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明清及近代研究成果

明朝在思想文化上继承了儒学的传统。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对明代有很大影响。前者的标志性成果是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胡广、杨荣、金幼孜等奉命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三年后书成，颁于两京六郡、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后者的标志性人物是王守仁，其学术思想是否定经典的名物训诂、注释考证，力求从“解心”上下功夫，因而王氏的“心学”也被后人批评为束书不观、向心虚造的空疏之学。明代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思潮笼罩下展开的。

明官方编纂了一部大书《永乐大典》，这部书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解缙等奉诏开始编纂《永乐大典》，次年十一月进上，赐名《文献大成》。随即成祖认为内容不够完备，诏令重修，并在全国广泛征集人才，先后有两千多人参与编写《永乐大典》。全书体例是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38]，将大量古书的有关资料整段、整篇，有的甚至是整部地抄入。《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3.7亿字，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保存了非常丰富的明以前已经散亡的文献，很多古籍如《旧五代史》、不少宋人文集等都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但由于原书正本神秘失踪，副本大部毁于晚清八国联军火烧北京之乱，目前全世界残存的《永乐大典》只占原书的4%。

佛教典籍的整理，主要体现在总集《大藏经》的编纂上。自宋到清，《大藏经》编过近20次。宋、辽、金、元分别编刊过《大藏经》，但没有完帙保存下来。我国第一部汉文《大藏经》是宋开宝四年（991年）刻本，称为《开宝藏》。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完整的《大藏经》，是金皇统九年（1149年）前后开雕、大定十三年（1173年）前后完成的一部《赵城金藏》。这部当年仿照《开宝藏》版式由民间募资刻印的藏经，是1933年在山西赵城县（今属洪洞县）广胜寺发现的。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为转移和保存这部珍贵的藏经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中华大藏经》时，就是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并参照了其他七种有代表性的版本。不过，就明清及近代《大藏经》的实际流传情况看，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年）诏令编刊，至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编成刊行的《正统藏》影响最大。《大藏经》的编刊对佛教文献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道教典籍的整理情况有些类似，明以前编集、刊印过多次《道藏》，仅宋代就前后六次编纂过《道藏》，惜早已散佚。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是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由邵以正督校刊成的《正统道藏》以及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由张国辑印的《万历续道藏》。

明代的刻书业很发达，刻书多，流传下来的也比较多。就刻书质量而言，一般认为，嘉靖以前校刻古书比较严谨，万历之后，则改窜古书成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改书”条指出：“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万历之后刻书之泛滥与王氏“心学”的兴盛不无关系。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七里也对明人“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的“恶习”提出严厉批评。不过，就坊间刻书质量而言，历代都存在增删改易的情况，不仅仅是明人的问题，比如人们尊崇的宋版书也有这方面问题^[39]。明代私人编刻图书最为人称道的是活跃在崇祯年间的毛晋，其藏书和刻书以汲古阁著称。

明代古典文献学整理和研究成就较大的学者是杨慎（1488—1559）、焦竑（1540—1620）、胡应麟（1551—1602）、方以智（1611—1671）等。杨慎字用修，号升庵，蜀新都（今四川新都）人。正史称赞他“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40]。杨慎著述宏富，与古典文献考证关系密切的是《丹铅录》、《谭苑醍醐》、《升庵经说》等著作。《丹铅录》是一部考证诸书同异的杂考、杂抄之作。虽然涉猎的范围很广，精义不少，但疏误也很多。明人陈耀文在明穆宗隆庆年间撰《正杨》四卷，纠《丹铅录》诸书讹误达一百五十条。《谭苑醍醐》也是考辨之作，得失与《丹铅录》类似^[41]。《升庵经说》是读经札记，涉及名物训诂、典制考订等。杨慎与王守仁同时，但在古典文献的研究上，注重小学与考据，批判心学的空疏，在当时产生积极的影响。

