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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三大部分的重要性

【摘要】:按照前辈学者的理解,文献学这门学问主要包括目录、版本、校勘三大部分。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第一章讲文献学的涵义,其中一节题为“文献学的三个内容”。

按照前辈学者的理解,文献学这门学问主要包括目录、版本、校勘三大部分。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第一章讲文献学的涵义,其中一节题为“文献学的三个内容”。王先生认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所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文献学,“广义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本课定为三个内容:一、目录,二、版本,三、校雠”[13],这里的“校雠”就是校勘的意思。王先生把文献学看作一种方法的掌握,显然范围有点过于狭窄。对文献的认识、运用、处理和接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不过,我们注意到王先生的讲法有一个限定性的状语“至少”,即“至少”是一个方法问题。这样讲,其实也是留有余地的。

王先生把目录、版本、校勘视为“文献学的三位一体”。由此,我们可以说,目录、版本、校勘是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这三大主干知识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文献学所涉及的学问,过去叫做“目录学”或“校雠学”。程千帆先生在《校雠广义·叙录》中对“校雠学”名称的歧义作过辨析,他在比较分析清人和近人洪亮吉、缪荃孙、叶德辉、汪辟疆等所叙校雠学内容的异同后指出:“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足为吾辈今兹研讨之准绳。”[14]在程先生看来,由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者所构成的校雠学,是自汉代刘向、刘歆所开创的治书之学的“通例”,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这门学问的“准绳”。程先生在版本、校勘、目录这三大主干知识以外,又加上了“典藏”,应该说是完全符合我国古典文献学的传统。古代文献学家对文献大规模或小范围的整理,往往与国家或个人对文献的收藏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文献的认识、运用、处理和接受的过程中,还不能忽视收藏这个环节。只不过就今天的读者应掌握的文献学基本知识的次序而言,收藏的问题可以稍后再涉及。

目录、版本、校勘作为古典文献学的三大主干知识,它们关注的内容是什么?

概括地讲,所谓目录,是指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文献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而目录学则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的一般规律的专门学问。目录学是为了适应文献的不断增长以及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求而产生的一门学问。目录学是我们读书治学的门径和指南,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里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是其门而入。”按照中国的学术传统,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前人把与文献学、校雠学有关的知识内容都冠以“目录学”之名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谓版本,是指同一种文献在编辑、传抄、刊刻、装订、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形态的文本。版本学就是研究各种文献的版本源流,比较其优劣异同,鉴别各种版本的真伪高下的专门学问。学习版本学的知识,首先有助于读书,它使我们知道读书要重视版本,应选择善本,读书不注重版本会影响我们对原著的正确理解。其次有助于引书和校书。我们在写作和研究中经常要引用文献,而引用文献必须注意版本,这里既有文献学的专门训练,又有学术规范的一般要求。至于用各种版本来校书,对于版本学的讲究,更无需多言。版本学对于研究思想文化史和政治经济史也能提供独特的视角。

所谓校勘,是指改正文献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的字句篇章上的错误,使之尽可能地恢复或接近文献的原来面目。校勘学则是研究和总结校勘工作的一般性方法和规律的专门学问。校勘学的训练对于每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有必要,它能使我们尽可能地避免或改正自己文稿或书稿中的文字错误。更重要的是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它能使我们在读书治学中发现和改正所阅读或引用的文献中的文字讹误,使我们的理解或解释尽可能地接近原稿。校勘学的作用与版本学密切相关,如善本概念就包含有精校本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