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工具书及其使用法

如果按文献的编制体例和读者的使用习惯，古典文学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学习和研究的目的需要通读或精读的文献，如上述的总集、别集。另一类是为了解决学习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而需要查考、翻检和引用的特定的文献资料。前者可以称为原始文献或普通图书，而后者则被称为“工具书”。所谓工具书，是指搜集一种或多种资料，按照一定的编排体例和检索方法编写的、主要供人查阅的知识型文献。

工具书与普通图书的界限是相对的，“查阅”的含义也是相对的。比如字典和词典是最常用的工具书，人们为了搞清楚某个疑难字词的意思或读音，就去“查阅”字典或词典。但是，也有的学者对字典或词典不仅仅是“查阅”，而且是“通读”或“研究”，如清代学者通读《说文解字》成为做学问的基本功，钱钟书先生通读《韦氏英语大辞典》以掌握丰富的语词。当然，对于今天绝大多数读者而言，工具书主要还是备查的。

任何一个从事古典文学学习或研究的人，一生中都离不开工具书。由于工具书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种类繁多。因此，在高校已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或课程即“中文工具书使用法”。如果要对这门课程有更详细的了解，可以参考有关的教材（如詹德优等编著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增订版，商务印书馆，1996年）。下面，我们仅就与古典文学文献相关的工具书作些极其简要的介绍，以便大家举一反三。

1.书目、索引

书目和索引，是人们查阅文献的自然状况的最常用的工具书。文献的自然状况，包括书名、作者、篇数、卷数、版本、内容提要、类别等，著录这些情况的主要工具书是书目。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别录》和《七略》后来都亡佚了，但《七略》的基本内容和分类框架还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中国传统的书目分类，经过长期的演变逐渐形成以经、史、子、集为主的四部分类法。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等。《二十五史补编》中对历代史志目录的考证和补撰也很有价值。书目不仅使人们可以了解有关文献的著录情况，更重要的是目录学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或途径，也就是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关书目的进一步知识，大家可以参看本书第二章“古典文献的目录”。

索引又称“通检”、“引得”（index音译）。在书后编索引是西方传来的一种学术传统。索引通常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按一定的排列法编排；②有明确的索取范围；③有特定的检索对象；④注明标目在文献中的位置。索引能帮助人们从大量分散或杂乱的文献中迅速查找到所需要的资料。在古典文献索引的编制方面，洪业、聂崇歧主持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贡献很大。他们在22年间（1930年—1951年）共编制了索引64种，81册，中华书局20世纪60年代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再次重印。在这64种引得中有不少是有关古典文学文献的，如《杜诗引得》，可以很方便地查找杜诗的每一个单字在杜集中的使用情况。《毛诗注疏引书引得》、《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文选注引书引得》等引书索引对于古典文学研究也是大有帮助的。索引的种类很多，有专名索引、引书索引、篇名索引、词语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等。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查阅不同的索引。有关索引的其他情况，我们还可以查考本书第九章“古典文献的检索”。

2.字典、词典

字典和词典是人们查阅字词最常用的工具书。中文的字典和词典的编撰与汉字的特性密切相关。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古代的字典和词典对这三个方面往往有所侧重。以讲字形为主的叫字书或字典，如《说文解字》；以讲字义或词义为主的叫训诂书，如《尔雅》；以讲字音为主的叫韵书，如《广韵》。字典和词典的排列方法无外乎字序（形序、音序）、部首、笔画、四角号码、音序（按汉语拼音次序）等。

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和《尔雅》。古人关于《说文解字》最著名的注释是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张舜徽先生的《说文解字约注》，是今注中比较全面而简约的。除了清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外，我们还应参考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的《尔雅诂林》，它是有关《尔雅》最详尽的资料汇编。三国魏人张楫增广《尔雅》而编的《广雅》，补辑周秦两汉古书中的训诂材料，是与《尔雅》同等重要的词典，清人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是有关《广雅》最好的注本。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清人阮元编了一部讲训诂的字典《经籍纂诂》，这部字典取材丰富，专门搜集唐以前各种古书的注解，用这些注解来解释字义。不过，这部字典因编写体例不便检索，引用文献多有失误，已被武汉大学宗福邦教授主编的《故训汇纂》所取代。今人读古书用得最多的词典是《辞源》和《辞海》。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收汉语语词最多的词典是《汉语大词典》，它们是国家组织若干所高校的专家经过数年时间才编成的。我们在阅读古典文献中遇到疑难字词，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查找不同的字典或词典。