焦竑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殿试第一。焦竑的著述也很宏富，其古典文献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俗书刊误》、《国史经籍志》、《焦氏笔乘》等。《俗书刊误》是考证俗字之作，其中有刊正讹字、考证音同字异或字同音异等内容。《国史经籍志》本来是万历年间为修国史而作，国史没有修成，焦竑先撰成《国史经籍志》。这部目录书首列制书类，余分经、史、子、集四部，末附《纠缪》，驳正《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多家艺文志和目录书分门之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七“目录类存目”批评此书“丛钞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尔滥载。古来目录，唯是书最不足凭”。《焦氏笔乘》六卷、《续集》八卷，是一部类似《容斋随笔》、内容庞杂的文史考证笔记。涉及古典文献学内容有名物制度、古籍注释、文字音义、目录版本、地方文献等。比如卷一的“师古注误”条、卷二的“徐广注误”条等就是驳《史记》、《汉书》的旧注，用意与《容斋随笔》“《汉书》注冗”条一样，只不过没有《容斋随笔》翔实。焦竑的学术思想有一大特点，就是他精研佛老，试图用儒释道三家思想互相解释。

胡应麟字元瑞，更字明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兰溪（今浙江兰溪）人。他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曾在山中修藏书楼，藏书四万余卷。其古典文献学方面的主要成果集中在《少室山房笔丛》一书中。该书分为从甲至癸共十二部，甲部：《经籍会通》，考经书源流、类例、遗佚；乙部：《史书占毕》，考论史法、史实；丙部：《九流绪论》，考论儒、杂、兵、农、术、艺、说、道、释九家；丁部：《四部正讹》，考辨伪书。其余有戊部：《三坟补遗》；己部：《二酉缀遗》，考小说笔记，等等，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他还有《少室山房笔丛续》，对杨慎的《丹铅录》、《艺林伐山》等多有驳正。胡应麟在文献考证方面的成就与杨慎旗鼓相当，但辨伪学成就堪称明代第一。从明初宋濂的《诸子辨》到明中期正德年间梅鷟^[42]的《尚书考异》，再到明后期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可以看出明代辨伪学的发展线索（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浮山愚者，桐城（今安徽桐城）人。他是晚明非常博学的学者，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名物制度、文字声韵、医学药物、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虽然死于清初，但主要学术活动在明朝，所以放在明朝来谈是比较合适的^[43]。方以智在知识结构上与前代文献学家有一很大不同，他接受了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方以智的著作很多，有关古典文献学方面的成果多半在人们熟知的《通雅》、《物理小识》中。《通雅》作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全书仿照《尔雅》的分类，带有一定雅书或类书的性质。此书的主旨不在类集资料，而在考证。它采取读书笔记的方式，以经史辨证为本，旁及诸子百家，所援引的资料非常丰富。《物理小识》一书自崇祯四年（1631年）开始写作，原稿附《通雅》之后，是由他儿子编成的。此书是仿照张华的《博物志》而写作，但它是在“辨当名物”的基础上“质测通几”，涉及物状、物性、物理、物用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这又大大超越《博物志》。“质测”是观测认识事物的具体原理，“通几”则是会通认识事物的抽象理论。因此，方以智的文献考据学被赋予一定的自然科学的色彩。

