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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版本的起源和定义

【摘要】:“版本”,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刻版印书出现后为区别刻本和写本而使用的名称。因最初的印版是以木板为原料雕刻而成,故“版本”又称“板本”。其实,“版”(“板”)和“本”很早就作为书籍文献的名称在使用。因此,广义的“版本”又可以指一切形式的书本。“本”的原意为树根。引申为根源、原本。这就是说,版本之称是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6]这一结论大体符合宋以前人们对版本称谓的实际。

“版本”,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刻版(也称雕版)印书出现后为区别刻本和写本而使用的名称。因最初的印版是以木板为原料雕刻而成,故“版本”又称“板本”。

其实,“版”(“板”)和“本”很早就作为书籍文献的名称在使用。因此,广义的“版本”又可以指一切形式的书本。

中国书籍究竟何时出现,现在还不能定论。相传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远古茫茫,实难征信。《尚书·多士》载周公语云:“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古人把文字写在加工好的竹片上,这种竹片叫做“简”;若干简编连起来就叫“册”或“策”,大概可以相当于书籍了。“典”,《说文》云:“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原指收藏在兀上的简书。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殷商已有十分成熟的文字体系,并且甲骨卜辞也是被妥善收藏的,证明周公所说之可信。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发现殷商时期的“典”与“册”。

书籍的存在需要载体。“从现存实物的时代来看,首先有甲骨,随后有青铜,再后有石头,然后是竹木”[2],同时还有缣帛。甲骨文是对卜筮活动的记载,主要用来核实卜辞是否灵验,它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书籍。青铜铭文保存了许多重要历史资料,但它只是青铜器的附赘,虽有书籍的某些作用,但还不是正式的书籍。除青铜铭文外,当时还流行刻石,陕西便曾出土了春秋战国之际的10个石鼓,上面刻有600多个籀文,显然是供人阅读的,这已经可以算是正式的书籍了。当然,与后世书籍制度联系更为紧密的,还是简策和版牍(参看本书第一章)。

“简策”也称“简册”,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三国时期,都是主要的书籍形式。当时的文字载体除竹简外,还使用木片。这种用来书写的木片称为“版”(“板”)或“牍”。王充《论衡·量知》云:“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即指此。由于用于书写的版成方形,故版牍又称“方”。《庄子·天下》篇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方板或方版有时也连称。一支简只能书写少量的字,方板的容量就大一些,而策的容量最大。故《仪礼·聘礼》云:“百名以上书之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3]《春秋·序》也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颖达疏云:“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4]这就把古人使用版牍和简策的情况说得十分清楚了。

“本”的原意为树根。《说文》云:“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引申为根源、原本。于是人们把书籍文献的原本也称为“本”。《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云:“案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余嘉锡认为:“寻《风俗通》之意,‘一人持本’者,持竹简所书改易刊定之本,‘一人读书’者,读传写上素之书也。以油素之书写自竹简,则竹简为书之原本,故呼曰‘本’。其后简策之制既废。写书者借人之书传录,则呼所借者为‘本’。《后汉书·延笃传》注引《先贤行状》曰:‘延笃欲写《左氏传》,无纸,乃借本讽之。’是其事也。凡书无不可传写者,因有书本之名矣。”[5]

版本之称,起于雕版印书。宋沈括《梦溪笔谈·技艺》云:“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这就是说,版本之称是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也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由此可见,宋人所云“板本”是指与“写本”相对的雕版印刷的书本。因此,清人叶德辉总结说:“雕版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版盛行,于是板本二字合为一名。”[6]这一结论大体符合宋以前人们对版本称谓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