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的兴起及发展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目录学的正式兴起则在西汉时期。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图书、目录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唐、宋两代，目录学事业蓬勃发达。其特点不仅表现在官修目录质量的提高，史志目录的发展，“国史艺文志”的兴修，私家目录的勃起，而且还开展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探讨。明、清两朝，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各种各类官、私目录著作纷纷问

目录之学，源远流长。《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篇”小序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这段论述，推论了古代目录的起源。

我国古代目录学，萌芽于先秦。如古今不少目录学家都认为《易传》之《序卦》篇，就是早期的一书目录。但是，目录学的正式兴起则在西汉时期。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几个“盛世”之一。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实力的增强，文化教育的发展，当时的统治者也相当重视图书、目录事业。远自汉初，便接受秦朝焚书灭典的教训，“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3]，使散失的图书得以适时的聚集和收藏，并且开始整理兵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记载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从“序次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的过程来看，已开始了校勘异同、删定篇次的图书整理，可能还进行了编制目录的工作。

汉武帝时制定思想文化政策，因感于“书缺简脱，礼崩乐坏”，“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宫中藏书处）”^[14]。而且为适应当时军事上的需要，还由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兵录》虽然久佚，但它终究成为见于记载的我国古代第一部兵书专科目录。

至西汉末年汉成帝之时，可能因为图书收藏制度还不够完善，图书还颇有散亡，于是使谒者（掌礼宾事宜之官）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诏著名学者刘向（字子政，成帝时任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等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图书与目录编制工作，由刘向总司其事。刘向对所校各书，都要校定新本，编写篇次，撰写一篇撮述全书大意的叙录，然后奏上。刘向所写的各书叙录（一称书录）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树立了叙录体目录的典型。可惜这些叙录大都遗失，现在只剩下《战国策书录》、《晏子叙录》、《孙卿新书书录》、《列子书录》及《管子》、《韩非子》、《邓析子》和刘秀《上山海经表》叙录等八篇。当时，刘向又把所校各书的叙录汇集成编，称为《别录》。可知《别录》就是一部汇集诸书叙录的提要目录学著作。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对《别录》有简要说明，至《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则俱称《七略别录》，这“七略”二字可能是后人所加。

刘向工作了19年，在成帝末年去世了。刘向死后，汉哀帝让刘向的儿子刘歆（字子骏）继承这项宏伟的事业。刘歆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就根据刘向的《别录》，“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最终完成了我国古代最早的综合性国家图书分类目录。阮孝绪《七录序》曾明确地说明过《七略》与《七录》的关系：“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旨要，著为《七略》。”可知《七略》是刘向、刘歆父子等一批学者共同完成的伟大成果。范文澜《中国通史》说“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和《史记》一样，是两部有辉煌成就的大著作，《七略》“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

《别录》和《七略》，亡于唐末五代之乱，宋初已无人见到。但《汉书·艺文志》是在《七略》基础上编撰的。从《汉书·艺文志》以及《别录》、《七略》的佚文来看，刘向、刘歆父子的功绩是巨大的：他们在校勘整理文化典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的方法，编辑综合性的分类目录，进行大量的学术研究，开创了我国古代的目录学。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图书、目录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

东汉一代，朝廷颇注重图书的收藏整理工作。汉光武帝建立东汉政权，把西汉朝廷的图书馆和文献档案都从长安搬到洛阳。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序》云：“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参倍于前。”明、章两帝时，著名学者班固、傅毅、贾逵等都典掌过校书的工作^[15]。汉安帝永初年间，刘珍、刘騊验、马融及五经博士等又“校定东观（在洛阳南宫，为聚藏图书之处）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16]。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也于灵帝熹平中，被“召拜郎中，校书东观”^[17]。这些校书工作对目录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却没有编制目录的记载。东汉目录事业的成就，集中表现在班固依《七略》而编撰的《汉书·艺文志》上，并由此而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学事业继续发展。官修目录，仅《隋书·经籍志》就著录有十余种。如魏郑默所编《中经》、西晋荀勖《中经新薄》、东晋李充《元帝四部书目》、宋王俭《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等，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官修书目。而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这两部私人编制的综合性系统目录，则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目录著作。专科目录，如荀勖撰文学专科目录《文章叙录》，裴松之撰史籍专科目录《史目》^[18]，释道安通录古今佛经的《综理众经目录》和释僧祐《出三藏记集》之类佛经专科目录等，都先后出现。一些目录学家还编制了引用书目，如阮孝绪《七录》所附的《古今书最》^[19]。同时，有关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代目录事业的总结和评述，也有了初步的注意。《七录》及后来唐人编的《隋书·经籍志》均设立有“簿录”类，著录汉魏以来的目录书，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目录学的发展和功用为更多人所认识的状况。

唐、宋两代，目录学事业蓬勃发达。其特点不仅表现在官修目录质量的提高，史志目录的发展，“国史艺文志”的兴修，私家目录的勃起，而且还开展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探讨。《隋书·经籍志》，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古今书录》，《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等，都是这段时期产生的目录名著。

元代目录事业发展缓慢。脱脱等所编《宋史·艺文志》主要是依据宋代原有的国史艺文志会合纂成。专史目录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私家目录仅存钟嗣成杂剧专科书目名作《录鬼簿》。

明、清两朝，是我国古代目录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各种各类官、私目录著作纷纷问世。明代官修目录和史志目录成就不算很高，但如《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及焦竑所撰《国史经籍志》，都是很著名的。明代私家目录较为兴盛，大体上以藏书目录及专科目录为主，如高儒《百川书志》、周弘祖《古今书刻》、吕天成《曲品》等都是著名之作，而《曲品》则是一部明代传奇的专科目录。

有清一代，目录书与此前各朝的总和相等，仅《清史稿·艺文志》目录类就登录有一百多种。清代目录学著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从图书收录、编制体例、目录形式和内容价值各方面看，都显示了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成就与特色。目录学的功用价值及其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长足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一部集大成的巨著。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章学诚《史籍考》，姚振宗《后汉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及张之洞《书目答问》等，也都是不同类型的目录名著。在目录学研究方面，章学诚等人也颇有成就。

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的兴起及发展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