1644年，清世祖定都北京，改元顺治，开始了由满族人统治中国的大清王朝。在清朝近三百年历史中，康熙和乾隆皇帝分别在位六十一年和六十年，创造出有文治武功可以炫耀的盛世。满族贵族统治者对汉族士人采取了镇压与笼络两手政策，这种政策对清代的学术文化包括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熙朝大兴文字狱，同时又恢复博学鸿词科、扩大科举录取名额以及开明史馆等；乾隆朝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整理、编纂《四库全书》，另一方面又大肆禁毁图书，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七年（1782年）就烧书多达20余次，由此可见其两手政策的典型做法。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依靠强盛的国力，组织全国360多名学者用10余年时间编纂的大型丛书（或可称为“大百科全书”），按经、史、子、集分类标准来编排。它涵盖了清代中期（18世纪）以前中国文化的基本典籍，是中国古代传世文献的最大集结。它收书共3461种（一说3474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两者相加，一共有典籍10254种，172860卷。编纂这部大丛书，经过了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程序，从图书的征集到图书的整理、底本的选定以及底本的抄写、校订，都有专人分工负责，编成后要进呈皇帝御览。总纂官是纪昀、陆锡熊。在编纂过程中若发现有所谓“违碍文字”则要销毁原书，据统计，共销毁书籍3100多种，销毁书版8万多块。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始编纂，四十七年（1782年）编成并缮写一部告竣。其后又陆续缮写六部，分藏于北方四阁即北京皇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南方三阁即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另有副本一部藏翰林院。经过战乱，北方四阁中文源阁本与圆明园一起毁于英法联军；文溯阁本1966年为战备需要移于甘肃省图书馆；文渊阁本20世纪40年代被国民党带到台湾，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从承德移藏北京图书馆。南方三阁仅存文澜阁本，今藏浙江省图书馆。七部中保存完好的是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前者已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后者也由大陆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有人把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的集部与史部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两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存有差异的有788种，占62%，其中，研究人员将文渊阁本中未见而文津阁本收录的文章辑为《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一书，有15册之多。史部共收书566种，存有差异的有290种，占51%^[44]。这种现象说明，在《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和流传中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我们使用这部大书时要注意版本差异和文字异同。

清代是继宋代之后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清代的古典文献学长于考据，并坚持把考据建立在扎实的小学基础上。因此，这种考据学又称为汉学，与以长于义理之学的宋学相对立。又因为清代考据学作风朴实被称为“朴学”。清代的考据学家层出不穷，在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的人穷毕生精力治一古籍，从文字校勘到注释全书，付出了艰苦的劳作。有的人潜心某一种专门学问，研究精深而多有发明。概括地讲，在以下几个领域都作出了显著成就：

其一是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考释与研究。其中，整理研究《说文解字》的成就最为突出，有所谓“四大家”之称，即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解字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另外，在古文字学研究上，清代学者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古器物对金文、古籀等古文字进行了考释，主要成果有：乾隆时期据内府所藏及新出土的古铜器编成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以及《西清续鉴》甲编、乙编，阮元的《积古斋钟鼎款识》，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字说》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甲骨文的发现，为古文字学开辟了新的途径，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字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在音韵学方面的代表作有：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江永的《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古韵标准》，戴震的《声韵考》、《声类表》，钱大昕的《声类》，陈澧的《切韵考》、《切韵考外篇》等。在训诂学方面的代表作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宋翔凤的《小尔雅训纂》，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释大》等八篇等。另编有两部使用广泛的字典：一是《康熙字典》，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是敕撰的集体著作，收字多，字义广，但缺点也不少。二是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搜集故训，荟萃古义，是检寻旧诂比较方便的工具书，但引用文献多有错误。今人宗福邦先生主编的《故训汇纂》无论在体例上，还是文献检核上都远远超过《经籍纂诂》，实际上已经取代了《经籍纂诂》。

其二是经学，主要是经传的整理与考辨。几部儒家重要经典的文献真实性问题，如《周易》的来源和《尚书》的辨伪，都是在清代得到解决的。针对前者的代表作是胡渭的《易图明辨》，针对后者的代表作是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引用者多误作《古文尚书疏证》）。清代整理和研究经传有影响的撰述有《易》学方面：惠栋的《周易述》、《易微言》、《易汉学》、《易例》，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虞氏易事》、《周易易言》、《易义别录》、《易图条辨》，焦循的《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书》学方面：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诗》学方面：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礼》学方面：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春秋》学方面：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陈立的《公羊义疏》，廖平的《穀梁古义疏》；其他几部经传有：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皮锡瑞的《孝经郑注疏》等。清代的经传整理与考辨除了专经研究外，还有贯通群经，综合撰述的，如程瑶田的《通艺录》和黄以周的《礼书通故》，都是对古代的名物礼制进行综合论述。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对经传中的虚词语助进行搜集和编次。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是对群经的校释札记。清代经学整理与研究的主要成果都荟萃在《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两大丛刊中。

