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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与命名历程

【摘要】:正式把这一名称理解为目录学的意义,是在17世纪的中后期。可见在北宋时已有“目录之学”的提法。到了清代,目录学尤其受到重视而几乎成为一时之“显学”,这一名称被广泛使用。自宋代以来,对于目录学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如宋代郑樵、清人章学诚等认为“目录”不能独立成学,而应该属于“校雠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实际上,郑、章所论校雠之事正是目录学的内容。

西方国家的bibliography这一名词,起源于古希腊文,最初的含义是“书籍的抄写”。正式把这一名称理解为目录学的意义,是在17世纪的中后期。

我国的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公元前1世纪后期,即西汉成帝(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哀帝(公元前6年—前1年在位)时,大学者刘向及其子刘歆等在校理国家图书馆(天禄阁)丰富藏书的过程中,总结概括前人的经验和当时的成果,编制成综合性的群书目录《别录》和《七略》,进行了包括详著篇目、确立定本、分类立目、辨明学术源流、撰写书录、揭示图书内容价值等在内的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莫定了基础。故历来学者多以为目录之学启自西汉。但是,目录学这个专门名称的出现却晚在10世纪的北宋初年。

据宋人笔记苏象先《苏魏公谭训》卷四记载:苏象先的祖父苏颂(即苏魏公)“谒王原叔(宋初王洙字原叔),因论政事。仲至(王洙之子王钦臣字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可见在北宋时已有“目录之学”的提法。到了清代,目录学尤其受到重视而几乎成为一时之“显学”,这一名称被广泛使用。

自宋代以来,对于目录学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如宋代郑樵、清人章学诚等认为“目录”不能独立成学,而应该属于“校雠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实际上,郑、章所论校雠之事正是目录学的内容。如章学诚《校雠通义》言: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8]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9]

这里所说的“部次流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等,正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主要任务和特色。郑樵、章学诚以校雠否认目录之论颇有概念不确、名实不副之弊,所以有人对此提出非议。如清人李兆洛便说:“郑渔仲辑《艺文略》,始附以校雠之名。然其所言校雠之事,唯编纂类例,搜求亡书,则尚是目录家也。”[10]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亦云:

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雠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雠正是审订文字,渔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雠,命名已误……特目录不专是校雠板本耳。[11]

余氏所言,不仅批评郑、章诸人以校雠之名论目录之实,而且说明了校雠学之名不能代替目录学。而所谓“校雠”,《文选》卷六《魏都赋》李善注引刘向《别录》说:“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可知校雠原本是指校勘文字的讹误,它是刘向校理图书的工序之一,原本不包括目录学的含义在内。

因此,目录学不仅其名可以成立,它与版本学、校勘学等相互联系而又各自发展成为独立的专门之学。古今学者,自《汉书·艺文志》说刘向等校书,“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隋书·经籍志》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至清代王鸣盛、金榜,近现代余嘉锡、姚名达等,都对目录学的名义有过许多比较确切的论述。如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以为:“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鉴赏、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叙论篇》更界定“目录学”之名义说:

目录学者,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之专门学术也。[12]

姚氏认为目录学是编次群书目录,介绍图书主旨,说明学术源流,指导求书治学的专门学术,从而突出了古代目录学的学术性和实用价值。

综合诸家论述,我们似可给目录学如此定义: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一般规律的专门学术,它是目录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