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文化与人生随笔-萧老师指引我的学问之路

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物资匮乏、学问饥荒的年代，真正读一点书，是从“文化大革命”时思想的苦闷、迷惘与饥渴中开始的。在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其前身为省一中）当中学生，在天门县乡下当知青，在湖北省化工厂当工人，我感兴趣于哲学，读了一点书，主要是马恩列斯毛的书，也有一点点西方哲学的书。

原来不敢做上大学的梦。邓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给了我们机会。我于1966年高中毕业，辗转十二年后，于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进校时已31岁了，同班同学最小的才16岁。我们这几届同学，尤其是高龄生，真是叫如饥似渴地学习，拼命地学习。只有我们这种经历的人才真正懂得珍惜读书的时间。以后有幸听陈修斋先生、杨祖陶先生讲授“西方哲学史”（上大课，七七、七八级及旁听者160多人同听，如醉如痴），又系统地读了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与四册《哲学史讲演录》，罗素、梯利的哲学史，贺麟先生的一些西方哲学汉译名著，一点点笛卡儿、休谟、康德的书，才算是入了哲学之门。大学时代正值思想解放运动，武汉大学图书馆和哲学系资料室的书多，来来往往讲演的人也多，思想上真正活跃了起来。我当校学生会学习部的副部长、部长，组织了不少讲座。这时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即是国内主要的思潮，是我们七七、七八级同学最为关心的事。其时，我还主编了大学生哲学刊物——油印本的《求索》，刊登哲学学子的习作。

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的时候，我曾作为工人理论队伍中的一员，开始接触了一点中国哲学思想史。但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我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不可能超脱于“左”的氛围，不过借此机缘读了一点有关中国哲学方面的书，如侯外庐、赵纪彬、杨荣国、任继愈先生的书，以及一点资料书，包括王充、王夫之的书等。

真正热爱起中国哲学，缘于进武大以后听萧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萧先生讲课不多，讲起来常常脱离教材，旁征博引，放得很开。他对思想解放的渴求，对国事民瘼的关切，对人类、民族、人民之命运的反思，使我们深受感染。

我们上“中国哲学史”课期间，唐老师主持，萧、李老师等参加了我们七七、七八级关于孔子“中庸”哲学思想的讨论会。我当时还比较“左”、对“中庸”持批判态度。会议是在理学院一个大教室举行的，讨论很激烈。事后我还起草了一篇较长的讨论综述，经唐老师悉心修改后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我们修“中国古代哲学名著选读”课，使用的是中哲史教研室编的数册油印本《中国古代辩证法史资料》，我发现了其中因刻印带来的问题，有的是版本、底本的问题，到图书馆遍查典籍，校对出百余条差误，交给老师。这件事被萧萐父先生知道了，他大为赞扬，曾在教研室会议上，在给研究生上课时表扬了我。不过，当时我只是一位本科生，并不知道萧老师的褒奖，事过一年多后才知道的。

我提前半年毕业，考上本校1981级硕士研究生。1982年2月至1984年12月攻读哲学系中国哲学硕士学位，正式成为萧萐父教授、李德永教授、唐明邦教授的入室弟子。这三年对我走上学问之路是最为关键的时期。老师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我们受到基本的思想的训练与文献等方面的训练。