其三是历史文献的整理与考证。清人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择其要者有整理远古史文献：如马骕《绎史》，崔述《考信录》等；改编旧史：如李清《南北史合注》，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等；续修新史：如毕沅《续资治通鉴》，柯劭忞《新元史》等；补历代史书的表、志：如孙星衍《史记天官书补目》，钱大昭《后汉书补表》等；校注单史：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沈钦韩《汉书疏证》等；丛考全史：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另有注释整理历史地理著作：如戴震校《水经注》，赵一清《水经注释》等；编纂历史年表：如万斯同《历代史表》、《纪元汇考》，王之枢《历代纪事年表》等；考订历史纪年：如钱大昕《疑年录》，钟渊映《历代建元考》等。

其四是周秦诸子文献的整理。清代学者整理周秦诸子典籍多半用了考释、集解一类的功夫，写成的专著不少，举其要者有：魏源《老子本义》、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荀子集解》、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孙诒让《墨子閒诂》、洪颐煊《管子义证》、戴望《管子校正》等。以上是单部子书的整理，还有统校诸子群书的，如姚范《援鹑堂笔记》、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樾《群经平议》、孙诒让《札迻》等。这些学者及成果在校勘学方法的全面性以及考释内容的精审性上都大大超越前人。

此外，清代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藏书和刻书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谓名家辈出，如何焯、顾广圻、黄丕烈、胡克家、洪颐煊、卢见曾、丁杰、陈鳣、吴骞、鲍廷博、钱泰吉、汪远孙、张廷济、陆心源等十余家^[45]。其中有的学者在当时就享有盛名，如校勘家顾广圻，一生倾注校书事业，所校书遍及四部，极为精到，一些著名的刻书家如孙星衍、黄丕烈、胡克家等都纷纷延揽顾氏主持校书刻书。像孙刻宋本《说文》、《古文苑》，黄刻《国语》、《国策》，胡刻宋本《文选》、元本《通鉴》等，都附有顾氏的《考异》或《校勘记》，堪称“善本”。这类文献整理工作很好地传播了古籍，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的研究。

清代至近代以古典文献学为主的学术发展大致可以分为“清初”、“乾嘉”、“道咸以下”三个时期。清初学者多是怀有亡国之痛的明末遗民，学问博大，气象宏伟，一方面讲求经世致用，以图光复故物；另一方面批判明代“心学”束书不观的空疏学风，开清代朴学之先河。这期间的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这三位都是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但就对清代古典文献学发展的推动力而言，顾炎武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因此，为节省篇幅，我们仅评述顾氏对清代古典文献学的贡献。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原名绛，自称亭林山人，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他是一个有气节有战略眼光的爱国者，亲身参加过反清武装斗争，人清后终生不仕。在学术思想上，他坚决反对明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心学”以及空疏浅薄的“帖括”之学，主张恢复读古书的“古学”。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日知录》、《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等。《日知录》是一部学术考证笔记，其内容的丰富和篇幅的宏大远远超过《容斋随笔》、《困学纪闻》。这部书积顾氏30年之力而成，自称平生之志业尽在此书中。全书32卷，前七卷论经义，接下来论职官、政事、田亩、度量、风俗、丧葬、科举、文论、史评、文字、姓氏、名字等，包罗万象，考证精审。其中，大量的内容都与古典文献学相关，比如卷二十七全部是讨论古代经、史、子、集的注释问题，共有19篇，涉及文献注释的广度与深度都胜过洪迈和王应麟的考证笔记。此书问世以后，有清一代学者自阎若璩、钱大昕、戴震至沈钦韩、方东树、魏源等数十家，都对它进行疏证驳难、考释订补，道光年间的学者黄汝成广采众家，发明群说，撰成《日知录集释》，方便世人读此书。《音学五书》包括《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另有《〈韵补〉正》，附在《古音表》之后。顾炎武研究古音，是考察古今音之变化，探究其所以不同，以解决六经和诸子书的读音问题，同时利用古音学来解决古典文献的校释问题，这种方法为清代后来的考据学家所发扬光大。《金石文字记》是顾炎武利用金石文字来校读考证古典文献的代表作。顾氏非常重视金石考古材料，他常常亲自到实地考察，此书及《京东考古录》、《山东考古录》等著作，都是结合实地考察而写成的。顾炎武开辟了整个清代文献考据学的治学道路，其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乾嘉”是清代文献考据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分为几个流派：“一是吴学，主于墨守，以惠栋为代表；二是皖学，主于求是，以戴震为代表；三是扬州之学，主于通贯，以汪中、焦循为代表。三派徒友散布很广，专家辈出，著述日丰，形成当时朴学极盛的气氛。”^[46]这一时期的大家太多，除了三派的代表人物外，还有一些极为优秀的学者在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像钱大昕的精深、段玉裁的独断、王氏父子（念孙、引之）的博雅，都令后人仰望。限于篇幅，这里只讲两位在古典文献学史上有独特贡献的出类拔萃的学者纪昀和章学诚。

