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先秦两汉时期文献的研究成果

文字的出现是文献产生的前提。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和商代，古典文献学的历史也开始于这一时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传说中最古老的典籍。《尚书·多士》篇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商代的甲骨文，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易经》、《诗经》、《尚书》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传世文献。商代和西周时期，文献典籍多集中在官府，有专门的官吏掌管，其中主要是史官。史官负责典籍的记载、保管和整理，中国上古时期史官文化相当发达，中国古典文献学与古史学自古以来就有密切关系。中国有史以来最早一位有名有姓的文献学家可能是周宣王时的宋国大夫正考夫，他校订过《诗经》篇目的次序，《国语·鲁语》记载说：“昔正考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

随着周王室的衰败，到了春秋时期，学在官府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教育、学术及典籍都渐渐从中央转移到地方或民间来。诸子百家的兴起繁荣了当时的民间学术。儒家创始人孔子（前551—前479）因兴办私学而开创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新纪元，他同时还在古典文献学的整理工作上作出了开拓性的历史贡献。“文献”一词就是孔老先生最早提出的。儒家早期的六部经典《易》、《诗》、《书》、《礼》、《乐》、《春秋》相传都经过孔子的校释整理，孔子用它们作为授徒的教材。《史记·孔子世家》就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尽管孔子是否整理过《易经》和《尚书》，还有很多争议，但他与《诗经》和《春秋》的关系却是有据可查的。《诗经》据说原来有几千首之多，孔子把它删订为305篇。不管上述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孔子对《诗经》的重视和解说在先秦诸子中都是非常突出的，今本《论语》中有十几条评论《诗经》的语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也保存了较丰富的谈论《诗经》的文字。孔子整理《春秋》的功绩经过孟子的表彰而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孟子·滕文公下》明确指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在文献整理方法上主张“多闻阙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一点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论语·为政》说过一句名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卫灵公》还说过对于史书的阙文不要随便乱改的话：“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无矣夫！”孔子整理文献的态度，对后代学者影响很大，儒家亚圣孟子对待文献倡导“尽信书不如无书”^[17]的怀疑精神和辨伪精神，就是和孔子的“多闻阙疑”思想一脉相承的。又如汉代学者许慎在编撰《说文解字》时也贯彻了孔子“多闻阙疑”的原则。《说文解字》对于不清楚的形、音、义，都标以“阙”字，这正是受孔子影响而形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孔子在古典文献学上的功绩和影响通过他的弟子们的努力而发扬光大。《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六艺即六经，所谓身通六艺者，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六经的整理者与传授者。孔子教学科目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其中“文学”一门与文献学关联很大，有学者指出：“当时所谓的‘文学’，实指文献学。”^[18]孔子后学中子游与子夏在古典文献整理上表现比较突出，《吕氏春秋·察传》上就记载了子夏指出“己亥”讹作“三豕”的校勘学上的著名事例（参看本书第四章）。传说中《毛诗》、《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都传自子夏。

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外，先秦诸子与古典文献学的关系都比较密切。诸子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借古说今，充分利用古代思想资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此，文献的引用是很普遍的。墨子就经常引用《诗》、《书》，并多次提到当时的文献载体形式，如“书之以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19]；“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20]。荀子主张“法后王”的思想方法就是抬高礼义而降低《诗》、《书》，他一再指出：“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21]。荀子对“志顺《诗》、《书》”^[22]即迷信《诗》、《书》的态度大加批判，这一点对他的学生韩非子是有很大影响的。荀子虽然表示要极力“杀《诗》、《书》”，但他对先秦经典文献的传播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刘向的《荀子叙录》称赞说“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荀子和韩非子是七十子之后汉儒之前的重要环节。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对先秦诸子的批判总结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荀子·非十二子》和《庄子·天下》篇的“六家十二子”。《韩非子》中的《解老》和《喻老》两篇，是对《老子》一书的注解，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诸子注释之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记载的“郢书燕说”的寓言故事，形象地指出了古书讹误的一种原因，同时也批判了解释者的穿凿附会，成为古典文献学史上如“三豕己亥”一样的经典案例。

