定的行款格式，所以通过书籍行款可以进行版本鉴别。清人江标著有《宋元本行格表》，裴子英也有《宋元行格表》，可以参考。此外，宋、元刻本每行字数多寡不一，竖看整齐，横看常不整齐，而明、清时期雕印水平提高，刻本每行字数一致，竖看整齐，横看也整齐，这也可以作为区别宋、元刻本与明、清刻本的参考依据。

版心即刻版的中心部位，为两半页分界处，一般不刻正文，而刻有折叠书页标志的“鱼尾”。鱼尾因其数量、形状不同，分为“单鱼尾”（版心只刻一个鱼尾）、“双鱼尾”（版心上下同时刻两个鱼尾）、“三鱼尾”（版心上中下同时刻三个鱼尾）、“黑鱼尾”（鱼尾全黑）、“白鱼尾”（鱼尾全白）、“线鱼尾”（鱼尾用线条表示）、“花鱼尾”（有花纹图案的鱼尾）、“顺鱼尾”（两只鱼尾为顺向）、“逆鱼尾”（两只鱼尾为逆向）等。宋刻本通行蝴蝶装，刻有“鱼尾”的部位朝里，故名版心。后改为包背装和线装，这一部位朝外，故又称书口。书口有“黑口”（书口印有黑线）、“白口”（书口不印黑线）、“大黑口”（黑线长而宽）、“小黑口”（黑线细而窄）、“上黑口”（刻在书口上栏）、“下黑口”（刻在书口下栏）、“上下黑口”（上栏下栏均刻）等。版心的这些标记特征常常可以反映版本的雕刻时代。清人叶德辉便云：“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多从宋本繙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重不亚宋、元，盖以此也。大抵此类版心，书名只摘一字，下刻数目。其白口、小黑口空处，上记本叶字数，下记匠人姓名，不全刻书名也。全刻书名在万历以后，至我国初犹然。鱼尾有双有单，双者上下同；单者上刻一鱼尾，下则只刻一横线纹。亦有版心全系黑口者，则鱼尾以外，皆粗黑线，如元张伯颜本《文选》，及明刻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之类。此则匠人以意为之，不为定式也。耳子以识书之篇名，始宋岳珂之刻九经三传，今武英殿之仿刻五经本，其式犹存，他书则罕见。”^[38]这里所谈到的版心变化情况，很值得鉴别版本时参考。只是所谓“耳子”，宋本经部书多有，并非始于岳珂之刻经传。“耳子”是刻在版框左栏外上角的一个长方格，当时采用蝴蝶装，耳子内刻小题、卷数，便于检查。

版式图示

版式涉及的问题很多，综合考察版式的方方面面，对于鉴别版本有极大的帮助。

4.查讳字

中国古代社会为了严格尊卑等级秩序，实行了一套文字避讳制度。所谓避讳，就是在所书写的文字中不得直接出现当代君主及其所尊之名，要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回避，以表示尊崇。这些所避讳的字就是讳字。古代避讳一般是避国讳。也有的将避讳推及到自己的长辈，称为“避家讳”。

一般认为，避讳之例始于周，行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极于清，直至民国改元，才基本废止。《左传·桓公六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杜预注云：“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39]说明周人已经开始避君父的名讳。秦人通行避讳。汉代不仅避君父讳，而且避后妃讳。六朝士人，极重家讳，对唐人影响甚大。辽、金、元起自朔漠，本不避讳，后来受汉文化影响，也偶有避讳，元代甚至规定了讳字，但多未严格执行，故元本多不避讳。宋代避讳严格，一般宋刻本均避讳。其中浙本避讳最严，蜀本、建本次之。明代最初不甚避讳，万历以后，避讳渐严。清人避讳极严，其规定相当繁琐苛刻，“雍乾之世，避讳至严，当时文字狱中，至以诗文笔记之对于庙讳御名，有无敬避，为顺逆凭证”^[40]。这说明当时统治者已经将避讳作为一种专制手段。

文字避讳的形式各朝不完全相同。秦汉一般只讳庙号和御名，汉以后又发展为讳嫌名。《礼记·曲礼上》云：“礼不讳嫌名。”郑玄注曰：“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41]陈垣说：“嫌名之讳，起于汉以后。《三国·吴志》二：‘赤乌五年，立子和为太子，改禾兴为嘉兴。’此讳嫌名之始也。”^[42]