纪昀（1724—1805），字晓岚，献县（今属河北省）人。上文提及他和陆锡熊共同担任《四库全书》的总纂官，陆氏后入馆而先死，纪昀则始终其事。《四库全书》每本入选的著作，都要写一篇“提要”或“叙录”，概要叙述作者事迹、书中要旨、观点得失、篇目卷次、文字异同、版本源流等。虽然当时撰写“提要”的还有戴震、姚鼐、邵晋涵、周永年等人，但最后总其成的是纪昀。纪昀负责写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编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分别相当于汉代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但就内容的广博性和条理性而言，纪氏成就远在刘氏父子之上。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写定刊刻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达到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最高峰。此目按四部分类法编排，但在子目的分类上则根据历代公私目录作了细致的调整，颇费了一番斟酌损益的功夫。如诏令奏议，《文献通考》入集部，纪氏改为入史部，显然更合理些。另外他还纠正了旧目的一些归类的不当或错误。最为精彩的是四部前各撰总序一篇，分别相当于经部、史部、子部和集部的学术史或文献学史。至于四十三小类序，则相当于分支学科的学术史或文献学史。当然，这部目录书在观点上存在明显问题，其“汉学”立场和“钦定”色彩，均影响它的公正性。在资料或叙述上也存在一些错误，后来许多学者对它进行了批驳或补正，余嘉锡先生所著《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先生所著《四库全书总自提要补正》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但是理论建树相对比较薄弱，章学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的欠缺。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平生大半精力用于讲学、著述和编写方志。他的著作很多，有的古典文献考订的著作如《史籍考》后来亡佚了，非常可惜。与古典文献学理论密切相关的是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前者始撰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是年章学诚35岁，后来因生计所迫，断断续续写了将近30年，生前没有定稿，死后有大梁本和章氏遗书本两种版本流传，最近仓修良先生出版了一部搜罗完备的《文史通义新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校雠通义》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这部书专讲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等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如“互著”与“别裁”是前人很少谈到的；有些见解与《文史通义》是互相补充的，如对郑樵的肯定，《文史通义》有《申郑》篇，《校雠通义》有《补郑》篇。章学诚生当考据学风气极盛的乾、嘉之时，但有意与考据之风保持距离，走发明义理，偏重理论的道路。他反复强调学问与功力、著述与类纂的区别，因此对王应麟、顾炎武等人保存功力的类纂之作评价不高。他把古典文献学的目的提升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校雠通义·叙》指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当时及身后均产生很大影响，如“六经皆史”说，他认为“六经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47]。“六经皆史”的说法虽然不创自章氏（宋、明学者有这一提法），但自章氏才集中从理论上阐释了儒家经典都是历史文献的看法。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理论上也有很大贡献。