先秦古文献史上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是统治者或政治家对于古代典籍的禁毁，孟子早就注意到春秋战国时列国争斗中，“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23]的做法。法家改革派商鞅，直接把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比作害民弱国的“虱子”^[24]，他推动秦孝公变法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燔《诗》《书》而明法令”^[25]。这种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惜烧毁书籍的思想专制行为到秦始皇时达到一个高峰，那就是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事件和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的“坑儒”事件。其中，尤以“焚书”事件对先秦文献的流传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影响。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三十四年，由于博士齐人淳于越是古非今，要求恢复分封制，秦始皇批准了丞相李斯的奏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三十五年，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相互告发，牵连出460余人，皆坑杀于咸阳。如此严厉的焚书坑儒措施所带来的文献失传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史记·六国年表序》指出：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讥刺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又《史记·儒林传》指出：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又《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秦始皇的焚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大的劫难，按照上述记载，它的一个首要后果就是列国图书的散乱，各国历史文献的严重毁坏，使得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只能看到日期不明确、文字不完整的《秦记》。其次是古文儒家经典的残缺，这是导致汉代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纷争的一个原因。从后来的历史演变看，焚书并没有达到秦始皇巩固政权的专制目的，文献的传承毕竟不是完全为统治者的意愿所左右，它有自己的生命力。秦始皇当年所保留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基本上没有流传下来（卜筮书《周易》的流传据说与秦始皇的保护政策有一定关系），相反，他极欲毁灭的儒家《诗》、《书》等经典却顽强地流传至今。这其中的原因实在值得我们去深思。郑樵《通志·校雠略》开篇“秦不绝儒学论”即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做了一些翻案文章，他认为“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张舜徽先生认为：“这样的翻案文章，在秦以后的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诚属不可多得。”^[26]

两汉时期古典文献的发展也是由“焚书”翻开第一页。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项羽军攻入咸阳，焚烧秦宫室，使秦博士官所藏《诗》、《书》及百家之书化为灰烬。项羽的行为开启了中国后来农民军或军阀战乱中“焚书”的先例，在长达两千年的王朝更替中，中国古典文献可谓厄运不断。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了秦王朝灭亡的经验，采取了黄老之术，政治上与民休息，文化上注重建设。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秦“挟书者族”之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汉武帝时，国家始注意有组织地搜集整理文献，“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27]。当时，有些藏书家的藏书数量和质量非常可观，如河间献王刘德，好藏书，从民间得善本，“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其所得皆古文先秦旧书，数量与朝廷相当^[28]。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领校中秘藏书，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刘向（约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刘向整理古典文献时广罗异本，仔细比勘，去除重复，校出脱讹。然后编定篇章目次，确定书名。他每校勘完一部书，就把有关作者生平、思想内容、学术源流等整理情况写出一篇叙录，这些叙录汇编成《别录》一书，它起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巨大作用，开创了中国古典目录解题的范式。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刘向去世，王莽推荐他的儿子刘歆为侍中。刘歆（约前53—23），字子骏，曾改名秀，字颖叔。汉哀帝令刘歆领校五经，继承父业。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两年后完成。《别录》与《七略》后来均散佚，但它们的分类思想和基本内容都保存在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艺文志》里。向、歆父子堪称中国古典目录学、校勘学的奠基人（参看本书第二章）。不过，刘歆因大力推崇古文经传成为后来经学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汉人整理和传授儒家经典文献主要是通过两种文本方式。一种是口耳相传，靠背诵和记录来流传的文本，记录所用的文字是当时通用的隶书，称为今文，如由秦博士伏生口授、晁错记录的《尚书》，又称为《今文尚书》。另一种是从墙壁夹层或地下发掘出来的文本，是用先秦六国的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如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墙壁夹层里发掘出来的《尚书》，又称为《古文尚书》。这样的古文，我们今天从出土的战国竹简上还能读到，其写法与汉代的隶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今文和古文，本来只是书写文字的不同，但后来研究与讲授的人却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术派别。他们在治学方法和经典取舍等方面，各有师承，偏重家法，逐步展开门户之争。这就是经学史上著名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所谓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典只是在民间流传，没有被朝廷立为“博士”。直到西汉末年，著名文献学家刘向的儿子刘歆向皇帝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经典列入学官，古文经学才慢慢兴盛起来，逐渐在东汉占主导地位。到东汉末年，今古文合流，家法近于消融。