避讳常用的办法有改字、空字、缺笔、改音等。陈垣在《史讳举例》中对这些方法做了很好的说明。关于改字，陈垣说：“改字之例显于秦，《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使将击荆。’《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又《秦楚之际月表》端月注，索隐曰：‘秦讳正，谓之端。’琅邪台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43]关于空字，陈垣说：“有因避讳，空其字而不书，或作空围，或曰‘某’，或径书‘讳’字，其例亦古。《书·金縢》曰：‘唯尔元孙某。’孔传：‘元孙，武王。某，名。臣讳君，故曰某。’《史记·孝文本纪》：‘子某最长，请建以为太子。’某谓景帝启也。《史记》、《汉书》于汉诸帝纪皆不书名。许氏《说文》于禾部光武讳、艸部明帝讳、火部章帝讳、戈部和帝讳、示部安帝讳，皆注曰‘上讳’，空其字不注。”^[44]关于缺笔，陈垣说：“避讳缺笔之例始于唐。唐以前刻石，字多别体，不能定何者为避讳。……乾封元年赠泰师孔宣公碑，两引‘生民以来’，俱作生人。‘愚智齐泯’，泯作汦。此为唐碑避讳缺笔始见。以后缺笔之字渐多。”^[45]关于改音，陈垣说：“避讳改音之说，亦始于唐。然所谓因避讳而改之音，在唐以前者多非由讳改；在唐以后者，又多未实行，不过徒有其说而已。”^[46]所以，避讳方法主要还是改字、空字、缺笔三种。

避讳是统治者加强专制集权的手段，也成为当时文化人的一种陋习。由于各个时期对避讳的要求宽严不一，讳字也不相同，人们便可利用讳字来鉴别版本的时代。一般情况下，这种鉴别方法是较为有效的，所以前人对避讳的研究成果也很多。清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三《历朝避讳字宜改正》，清张之洞《輶轩语·敬避字》，陈垣《史讳举例》，张惟骧《历代讳字谱》，魏隐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第七章所附《宋至清各代帝王历祚及讳字简表》，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卷四《年表（附避讳字）》，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第五章“雕印本的鉴定”中的《宋至清历代帝王讳字简表》，都对避讳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诸伟奇、贺友龄等编辑的《简明古籍整理辞典》所附录的《历代避讳举例》^[47]也颇便于参考。

当然，利用讳字来鉴别版本刊刻时代也并非绝对可靠。一是覆刻本常常按原本覆刻，原本的讳字也照样保留，容易形成误判。二是书贾往往利用人们以讳字来鉴别版本的习惯，假造讳字以作伪，给版本鉴定带来困难。三是同时代不同类型的版本的避讳情况不完全相同，如宋代的官刻本避讳颇严，而家刻本、坊刻本避讳就不那么严，不能以官刻本避讳例来衡量家刻本和坊刻本，否则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5.看字体

古人刻书颇重书法，而一个时期一个地域往往有某一种或几种流行的字体，这与时代风气和文化传统有关。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所刻的书板，其字体也会有不同的特色。根据字体来鉴别版本，也就成为版本学家们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一般来说，北宋刻本多采用欧阳询体，南宋刻本则用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体。这里又有地域的差别。浙本采用欧阳询体，前期偏肥，后期转瘦；蜀本大字本是典型的颜真卿体，小字本则处于颜体和柳体之间。闽本（建本）在柳公权字体的基础上略加改进，大字横细竖粗，小字一样纤细。元代刻本多采用赵孟頫体，但早期元刻本仍有宋金遗风，极易与宋本相混。蜀本在元代衰落，山西平阳崛起平水本，平水本在欧体基础上加入颜体，字形较为挺拔。明初期刻本多用赵孟頫体；中叶以后，覆刻宋本成风，所用即宋版字，但比宋版僵硬呆滞，得其形而遗其神；晚期则在中期基础上更趋规整，形成横细直粗的长方形宋体字。清代则通行仿宋体，比明刻本字体略为圆润秀美。康熙至乾隆时期还盛行过一种软体字，笔画宛转，很像写出来的。

通过字体来鉴别版本，需要有比较专门的书法知识和书法审美鉴赏水平，并非一般人所能胜任，且覆刻本往往与原刻本字体一致，一般人难辨真假，因此仅靠察看字体来鉴别版本是颇为困难的。

6.看纸墨

刻版印书所用纸墨一般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因而一些版本学家也利用纸墨来进行版本鉴定。