我们得益于三门基础课：一是哲学史方法论；二是中国古代哲学文献导读；三是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学。当时的哲学史方法论课，中西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在同一个班上课，这非常好。这门课领衔的是陈修斋、萧萐父先生，杨祖陶、王荫庭、李德永、唐明邦等先生也分别参加。同班同学有冯俊、李维武、高新民、黄宪起、黄卫平、蓝岚、舒金城等，还有一些青年教师与旁听者。这是读书、讨论课，我们学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与方法论原则、普列汉诺夫的五项论等，对于为什么说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史，关于哲学史是否就是认识论史，什么叫逻辑与历史的一致还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什么是哲学史上的“普遍”“一般”“具体”“个别”，什么叫“社会心理”“哲学无定论”，唯心主义哲学有没有价值等问题，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老师们只是启发、引导、点拨，他们重在培养我们的读书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的古代哲学文献导读课也是重头课，是我们的基本训练。李老师讲先秦诸子，特别是庄子、荀子，唐老师讲《周易》，告诉我们如何读古书。萧公常说“学无常师”，我们常去听杨祖陶先生讲康德，听江天骥先生讲科学哲学。杨先生讲得十分系统，特别深刻，杨公的课对我们的理论思维的训练很有帮助。上江先生的课很有意思，我们听不懂江先生的潮汕话，但江先生发了详细讲义。我们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与范式理论及当时流行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系统论颇感兴趣。

除教学外，老师们忙于编教材和出席各种学术会议。萧老师才思敏捷，作为学科带头人，对哲学界各种讨论及相关学术会议的新信息、动态都非常关注，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的讨论，朱光潜先生对《巴黎手稿》、特别是对《费尔巴哈论纲》的重新翻译及其价值，哲学史上“两军对战式的对子结构”与“螺旋上升的圆圈结构”，中国哲学范畴与范畴史研究，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关于孔子、《中庸》和宋明理学的再评价，唐兰、张政娘、冯友兰、张岱年、岛田虔次、冯契、王元化、李泽厚、庞朴、汪澍白等先生的新观点，《未定稿》《读书》上有什么新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考古》《文物》上介绍的新发现与新研究动向，马王堆与银雀山等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等，包括如何使用工具书如《经籍纂诂》等，都提示给我们，启发我们去关注、把握、理解、参与。他还把汤一介、庞朴、刘蔚华、陈俊民等先生请来给我们讲课，打开我们的思路。黄卫平同学写了一篇文章与萧老师商榷，萧老师表扬了卫平，还把这篇文章推荐发表。

老师们对我们非常关心，耳提面命，手把手地教我们。萧先生亲自批解我们的习作，告诉我们如何修改完善，每每涉及文章架构、资料搜集、鉴别与理解等，特别细心、耐心。萧先生让我们在干中学。他指导我重点读王夫之的《尚书引义》。他也放心地让我与维武、卫平、金城等整理他的关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与王夫之哲学方面的讲义、文稿等，这种整理也是一种学习。我记得我整理过他关于王夫之认识辩证法论文的初稿。他与唐先生带学长萧汉明兄、蒋国保兄等与我们这届硕士生，带着经他们修改了的我们的论文，出席了1982年在衡阳举行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让我们参与讨论，拜访专家。我最初关于王船山的几篇习作，都是经萧先生悉心指导、认真修改、热心推荐发表的。这就是80年代初我在萧公主编的《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和在《中国哲学》《江汉论坛》上发表的几篇习作。这些事已经过去20年了，老师帮我们修改文章的细节却仍然历历在目，永远也忘不了，而且已化为我今天带学生的动力。

我读本科生时，旁听了萧公为研究生开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课。讲到近世，他偶然提及黄冈熊十力先生有《体用论》等书，值得一读。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湖北有位哲学家叫熊十力。我就到校图书馆去遍查熊先生的书。我对熊十力其人其书渐渐产生了兴趣。老师们原本让我做司马迁的历史辩证法方面的硕士论文，后来我提出想做关于熊十力方面的硕士论文。在当时，老师们确定我做这个题目（《熊十力的认识辩证法初探》）是要有勇气的。记得教研室全体老师出席了我们的硕士论文开题报告会，有的老师善意地同时又是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对唯心主义哲学家熊十力评价过高。但萧先生有气魄，最后还是支持我按自己的思路去做。他让我参加他与汤一介先生主持的《熊十力论著集》三卷本（《新唯识论》《体用论》《十力语要》）的搜集资料与点校工作，这一套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他指引、支持、帮助我与友人景海峰兄到湖南、北京、上海等地搜求熊先生著作、手稿、信札，通过写信推荐等方式，让我与友人李明华兄等遍访与熊先生有关系的前辈学者。我曾拜访、请教过的前辈学者有：梁漱溟、冯友兰、张申府、周谷城、贺麟、宗白华、朱光潜、张岱年、周辅成、虞愚、任继愈、冯契、石峻、韩镜清、田光烈、谢石麟、张遵骝、习传裕、王星贤、潘雨廷、田慕周、李渊庭、阴法鲁、汤一介先生等。尔后，我不断得到这些先生们的指教与帮助。武汉大学的前辈黄焯、唐长孺、吴于廑，吴林伯等先生，我们哲学系的老师们，对我呵护有加，多方提携。