两汉在儒家经典文献整理上出现过几次由官方主持的大型会议或活动，专门审定经义、校订经文。第一次是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诏群儒在石渠阁论定五经同异，留下一部《石渠议奏》，后亡佚。石渠阁是当时朝廷的藏书之地，在未央殿北。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仿照石渠阁旧例，在白虎观召开群儒大会，考论经义同异。此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产生一部《白虎议奏》，又称《白虎通德论》，经班固撰集后，题作《白虎通义》，流传至今。该书已成为治经学史或思想史的重要文献。第三次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灵帝诏诸儒正定经书文字，校书官和书法家蔡邕亲自书写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供后儒晚学取正经文，史称“熹平石经”。该石经六朝后渐散亡，今残存一千九百余字，见于宋人洪适的《隶释》中（参看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与两汉经学相配的是纬学，纬学兴起于西汉后期，盛行于东汉。纬书与图谶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谶纬”之说。所谓谶，指以隐语的方式宣传天命的预言、秘籍，它的起源很早，在秦始皇时代就有用例。最典型的事例是王莽假托符命，利用谶语来制造舆论，篡夺王位。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它是以谶说经，用经证谶，借助经文经义，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预言王朝政权的兴废更替。它与当时的方士和方术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东汉的谶纬家多属于今文经学派，而古文经学家一般反对以谶纬说经。广义的纬书包括图谶纬候等几类书，狭义的纬书则专指七纬即七经纬，其细目见于《后汉书·方术列传·樊英传》李贤注。纬书的起源被神秘化和权威化，或称其为天授秘书，或称其为孔子所作。谶纬书自南朝刘宋大明中开始遭到禁毁，到了隋炀帝时则被大规模地焚烧。从此，谶纬书大多散亡，谶纬学也完全衰微。谶纬书由于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为图谋篡夺天下的人提供合法性基础，也就必然为在位统治者所惧怕。因此，它的衰微就是不可避免的。纬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献，它在经学史、训诂学乃至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

在两汉文献学史上，有两位大学者是需要重点提及的。一是西汉时的司马迁。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从文献学的角度看，也有几点经验值得总结。在文献史料的处理上，他采取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殊语”^[29]的做法，对一些古典文献的真伪进行了考辨，如开篇《五帝本纪》中对《五帝德》与《帝系姓》两篇文献所记内容真实性的辨析，他把文献资料与民间传说相互印证（也可以说是一种“二重证据法”），提出“《书》缺有间矣，其佚乃时时见于他说”的文献考辨原则，教导人们对古典文献和古代史实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一经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应该记取的。另外，司马迁在引用《尚书》等古奥难懂的文献资料时，就把它翻译成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便于人们阅读理解。司马迁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实行古籍今译的典范。

二是东汉时的郑玄。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曾从经学家马融求学。他学识渊博，遍注群经，兼及纬书，举凡《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论语》、《孝经》、《尚书大传》、《（尚书）中候》、《乾象历》等典籍他都作过注。他还著有《三礼目录》、《孔子弟子目录》、《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等文献学著作。郑玄的著作大多散佚，完整流传下来的有《毛诗笺》、《三礼注》。郑玄治经书，学术视野开阔，能超越两汉今古文之争，破除门户之见，兼收并蓄。同时，他又精通小学，长于文字训诂。张舜徽先生总结他这方面的成就为《郑雅》^[30]。除了注释之学，他对于校勘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整理文献称得上是真正的校注。郑玄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是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

东汉时另有两位在文献学上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及其著作也应提及。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他写作《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31]。他提出一整套文献辨伪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辨伪学史上影响深远，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疑古惑经就直接受其影响而作。著名的文字学家和经学家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作有《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许慎治经学享有盛誉，当时人称为“五经无双许叔重”，可惜《五经异义》一书唐以后亡佚。《说文解字》的书证释义，开创了汉语文献文字学的广阔道路。许慎不仅在文字训诂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开创了以小学校读古典文献或经书的方法。这种方法为后来郑玄所批判性地继承，“许、郑”因此并称。清代学者特别推崇许学和郑学，许郑之学也是清代文献学家所重点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