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在战乱不已、南北分裂、朝代频繁更替的局面。魏晋时期的古典文献学受到魏晋玄学的很大影响。这一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魏三体石经自晋永嘉之乱后，屡经损毁，到唐初已残缺不堪，但当时还有完整的拓本。汲冢竹书的发现，在古典文献学史上意义重大。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学理论上有所贡献的是北齐人颜之推。隋唐两朝结束了南北朝国家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王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在战乱不已、南北分裂、朝代频繁更替的局面。这种局面显然非常不利于文献的流传与整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的国家图书几经聚散，损失很大。然而，这一时期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在继承两汉古典文献学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也形成自己的一些特色。在经学注释上出现了义疏体，由于史部著作的增多，个人文集编撰的兴盛，以四部分类法为标志的古典目录学得到长足的进步。

魏晋时期的古典文献学受到魏晋玄学的很大影响。魏晋玄学是两汉经学衰微后的主导学术，它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体现在文献的注释整理上就是援道入儒，以道释儒，主张超越文献的字面意义，探讨言外之意，“得意忘言”。魏晋人研读儒家经典，不取汉人的章句之学，而是不以辞害意的会通之学。此一时期有关典籍的注释整理很繁荣，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向秀、郭象的《庄子注》，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等是魏晋时期经、子典籍注释学方面的代表作，梁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是南朝著名的子部注释之书。魏晋以来的史书注家也代有人出，如三国韦昭的《国语解》，晋朝晋灼的《汉书集注》，南朝刘宋时徐广的《史记音义》，裴骃的《史记集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等都是著名的史书注释之作。史部、子部注释书中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在补充、考辨、评论史实史事上尤其取得突出成就。除上述有名南朝注家著作外，北朝人中也产生了一部了不起的地理类注释著作，即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该书不仅征引丰富，而且结合大量的实地考察的经验，对我国古代水域变迁、地名沿革进行了认真考辨，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地理资料。

南北朝时期，由于受佛经大规模传入中国以及梵文的影响，汉语言文字学在这一时期的突出发展就是四声的出现和反切注音的运用。反切的普遍应用，为古典文献的注释整理提供了比过去直音法、比况描述注音法更为方便的语言工具。为古籍注音释义的音义之学的兴起，应该说不是偶然的。有大批的学者为大量的古籍注音。这一时期出现的注经义疏体成为唐疏体的先导。

在图书分类上，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就是由《汉书·艺文志》确立的六分法转变为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史部是新增加的一大类别，这是因为史籍文献的大量增多。而集部是在原来的“诗赋略”的基础上扩大而成，这是因为别集、总集的大量编纂。原来的兵书、术数、方技以及新出现的佛经、道经都并入子部。从此，四部分类法成为中国古典目录的主流（详细沿革参看本书第二章）。

这一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一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241年），按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为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全的有《左传》。魏三体石经自晋永嘉之乱后，屡经损毁，到唐初已残缺不堪，但当时还有完整的拓本。魏三体石经的残石，自清光绪年间始见出土，以后不断有所发现，直到1945年、1975年在西安还出土过三体石经的残碑。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二是汲冢竹书的发现。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一说为太康元年（280年）或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挖掘战国魏襄王（一说魏安釐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32]。经过编校写定整理，共有古典文献16种75篇。流传至今的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这两部书的流传比较复杂，有荀勖、和峤整理本与束皙改订本两种不同的本子，要注意区别。汲冢竹书的发现，在古典文献学史上意义重大。它为中国古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出土文献，补充了古史记载的许多缺漏，并为研究战国文字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学理论上有所贡献的是北齐人颜之推。颜之推（531—约595），字介（一说名介，字之推），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在《颜氏家训》一书中，他对如何阅读、引用、注释古典文献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勉学》篇对亲历文字之学的强调：“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音辞》篇对声韵学及语言的古今、地域差别的重视：“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对于声读之是非，“必须考校”。而《书证》篇则涉及一些校勘学的方法和实例。

南朝后期的学者陆德明（约550—630），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今苏州市吴县）人，身经隋朝，死于唐初。他力图贯通南北学术，可以说是文献学史或经学史上带有一定过渡性或转折性的人物。他的传世代表作《经典释文》，采录了汉魏六朝以来的230多家有关儒道经典的古注、旧注的音义，并对一些文本进行了细致的校勘。陆德明不只是汇集旧音旧诂，而且还继承刘向、郑玄校书遗法，别择去取，博揽兼收。他把校勘视为训诂的基础，为后人整理有关经典留下了珍贵的异文资料。

隋唐两朝结束了南北朝国家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王朝。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力的强盛，对古典文献的搜集、整理、保存和流传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开元年间，国家的藏书一度达到5万多卷。当然，经过安史之乱和唐末黄巢起义等大的动荡，国家的藏书损失也很严重。隋唐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大融合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就儒学而言，最重要的文献整理工作是经疏，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共同撰写了《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除此之外，还有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诸经疏是对南北朝时期的义疏之学的发展，它确立了中国古代对儒家经典的一种权威解释。所谓正义或疏，意思一样，就是不仅要解释经典的原文，还要给所选定的古注或旧注进行疏解。唐疏一般在注解上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即疏一般不违背所选定的古注或旧注的解说（参看本书第八章）。唐疏在注释体例上非常讲究，如《周易正义》前有序论八篇。另外，在名物训诂、制度诠释、文字校勘、经义疏通等方面，唐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唐疏也有明显的缺点，如独创性不够，一味依从注文，征引解说过于繁琐。