萧老师指导我写论文，重视前人成果的研究综述。我通过广泛搜集资料，又对研究前史、资料条分缕析，整理出来，作为研究的背景与基础。我又通过对认识论、直觉论和唯识学的学习来诠释熊氏认识论。在萧老师、唐老师、李老师的指导下，通过撰写硕士论文，特别通过他们对论文的点拨、指导、批评，我基本上掌握了做学术研究的步骤、方法、规范等要领，开始学会对文献的解读与诠释，从事哲学学术研究。写硕士论文，其实是学习做学问的实践。

我的硕士论文经扩充、修改之后，改名为《熊十力及其哲学》，自费于1985年12月由北京的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先生题写了书名，萧萐父先生专门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1985年，我协助本系与萧老师筹备、组织“纪念熊十力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于是年12月底在黄州举行，发起单位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北省政协、黄冈地区行署与黄冈县政府。来自全国及美国、加拿大、苏联、日本的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石峻先生、汤一介先生、楼宇烈先生、周继旨先生都来了，海外冉云华、杜维明、成中英及苏联科学院布罗夫先生等都是第一次来湖北。当时黄州还没有开放，借熊十力会议的机缘，在萧老师指导下，我们在黄州举办了大型的“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由萧汉明学长主其事。演讲者除上述学者外，还有吴于廑、章开沅、刘纲纪、冯天瑜等先生及我们的三位老师，为一时之选。对于这次会议与这一讲习班，学校与哲学系都十分重视，当时任系主任的陶德麟先生和总支书记裴淑娟同志亲临黄州赤壁宾馆接待国内外学者，与省、地领导共同指导工作。

我的小册子受到与会专家的重视，其中一章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这次会议是萧先生为我们这些青年后生提供的舞台。会后，拙著《熊十力及其哲学》这一小书得到了张岱年、陈荣捷、岛田虔次等先生的肯定与鼓励。岛田先生在其1987年于日本同朋舍出版的《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这一大著中，高度评价了我的熊十力研究，提到我与我的有关论文著作、或加以征引的，达十多处。台港出版界也注意到拙著，我应约又加以扩充修改，以《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为名于1988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1990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又正式出版。

萧先生、唐先生、李先生指引我们走上学术之路。1984年12月，我留校任教至今，直接在三位老师的带领下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我毕业之后，又多次重听萧先生给研究生的讲课，在哲学史方法论、史料学等课程上，他真是与时偕行，讲课时时有新的材料和新的思想，例如，关于文化反思，源头活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历史接合点的思考，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古史研究与马恩对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朱光潜先生对维柯的《新科学》的翻译及其方法论的意义，金克木先生关于中印西比较文化的精彩论述，狄百瑞、陈荣捷、沟口雄三、傅伟勋、林毓生等国际汉学家的新成果，古史祛疑，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与泛化问题等，都是在我们硕士毕业之后他吸收的新信息、反思的新成果，亦成为他的课堂教学新增加的内容。在重听这些课程及“文化热”前后，我也尽心帮助他整理过几篇相关文章与访谈等。他有时把他最后的定稿再返回给我看，让我从中受到教益。