“道咸以下”清代由盛转衰，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成为近代历史的一个分界线。龚自珍、魏源等人，受今文经学家常州学派庄存与、刘逢禄讲求微言大义、提倡通经致用的影响，积极议论时政，试图扶危救倾。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又名鞏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从小跟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解字》，小学根底很深厚。他除了继续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外，在校勘、目录、辨伪、金石诸方面都有建树，《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是其古典文献学方面的代表作。他曾撰《金石通考》54卷，可惜书未成。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的著述很多，除了人们熟悉的《海国图志》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的代表作是《诗古微》和《书古微》，这两部著作分别对《诗经》和《尚书》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和辑佚。前者作于道光末年，后者成书于咸丰五年（1855年）。今文经学消沉一千多年后到晚清得到复兴。龚、魏之后，有影响的今文经学家有廖平、皮锡瑞、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人在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都有自己的特色。不过，在古典文献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古文经学家，如俞樾、孙诒让、章炳麟等。除此之外，还有经学立场不太鲜明但古典文献学成就异常突出的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俞、孙的主要学术活动都是在晚清，廖、皮、康、梁、章、罗、王则是从晚清进到民国初年，张元济最长寿，从晚清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

廖平（1851—1932），字季平，是王闿运的高足，历任尊经书院山长、四川国学专科学校校长。光绪十二年（1886年）作《今古学考》，今古文并重。不久又改变看法，尊今而抑古。前者有《知圣》篇，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后者有《辟刘》篇，谓古文经皆刘歆伪造。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作《古学考》，继续驳古文经之伪。平生议论多发前人所未发，在当时颇具影响，康有为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广州安徽会馆会晤廖平，非常佩服他的学问。康氏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上的主要著作大都受到廖氏的启发。廖平是晚清龚、魏之后能够自成一家之言的今文经学大师。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人。他特别崇敬西汉《尚书》今文学大师伏生，称所居为师伏堂，学者因此称他为师伏先生，曾主讲江西经训书院、长沙南学会。皮氏的突出成就表现在经学的研究上，他的两部代表作《经学通论》和《经学历史》至今仍然是治经学史的必读参考书；另有《王制笺》（王锦民校笺，华夏出版社，2005年），被今人列入政治哲学文库。除此之外，他在《尚书》研究上成果很多，如《今文尚书考证》、《古文尚书疏证辩证》、《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尚书大传疏证》、《尚书中侯疏证》、《史记引尚书考》等。在郑学的研究上成果也不少，如《孝经郑注疏》、《郑志疏证》等。皮氏以今文经学家的立场整理研究典籍，当时很多人很佩服，但受到古文经学家章炳麟等人的严厉批评，引发争议。张舜徽先生评论说：“章氏徒感于末流之失，而必以此为厉禁，则亦门户之见而已矣。……锡瑞治经，实是通学门庭。”张先生的看法比较公允^[48]。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曾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德清清溪、归安龙湖、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其中主讲杭州诂经精舍长达31年。他培养的弟子中有几位声名卓著的学者如黄以周、朱一新、吴承志、章炳麟等。俞樾的著述丰富，有《春在堂全书》，其中古典文献学方面的代表作是《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平生治学宗法高邮王氏，重视从小学入手治群经、诸子。《古书疑义举例》一书，总结归纳了古书校释方面的一些条例，影响很大，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纷纷对其进行校订增补，如刘师培有《古书疑义举例补》，杨树达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马叙伦有《古书疑义举例校录》，姚维锐有《古书疑义举例增补》。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他的主要著作都与古典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相关，如《周礼正义》、《周礼三家佚注》、《墨子閒诂》、《周书斠补》、《大戴礼斠补》、《古籀拾遗》以及新辑遗作《十三经注疏校记》等。其中《周礼正义》集孙氏30年心血，在清代群经新疏中极为精邃。另外，《契文举例》、《札迻》二书我们上文概述清代古典文献学成就时已提及。孙诒让在古文字考释上发展了清代考据学方法，他把包括甲骨文金文在内的古文字资料与古文献结合起来说字证经，可以说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导夫先路。孙诒让在古典文献学领域的成就高于俞樾，他称得上是清代文献考据学的殿军人物。