3.类书、政书

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类书采辑古典文献中有关典故史实、名物制度、诗文词语等方面的各种资料，分门别类编排，每一门类下又分若干子目，以供读者读书或写作时查阅、征引。在古代，类书还有帮助人们应付科举考试的功用，有点像今天的高考复习资料一样。类书搜罗的资料既庞杂又丰富，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大千世界，人间万象，天文地理，飞禽走兽，无所不包，因此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这部类书没有传下来。南北朝时所编的类书也基本上亡佚了。现存有价值的类书从隋唐时开始。

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唐代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经济类编》；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涵》等。这些类书除了《永乐大典》大部分散亡外，其他的都保存下来了。类书中保留了大量的古典文学文献，比如《太平广记》，从约400种书籍中搜集了自汉代至宋初的各种小说作品，许多已失传的作品，仅在此书中有佚文。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作品，多靠此书才流传下来，如《李娃传》、《莺莺传》等。宋以后的一些话本小说、戏剧创作，往往也从《太平广记》中选取题材。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史的开创性研究也离不开对《太平广记》的利用。类书在古典文献的辑佚和校勘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类书是古人读书写作时经常要参考的工具书，今人要研究古人的作品也不能不研究类书。

政书，是专门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工具书。“它搜集历代或某一朝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史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具有制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性质。”^[29]政书的编纂方法与类书相似，区别在于类书兼收各种各样的资料，而政书专收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类书只是一般性的抄撮排比资料，而政书则包括有编者的思想见解。最早的政书是唐代刘秩的《政典》，后来杜佑把它扩充为《通典》。其后，宋人郑樵编撰了《通志》，其中“二十略”体现了郑氏在学术制度方面的精到看法。元人马端临又编写了《文献通考》，杜、郑、马三书被称为“三通”。清代在“三通”的基础上，又编修了《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合称“九通”。清末刘锦藻又编了《清续文献通考》，加起来就成了“十通”。

“十通”的特点在于“通”，除此之外，还有专记断代的典章制度的工具书，名为“会要体”。“会要”的创始人是唐代的苏冕，他把初唐到中唐的九朝编成《会要》40卷。到了北宋初，王溥在其基础上又把中唐至晚唐的各朝材料补齐，编成《唐会要》100卷。该书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制度内容及其沿革，是人们研究唐代文史必备的参考书。此后，王溥又编了《五代会要》，南宋的徐天麟编了《两汉会要》共110卷。宋代政府曾组织编撰了规模宏大的《宋会要》2400多卷，后多散佚，四库馆臣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部分内容，重新编排，整理出《宋会要辑稿》460卷，其中有许多史料不见于《宋史》记载。清人龙文彬编有《明会要》80卷，清人还补撰了《春秋会要》、《秦会要》、《三国会要》等，中华书局按统一的版式和装帧出版了历代会要，为今人查找历代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提供了方便。

记载断代典章制度的工具书还有一种“会典体”，会典体是按职官系列编排的。最早的有《大唐六典》，其后有《元典章》，以及清人编撰的《大明会典》、《大清会典》。

4.历法、纪年

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所有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中发生的，关于时间的记载（年月日的长短及其相应的符号）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记载方法。有关的工具书首先是历法。所谓历法，是根据地球、月亮、太阳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确定时间的方法。中国古代采用以朔望月的阴历。为了调整历法月和朔望月之间的差距，要设置闰月。伊斯兰教国家所采用的回历也是一种阴历。由于在不同的历法中，一年的天数，每年开始的时间（岁首）以及每月的天数都不一样，置闰的方法也不一样。因此，要查考历史上的年月日并与公历（阳历）相互换算，必须借助有关的工具书。

中国古代用干支纪日、纪年，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顺序组合为六十对，六十对一个轮回，即俗称“六十花甲子”。用干支纪日早在殷商时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古代一月中有些日子有特定的名称，每月初一为“朔”，十五为“望”，十六为“既望”，每月的最后一天叫“晦”。苏轼的名作《赤壁赋》开头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通过古代历法工具书可以得知，壬戌年是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至于“七月既望”，则不用查书就可以知道是“七月十六”。朔晦两天，一般既称干支，又称朔晦。朔日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可以据此日推算出其他干支日为本月的第几天。

中国古代除了干支纪年外，自汉武帝以后还采用帝王年号纪年，如唐太宗贞观十年，清文宗咸丰元年。汉武帝以前，主要是王位纪年，如公元前770年记为周平王元年。此外，又有岁星纪年法、太岁纪年法等，这些纪年法都有一套专门的术语和名词，比较难懂难记，需要认真地学习才能掌握，如要理解屈原《离骚》中的纪年表达，就必须了解太岁纪年法。中国古典文献学有一个分支学科叫做“年代学”，就是专门研究历法、纪年的学问。大家在阅读古典文学文献时，遇到阴历年月日的查找或阴历、回历、公历互相换算的问题，可以利用各种年表方面的工具书，如万国鼎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书局，1978年），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陈垣编《中西回史日历》（中华书局，1962年）及其《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78年）等。

