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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传抄时代性简析

【摘要】:中国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时代:甲骨时代→金石时代→简牍时代→缣帛时代→纸张时代→电子时代。古典文献通过传抄而流传,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的变化是与其传抄形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毛笔和书法充分展示了汉字的魅力,却影响着文献传抄的时效。电子文献拷贝的第三大优势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文献传抄的物质载体的有形性,无形的电子传抄取代了有形的纸张传抄。

中国古典文献载体形式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时代:甲骨时代→金石时代→简牍时代→缣帛时代→纸张时代→电子时代。从这些时代性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发现文献的物质载体形式的演变有一种趋势特征,就是从坚硬、厚重走向柔软、轻薄;从缓慢、笨重走向迅速、轻便;从固定、有形走向多变、无形。越古老的载体(甲骨、青铜器)越经久耐用,但所储存的信息量越小,越现代的载体(纸张、电子)越短暂易损,但所储存的信息量越大。古典文献通过传抄而流传,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的变化是与其传抄形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从物理、工具和技术的角度看,从古至今的传抄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不同阶段:刻写→书写→印刷→拷贝(copy)。

刻写是最原始的自然方式。古人在甲骨、青铜器、石头、玉器等坚硬的物体上传抄文献只能用刻写(刀刻或铸刻)的方式。由于受物质载体的材料限制和工艺限制,刻写只能是个别性的传抄,文献也只能是少量的流传。文献的字数也不得不受制于物质载体的大小规模,如现存一万多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中,最长的毛公鼎铭文也不过497个字。今天,人们对某些文献的传抄还保留着刻写方式,如微雕、篆刻、碑文等,但那已是点缀学术、知识或文化生活的装饰工艺。

书写,即用笔在各种材料上写,是迄今为止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传抄方式。在中国,书写方式涵盖了整个简牍时代、缣帛时代、纸张时代。虽然在今天这样的电子时代,电脑的拷贝非常快捷,但它仍不能完全取代人工的书写。书写,虽然也是个别性的传抄,但由于物质材料的简便易得,文献的字数得到了极大的扩充。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长篇大论就是一个明证。书写比刻写方式简单易行,它使得学术知识的普及成为可能。每个会写字、有文化的人,只要有纸笔就可以去传抄任何他(她)们感兴趣的文本。商周之际,学术知识由官府向民间下移,当与文献传抄制度由刻写方式向书写方式的转移有关。为了提高书写的美观性,中国文化发展了独特的书写工具——毛笔,并相应发展了一门书写的艺术——书法。毛笔和书法充分展示了汉字的魅力,却影响着文献传抄的时效。

在文献传抄制度史上第一次质的变化是印刷方式的出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两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尤其是印刷术,给文献的整理和流传带来“革命性”的意义。电脑软件奇才比尔·盖茨认为,印刷术传入欧洲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西方文明”。“印刷术给西方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快速复制书籍的方法”,“印刷术改变了这一切。这是第一个大众传播媒介——知识、观点以及经历第一次可以凭借一种便于携带、持久的且容易得到的方式加以传递”[13]

刻写和书写是“一对一”的传抄,而印刷则是“一变多”的传抄。印刷解决了文献批量产生和流传的问题,正如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谈活字印刷的优势时所指出的:“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印刷方式为大规模的历史文献整理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也为学者们找书、读书和文献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如果说唐以前是以书写为主的时代,宋以后则是以印刷为主的时代。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里,如实地反映了传抄方式从书写到印刷的转变以及给宋代学者阅读、研究历史文献所带来的好处:“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自手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向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

在文献传抄制度史上第二次质的变化则是电子拷贝方式的运用。用电脑拷贝方式复制的电子文献,使文献的储存发生了空前的重大变化,其对人类社会知识传播的影响恐怕比印刷术还要深远和巨大。电子文献以其明显的复制优势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印刷方式。电子文献拷贝的第一大优势是传抄速度极其迅速,只要敲几下键盘或点几下鼠标,几十万字的文献几秒钟就拷(抄)到一个软盘或硬盘上。用刻录机把几千万字的文献刻到一张光盘上也只要几分钟。这样的传抄速度是古人绝对无法想象的。如果是在国际互联网中传抄文献,还极大地突破了文献传抄的空间限制,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学者,要互相传抄或下载各自感兴趣的文献、信息,只在弹指一挥间。

电子文献拷贝的第二大优势是存储容量极其巨大,一张光盘可以把一个小型图书馆的藏书全部存储下来,需要时随时可以调用。以尹小林研制的中国基本典籍电子文库《国学宝典》为例,它已收入1000多部国学典籍,字数多达2亿多字,举凡《十三经注疏》、《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诸子、历代笔记小说、《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唐诗》等常用典籍尽在一张光盘里。

电子文献拷贝的第三大优势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文献传抄的物质载体的有形性,无形的电子传抄取代了有形的纸张传抄。电脑复制文献,不要笔和纸,只要对着显示器来阅读、操作。比尔·盖茨说:“从纸张图书到电子图书只是一个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一过程已在顺利进行之中。”[14]无纸化传抄以及电子文献的大量产生,正在给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带来全新的发展空间。

就文献传抄的数量关系而言,拷贝方式既可像刻写和书写一样,使文本的传抄个别化、少量化,一个文本信息只有个别用户可以调用、读取、复制;又可像印刷一样,使文本的传抄批量化、规模化,一个文本信息,无数个用户都可以调用、读取、复制。拷贝方式把作者、作品、读者置于一种新型的交互网络之中。

电子时代虽然能够借助电脑的不断进步,极大地满足人们对学术知识的传抄需求,但同时也会产生传抄的无节制和随意性。过去严肃、庄重的学术知识有可能在泛滥成灾的电子文本以及电子游戏气氛中丧失其独立品格。当今社会,人们对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的恐惧,部分原因来自传抄制度的革命。

从刻写到书写到印刷再到拷贝,人类每一次文献传抄方式的变革都是为了适应知识的不断增长而努力扩大传抄的范围,提高传抄的效率。传抄方式的未来变革将取决于人类知识或文献增长的速度及其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