与俞、孙主要是学者身份有所不同，康、梁可以说是政治活动家兼学者。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他是一位受到西方文化一定影响的近代今文经学大师，公羊家的“三世”说和“孔子托古改制”说是他鼓吹变法的主要思想武器。康有为在古典文献学上的代表作是考辨群经之伪的《新学伪经考》。全书共分14篇，其主要观点是：刘歆伪造了古文经，郑玄推波助澜，古文经学是为王莽篡汉服务的“新学”，“新学”的要害在淹没混淆孔子的微言大义。康氏考证辨伪的主要依据是《史记》和《汉书》有关古文经的记载的差异，他认为《史记》中无古文经说，《汉书》中有关古文经的记载都是刘歆所作。这种考辨方法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的色彩，实际上，《史记》里有关于古文经的材料，《汉书》的主要作者只能是班固。康有为的另外一些著作如《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礼运注》、《四书新注》等，与其说是古典文献学方面的成果，倒不如说是借古籍的考证注释来谈他的政见或政论的政治哲学。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康一起主张维新变法，人称“康梁”。梁启超是一个“笔锋常带感情”的大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个涉猎广泛、能开风气的大学问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梁氏在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如目录学、辨伪学、图书馆学以及具体的文献整理等都颇有建树。文献学的概念就是由梁启超率先提出来的，有学者指出：“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全祖望亦私淑，言文献学者宗焉’。”^[49]梁氏的目录学研究已经有西学的参照，其代表作《西学书目表》提出新的图书分类法，将所有图书划分为学、政、杂三大类，大略相当于后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三大类的雏形，突破中国传统的四分法。《国学入门书要录及其读法》、《佛经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等论著，则显示出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的精神。梁氏在辨伪学上的贡献是对古籍辨伪的具体方法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尽管今天有学者对梁氏辨伪学方法进行批评或反驳，但并不影响他在中国辨伪学上的地位（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图书馆学与古典文献学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梁氏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开创者^[50]。至于具体的文献整理则主要表现在他对诸子书的研究上。

同样是政治活动家兼学者，但章炳麟看上去更像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曾从俞樾、孙诒让治小学和经史之学，后又治佛学与子书。其晚年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倡导读经复古。他的论著写作喜欢大量使用深奥的古字。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春秋左传读续录》、《刘子政左氏说》、《文始》、《说文部首韵语》、《庄子解故》、《管子余义》、《太史公古文尚书说》、《新出三体石经考》、《国故论衡》等，最集中表现他的学术思想史的著作是《訄书》（后改名为《检论》）。章炳麟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继承了清代以小学为基础的治学传统，由于过于信守《说文解字》，使他不太相信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但他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仍多有创获。章炳麟是晚清至近代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师，他极力推崇古文经，坚决贬抑今文经，并且不能容忍杂糅今古文。他治《左传》，在释例上依从杜预，在文义上采取刘氏父子。他也主张“六经皆史”，但与章学诚有所不同，他认为六经非单纯官书。在《检论·清儒》等篇章中，他对清代文献考据学进行了全面而精到的总结。《国故论衡·明解故上》辨析了古书校注体例与古书词例、文例，并分析了校、故、传、解四种古书校勘注释体例。这些成果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在近代古典文献学史上因政治品节的问题而受到贬低的学者是罗振玉。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早年做过清代的学部参议，晚年出任过“满洲国”伪职，因此备受指责。罗氏年轻时就在经史、碑版考证学上崭露头角，这从他30岁以前自编的《面城精舍杂文甲编》和《面城精舍杂文乙编》可以见出。罗氏在古典文献整理的诸多方面都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殷墟甲骨文整理方面，早在1903年，罗氏就参与刘鹗《铁云藏龟》的编印出版工作，1906年他开始自行搜集购买甲骨文字资料，1912年他出版《殷虚书契前编》凡8卷，1914年编印《殷虚书契菁华》，1916年编印《殷虚书契后编》2卷，1933年编印《殷虚书契续编》6卷。这些整理成果为当时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除了整理，罗氏在甲骨文研究上也成绩显著，1909年写成的《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是其代表作。在金石刻辞的整理上，他曾摹印《集古遗文三编》，1937年又综合所有钟鼎款识文字，无论已著录或未著录的拓本，影印成《三代吉金文存》20卷，为金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础。在碑版考证学上，他先后撰写《读碑小笺》、《金石萃编校字记》、《秦金石刻辞》、《古镜图录》、《古官印存》、《瓦当文字》等。另外，他在熹平石经和汉晋木简的整理上，在敦煌文献的整理上，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上，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有人怀疑罗氏一部分成果出自王国维之手，张舜徽先生用大量事实证明“这种臆断是错误的”^[51]。

