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学者从他们读书治学的经验出发，充分论述了目录学在读书治学中的重要作用和实际意义。清代学术繁盛，目录学成就突出，学者们对目录学的作用和意义的论述也就更为明确。降至近代，余嘉锡、姚名达等目录学家也都充分论述过目录学值得重视的道理。概括地说，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23-07-25
竹木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竹，指竹简；木，指木牍。竹简成为文献的载体，要经过一定的工艺处理。简册用绳一般为上下两道或上中下三道。先秦的长简为三尺，故史有“三尺法”、“三尺律令”之称。木牍是指用来书写的木版或木片，一尺见方的牍叫做“方”。[3]意思是说，一百字以上的篇幅写在竹简编联的“策”上，一百字以内的篇幅写在“方”即木牍上。史称“汲冢竹书”。简牍不断地大规模地出土，极大地丰富、补充或订正了传世文献。
竹，指竹简；木，指木牍。合称简牍。简牍作为文献载体的使用，据说早在殷商时就出现了，但从出土文献考察，主要集中在战国至汉晋这一段时期，东晋以后，纸张的使用取代了简牍。竹简成为文献的载体，要经过一定的工艺处理。首先把竹子剖成一片一片的，为防虫蛀，先作脱水处理，用火烤干竹子里的水分，像出汗一样，也称为“汗青”，这道工序叫“杀青”。经过杀青后的竹片才能用毛笔在上面书写。
根据古代简册制度的一般情况，每一支竹片制成的简叫做简，把若干简编在一起成为策（或册），编简成册的绳子多用帛带和丝带。简册用绳一般为上下两道或上中下三道。成语“韦编三绝”就是形容古人读书用功，把连接简册的绳子翻断了。简册经过编联，为了便于保存，把它卷在一起叫做卷，有字的一面朝内，无字的一面在外。或以最后一简为中轴，从左至右卷起来，使简册的首简在最外层，为了便于检索，往往在首简的背面写上标题。有的在开头多两枚空白简（又称为“赘简”），在背面写上标题，类似封面和扉页。或以首简为轴，从右至左卷起来，为了便于检索，通常在末简的正面写上标题。从各地的出土实物看，战国秦汉时每简的长度和字数并没有统一的定制，大体以便于携带、保存、阅读为宜。先秦的长简为三尺，故史有“三尺法”、“三尺律令”之称。一般的竹简多为二尺四寸长。2001年，上海博物馆公布其收藏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其中一支完整的简，长度为55.5厘米，大约1厘米写1个字，满写简为54～57字。古代计算书籍起讫的单位为篇、卷，如果是长篇，每篇各自为一卷，如果是短篇，一卷包括若干篇。
木牍是指用来书写的木版或木片，一尺见方的牍叫做“方”。古代的简与牍在记载功能上有所区别。《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3]意思是说，一百字以上的篇幅写在竹简编联的“策”上，一百字以内的篇幅写在“方”即木牍上。单片的木牍比单片的竹简宽好几倍，多用于书写公文、律令、函柬等。从汉代起，木牍的标准长度为一尺，这就是后来书信被称为“尺牍”的原因。木版如果再做得大一些，就叫做“业”。现在学生在上学的过程中有“肄业”、“毕业”的说法，这种说法是从古代的书册制度演变而来的。所谓肄业，原意是指读大版子书，毕业则指大版子书读完了。
在古典文献学史上，时常有简牍出土的记载。古代最著名的一次是晋太康二年（281年），河南汲郡人不准盗发战国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凡书75篇，10万余言。史称“汲冢竹书”。经过整理后得《竹书纪年》等史书10余种。这批书的发现和整理对考证《史记》所记载的先秦史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参看《晋书·束皙传》及本书导论第三节）。20世纪以来，简牍出土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空前的。1949年以前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是“居延汉简”。1930年至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得到汉代木简一万多枚。这批木简对于研究汉代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1949年至今，先后在山东、甘肃、新疆、湖南、湖北等地出土简牍几万枚。其中，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4900多枚，包括著名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尤其是后者的出土澄清了有关孙武、孙膑二人兵法的关系。近年来在湖北出土了大量战国时的楚简，其中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内中有迄今为止最早的《老子》版本，还发现若干种先秦亡佚的典籍。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学术史要据此改写。
简牍不断地大规模地出土，极大地丰富、补充或订正了传世文献。因此，关于简牍的研究也成了专门的学问即简牍学（参看本书第十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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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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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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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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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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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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