5.地理、方志

人类的所有活动既是在一定的时间中发生，同时也是在一定的空间或地域里发生。与空间或地域相关的知识和学问就是地理。就古典文献所涉及的地理范围而言，主要是历史地理。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早在《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中就已见端倪。在古典文献的阅读和学习中，最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地名问题（如古代地名的管辖范围、区域以及相当于今地何处）。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朝代变迁频繁，行政区划时分时合，造成古今地名差异很大。我们必须在熟悉古代行政区划的基本线索的基础上去查找有关的工具书。

据说古代分天下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全国设立36郡。汉承秦制，又在郡上设封国（汉初封功臣及子弟为封国），汉武帝时按各州设刺史部，下领郡。南北朝处于分裂状态，各地行政区划很不一样。隋统一后，州郡合一，有时称州，有时称郡，一直沿袭到中唐。唐代在州之上又设立监察区“道”，贞观年间全国设十道，开元年间增设为十五道。另在边境或军事要道设立都督府，一个都督府统辖几个州。宋代把唐代的“道”改为“路”。元代开始设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一，简称行省。省下辖路、府、州、县。明承元制，改“路”为“府”，形成省、府、州、县四级。清代与明代大同小异，清在各地设若干总督，省设巡抚，省下是府、州、厅、县。

熟悉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可以帮助我们查找有关地名和地理方面的资料，对于那些同名异地和同地异名的情况，尤其要注意。比如湖北鄂城，从三国起到1913年，一直称为武昌，今天称为武昌的古代则称为江夏县，与鄂城同属武昌府。辛亥革命后，废除府级建制，江夏县由于是武昌府城，又是省会，人们习称它为武昌。于是废府之后就改江夏县为武昌县，今鄂城县就不再称为武昌^[30]。改革开放以来，鄂城县改为鄂州市，武昌县又改为武汉市管辖的一个区，名为江夏区。因此，我们在理解历史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武昌”时，一定要分清古今的差别。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推出了张在普编著的《中国近现代政区沿革表》，最近又推出了修订本。其上限为1820年，下限到1994年，便于读者查找近现代政区地名的变化。

查找古代地名，有两种途径，一是查阅历代史志中的《地理志》及其考证、订补著作（如《二十五史补编》中的补地理志），以及类书中有关历史地理的条目。二是查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地理分册）、大百科全书中的地理分册等工具书。涉及一些特殊的边疆或域外地名，还需查阅一些更加专门的工具书。

方志，又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和人文方面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的地方文献。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查找地方文献的工具书性质。地方志也可以说是“地方史与地理的结合”^[31]。专记一地的地理书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如汉代的《三辅黄图》就记述了东汉长安附近京兆等三个行政区（今西安、咸阳一带）的历史、地理情况。汉唐时期的地方志书主要是各类图经，内容有行政区划、官署、山川、学校、寺庙、诗文、古迹等门类，有图有经，所谓经是指文字说明。从宋代开始，图的比例减少而经的篇幅增多，于是改“图经”为“志”。宋以后产生大量的地方志，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共有5832种，93237卷。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地方志有8000多种。明、清两朝，由于政府的提倡，各地修志的规模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国家、省、府、州、厅、县等多级修志网。一些著名的学者（如清代的章学诚）也参与修志。修地方志成为中国地方文化的一种传统，即使在民国动荡时期，各地修方志也达1500多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新修地方志的工作更加兴旺，各地都成立了方志办。截至1992年底，新修方志也达到了8000多种，与旧方志的总数相当。

地方志的种类很多。除了数量最多的府志、州志和县志外，大的范围还有以全国为对象的，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有以省为对象的，如《浙江通志》、《湖北通志》等；小的范围还有乡镇志、边关志等。地方志包含有某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物产等方面的丰富资料，如果人们要了解某一地方的具体情况，最好是先查一查该地的方志。方志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素材，比如唐代诗人韩愈在元和十五年写了一首诗《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32]这首诗把诗人对方志的需要表达得很清楚。对于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研究来说，方志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现代许多学者在文史研究中利用地方志作出过很有影响的成绩，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就引用了顾颉刚在《江南通志》中查到的资料，由此推断曹雪芹的生平籍贯，在红学研究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赵景深等从1003种地方志中辑出元明清戏曲、散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420人的传记资料，编成《方志著录元明清戏曲家传略》。总之，地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矿藏丰富的宝库。

古典文学文献类型除了上述五个大的方面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连续出版物”，即指有固定的名称，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的文献，主要有报纸、期刊、年鉴、丛刊等。如《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丛刊》、《文学遗产》、《红楼梦研究集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年鉴》以及各高校学报等。这类文献多属于研究性文献，人们如果要研究古典文学的某个问题，也必须查找这类文献^[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