罗振玉在古典文献学史上的另一历史性贡献是培养和支持王国维的成长。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晚清中过秀才，有旧学根底。早年研究哲学与文学，受到德国思想家尼采、叔本华的影响。他在古典小说和戏曲文献研究上取得开创性的成就，代表作是《曲录》、《宋元戏曲考》。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受罗振玉的影响，他将主要精力转向中国古史文献、古器物学、古文字、音韵学的考证，在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的考释上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他非常重视新材料的发现，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地下考古资料与地上传世文献互证。他运用这种具有近代科学性的方法从事古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是这方面研究的不朽名篇。1925年写成的《古史新证》，对《尚书》、《诗经》、《周易》、《大戴礼记》、《竹书纪年》、《史记》等典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王国维坚持从小学入手来研究古典文献的清代考据学传统，但同时又有现代学术眼光。他精通《说文》但不迷信《说文》；他利用甲骨文、金文资料考释古文字，多有创获。他在古典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诸多方面都取得丰富的成果，如《国朝金文著录表》、《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以及《水经注》的校勘整理等，都是至今仍有影响的论著。有关王氏在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上的巨大成就，我们可以读他的《观堂集林》。

最后，我们来介绍近代古典文献学家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寿者张元济。张元济（1866—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家族有藏书、刻书传统，所谓“海盐张氏涉园”便以藏书、刻书著称于清嘉、道之际。这种家族背景对于张元济一生从事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无疑具有深刻影响。张元济参与过戊戌变法，与康有为同一天（1898年6月16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变法失败后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一直到去世，他以全部心血献身于祖国的文化事业，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非常重视藏书的建设和善本书的收购，当收藏的书籍增多时，他构筑了东方图书馆。又别辟专室名为“涵芬楼”，珍藏宋元明旧刊和抄校本。截至1932年“一·二八”松沪事变前夕，号称东亚第一的东方图书馆，其藏书多达50余万册，居全国藏书量之首，当时北平图书馆藏书仅40余万册。这里，我们必须牢记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1932年1月29日清晨，进攻上海闸北的日军飞机蓄意轰炸了商务印书馆，下午3时许，全厂尽毁。2月1日，疯狂的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烧，到了傍晚，五层大厦只剩残垣断壁，几十年费尽心血搜集起来的大量图书，包括许多古籍的珍本善本，全部化为灰烬。有学者指出：“自咸丰年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毁坏之后，这是最令人痛惜的一次文明惨剧了。”^[52]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然而，张元济先生并没有被日本人的反人类文化的暴行所吓倒，他主持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经过艰苦努力，使商务印书馆古籍出版业务迅速恢复并超过难前水平。商务印书馆在浴火中重生！中国的古典文献也在浴火中重生！

张元济主持、督导商务印书馆60年，一生以抢救、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为己任。他在1927年1月21日致傅增湘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唯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53]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领导下，利用丰富的藏书，大量辑印罕见的或常用的善本书以广流传。从1916年影印《涵芬楼祕笈》开始，连续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道藏》、《续道藏》、《道藏举要》、《学津讨源》、《选影宛委别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大型古籍。这些书的版本学和校勘学价值直到今天仍受到学界重视。张元济整理古籍不仅在内容上力图恢复古书的原貌，而且在形式上非常注重修整古书版本的外貌。他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在影印描润古籍上取得了工艺上的进步，这方面的心得记在《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一文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张元济因校印古本史籍的重大学术贡献，于1948年3月当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张元济不仅是一个造诣深厚的古典文献学家，对很多古籍做过精心校阅（如二十四史），而且还是一个文化企业家，善于企业管理与经营。1921年他引荐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不久又让王兼任东方图书馆馆长。在张的帮助下，王在古典文献的整理与普及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等就是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国学普及读物。利用企业的力量有组织地大规模地整理出版古典文献，这是张元济超过前辈文献学家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元济是中国近代古典文献学史上继往开来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