北宋的监本和南宋的浙本、蜀本，多用白麻纸，南宋的闽本一般用黄麻纸。这种麻纸，帘纹宽若两指，是用楮树皮为原料制成，质地细薄坚韧，如不受潮，经久不变质。以四川麻纸最负盛名。建本多用竹纸。浙本也用本地产的桑皮纸（以桑树皮为原料制成），“经国子监校勘的书多在杭州雕版，用浙江桑皮纸印刷”^[48]。不过，现存桑皮纸印本甚少。宋建本多用竹纸。“元代浙江官刻本《重校圣济总录》（1299年—1300年）是用树皮与麻料的混料纸。”^[49]元朝后期，多用黄麻纸，帘纹变窄，宽约一指。平水本用纸类似浙本，建本则仍用竹纸。明代盛行一种棉纸，南方称“皮纸”，据化验仍为皮料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洁白细柔，韧性较强。黑棉纸色呈黄黑，韧性稍差。嘉靖以前的棉纸比较细薄，明前期印书多用这种棉纸。《永乐大典》便是用白棉纸钞写。隆庆以后，棉纸略为粗厚，用作印书的渐少。清人喜用开化纸，此纸因产于浙江开化而得名，南方也叫“桃花纸”。开化纸质地细腻，洁白柔软，无帘纹，韧性较强，印出的书比较美观。《四库全书》即用开化纸钞写，武英殿本也多用开化纸。乾隆以后印书常用连史纸或毛边纸。连史纸白而匀细，与棉纸相似，韧性稍差。毛边纸色呈米黄，亦简称黄纸，质地略脆，韧性次于连史纸。后有机器连史纸，与连史纸类似，颜色略黄，由机器生产，清末民初被用来印书，中华书局印《四部备要》即用此纸。晚清以来印刷金石、考古、书画、印谱多用宣纸。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种类繁多，常用来印书的有“玉版”、“棉连”、“科半”等。从整体上看，明、清的造纸槽坊多在南方，主要以竹为原料，所以竹纸的使用也最为普遍。

各时代各地方印书用墨情况也不一致。宋本用墨质料精良，用松烟或油烟制成，色黑似漆，有香味，虽受潮或水湿而不浸润濡染。元刻本用墨略逊于宋，香味全无。明刻本用墨较差，其劣者甚至以煤和面粉代替墨汁，不仅颜色浮浅，而且容易浸染脱落，使版面模糊成为大花脸，被称为“邋遢本”。清代制墨原料较精，工艺也较先进，故印本用墨优于明本。正因为各个时期用墨情况不同，版本墨色存在差异，因而依据墨色来鉴别版本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一些覆刻本和作伪本，如果仅从牌记、刻工、版式、字体、避讳等方面，也许很难鉴别真伪，但从用纸和墨色上仍然能够发现它的本来面目。

当然，通过纸质、墨色来鉴别版本，要求有很高的专业知识，一般人较难达到。而纸张的使用本身也比较复杂，各时期用纸虽有某种主流倾向，但交叉使用的情况普遍存在，不同地方生产的同一种纸质量也不一样，如棉纸就分河南棉纸、贵州棉纸、山西棉纸等，区分起来也很困难。虽然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物理方法进行检测，但毕竟不很方便。所以，通过纸墨鉴别版本也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

7.看装帧

前面已经说过，书籍装帧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流行的装式：宋本多用蝴蝶装；元本有蝴蝶装，也有包背装；明前期用包背装，后期改为线装；清代主要是线装。因此，根据版本的装式，也可以鉴别版本的时代。不过，以上所说各种装式并不是绝对的，如宋本虽多用蝴蝶装，但也有一些版本用经折装，甚至还有个别线装，加上现存宋本多经后人重新装潢，已经改变了原有装式，这些都需要我们在进行版本鉴别时加以注意。

8.审书名

书名也是我们在进行版本鉴别时需要留意的。这里所说的书名，主要指书名前的一些冠有朝代名称的冠词，如“国朝”、“皇朝”、“昭代”等，以示对当代的尊崇。一般来说，凡冠以“圣宋”、“钜宋”、“皇元”、“大元”、“皇明”、“大明”、“皇清”“大清”等字样者，多为本朝刻本，因为后朝刻书家是不敢恭称前朝为“圣”为“大”的，不然，就会触犯本朝的政治大忌。因此，审查这些书名冠词，可以帮助鉴别版本。如《圣宋文选》为宋刊本，而《宋文选》则为清顾宸辑刊本；《皇明英烈传》为明刻本，而《明朝英烈传》则为清刻本；《皇清经解》、《大清一统志》则肯定是清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