唐代史书注释最杰出的学者颜师古（581—645），名籀，以字行，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作的《汉书注》称得上是唐前《汉书》学的集大成者。颜氏精通小学，他注《汉书》，偏重文字训诂，至于名物典制和史实史事的考订则在其次。颜氏还校订了五经的正文和古注，撰有《五经定本》，成书在《五经正义》之前，其校订成果多为《五经正义》所吸收。颜氏在小学上的成就集中体现在《匡谬正俗》一书上。此书前半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半论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考论精密。唐代《史记》学上的代表人物是司马贞和张守节。前者著有《史记索引》，后者著有《史记正义》。此二书与南朝刘宋时裴骃的《史记集解》一起合称为《史记》三家注，流传至今。这两位学者是同时代的人（开元年间），但奇怪的是两人在著作中没有互相称引。

在总集注释整理方面，继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后，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编的《文选》在唐代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针对这部《文选》，先后出现了李善和五臣的《文选》注本。李善主要活动在唐高宗时期，他的注充分利用了原有的旧注，有的单篇旧注如《蜀都赋》、《吴都赋》刘逵注，《魏都赋》张载注，他完全采用并加以补充。李注体例严谨，在小传、解题、释事、释义、校勘等方面都很精到。五臣注本出现在李善注本之后。所谓五臣是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组织者为吕延祚，开元六年（718年）书成进上唐玄宗。他们标榜要对李注纠偏补正，实际上，五臣注本因袭李注的地方很多，整体上不及李注精到。《文选》一书对唐代的文人士子影响很大，研究《文选》在当时就成为专门的学问，号称“《文选》学”^[33]。一直到近现代，学界对《文选》的研究仍持久不衰。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字子玄，以玄宗名讳（“几”与“基”音同），故以字行。他作的《史通》，虽然主要是一部史学评论著作，但在古典文献学史上也有独特的贡献。《史通》把史书分为“六家”、“二体”，丰富了史书的目录分类。《古今正史》篇，叙述从古至今历代史书的成书过程、内容提要、编撰特点等，等于是一部编年的史书叙录。《杂述》篇把与“正史”相对的“偏记小说”分为十类，不仅扩大了史部文献的范围，而且对于认识唐前小说文献的分类也极有参考价值。刘知几是一个强调实录直书的史学家，特别重视文献的辨伪。举凡伪事、伪辞、伪书都受到他犀利的考辨。《疑古》、《惑经》两篇集中表现了他的批判锋芒。刘知几的文献辨伪精神上承王充，下开柳宗元。柳宗元辨伪的重点在诸子书，他写有《辨列子》、《辨文子》等多篇辨伪文章，在中国辨伪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从文献的载体形式看，唐代的壁经与石经不可忽视。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六月至十一年六月，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勘校五经文字，书于太学孔庙东西厢之壁，称为壁经。壁经的做法，实际上继承了古代一种传统，由官方刊定儒家经典文字的权威版本，供士子读经参照。大约过了60年（唐文宗大和年间），壁经因剥落损坏，又进行重修。由国子祭酒齐皞、博士韦公肃主其事，经过校定、修壁、书壁等程序，其中修壁采用在土墙上镶嵌硬木板的方法，不仅达到美观的效果，还能防止风蚀剥落，保存长久。唐代的石经提议于大和元年（827年），开雕于大和九年，雕成于开成二年（837年），因此称为开成石经。当时的国子祭酒郑覃负责这项工程。开成石经所包括的经书与刻石之数为：《易》九石、《书》十石、《诗》十六石、《周礼》十七石、《仪礼》二十石、《礼记》三十三石、《春秋左传》六十七石、《公羊传》十七石、《榖梁传》十六石、《孝经》一石、《论语》七石、《尔雅》五石，外加《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十石。每石七八层，高七八尺、广三四尺不等（参看王昶《金石萃编》卷一〇九）。开成石经只有正文，没有注文。其规模在唐前石经中是最大的。

五代时在古典文献学史上最值得书写的大事是蜀石经与雕版印刷九经。五代蜀国依照开成石经也雕刻了一部石经，共刻有十部经书，后来宋人补刻了《公羊传》、《穀梁传》、《孟子》三经，以成“十三经”之数。蜀石经刻有注文，在南宋时还有流传，后来很快被毁亡，元明以来流传很少。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作有《石经考异》，补刻《古文尚书》，并为每经拓本撰写题记编入《郡斋读书志》，保存了难得的蜀石经资料。

雕版印刷术始于唐代。1966年，韩国庆州地区发现了《无垢净光大陁罗经》。据研究，此经刻于704年—751年间，是武则天当政时在我国刻印后传入朝鲜的。学界一般认为现存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唐刻本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刻印的《金刚经》，但“唐代的印刷物基本上是单张印刷品，成书印刷品（册子）好像只是极少数”^[34]。大规模雕版印刷则始于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由国子监主持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的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王溥《五代会要》详细记载了此事经过。这是儒家经典的第一次开雕，也是官方对印刷术的首次利用。九经全部印完，一共费了20多年。五代时，不仅有官刻的经典，还有士大夫私人出资刻书以及民间和佛教徒刻书。

中国古典文献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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