1985年春，萧先生安排我出席了汤一介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亲耳聆听了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专家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金克木、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李泽厚、庞朴、吴晓玲、孙长江、丁守和及来自海外的魏斐德、杜维明、陈鼓应、成中英、邹谠等先生的演讲，一睹名家之风采，接受了许多新信息与新诠释，颇受教益。萧公后来指导我们参与“文化热”的讨论。我曾著文首次把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争概括、提炼为“儒学复兴”“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哲学启蒙”“新的综合”诸说，并加以分析与评论。很多人至今仍在沿用我的上述概括。其中，“哲学启蒙”派即是以萧先生为首的学派。与此同时先后，我参与了萧先生与吴于廑先生、冯天瑜先生联合组织的“明清文化史沙龙”的学术活动，参与了萧老师、章开沅、冯天瑜等先生发起，汤一介、沈善洪、陈俊民、庞朴、朱维铮、刘桂生、金春峰等先生参与的1987年在华中师大举行的“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

我与李维武兄在武汉大学合作开出了“文化学与文化哲学”方面的选修课，打印了讲义，请萧先生开讲。我后来独立讲这门课，并出版了《文化学概论》。《文化学概论》基本上代表了我在80年代下半期关于“文化”的看法，特别是关于“多元文化”、关于文化变迁中的涵化与整合、关于“文化传统”的解析等，这些看法已开始包含了对流动变化着的文化传统的全面体认，调整中国文化的评价尺度与诠释维度。

以后，我又协助萧先生接待了陈鼓应、傅伟勋、杜维明、成中英等学者。萧公在文化大讨论中是一派之首，正是因为他与章开沅先生的作用，使武汉在“文化热”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与京、沪相鼎立。

我于1987年考上萧老师的博士研究生，1987年9月至1990年9月，一边在哲学系工作一边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9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在那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师生相互慰藉，相濡以沫。萧公指导我做博士论文《熊十力研究》，我更加投入。

90年代我对熊十力哲学的研究，以博士论文为代表，主要抓住其哲学的核心问题即本体论问题，在熊氏哲学内涵、内在张力、学术渊源、思想影响的诠释与批导上，有了较大的创进。90年代我虽然也有与台湾学者翟志成的一场颇为轰动的论战，解决熊氏史实、资料考证与有关熊氏人格评价问题，但我的精力与研究重点已转向熊氏本体宇宙论、道德形上学的问题，熊作为20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形上奠基者对现代的批判和多面的影响，熊在现、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问题等。

我分析论证了熊氏作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中对形上学建构有兴趣的学者，为现代新儒学思潮奠定了一个基础。他的“境论”即是他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他是保留了传统哲学之宇宙论的学人。他重建大本大源，把“本心”解释为宇宙本源与吾人真性，是具有能动性的创生实体。他的本体论是“仁”的本体论，含有内在—超越、整体—动态、价值中心、生命精神的意蕴。

在整个现代儒学思潮中，熊先生在精神上启导了唐、牟、徐。重建本体是熊的关键性思考。他的形上学建构，特别是终极实存的思考和道德形上学的创慧，在牟宗三那里得到充分发展。他的“体用不二”之论，特别是道德自我开出文化建制的思想，在唐君毅那里得到充分发展。他的历史文化意识，在徐复观那里得到充分发展。熊先生虽然没有写出“量论”（认识—方法论），但他对“性智”与“量智”、“体认”与“思辨”、“表诠”与“遮诠”的讨论，即包含在他的“境论”之中。熊十力的“澄明”之境，是在良知的具体呈现中体证、契悟天道。这与冯友兰的新实在论的思考方式完全不同，也不是冯友兰的“负的方法”可以代替的。熊先生高扬了东方的本体玄思，即在澄明状态中的存在之思。我的研究还涉及唯识学与熊氏新论在“性觉”与“性寂”上的不同，即儒、佛心性论上的差别。

这一论文得到任继愈、周辅成、冯契、石峻、朱伯崑、章开沅、汤一介、李锦全、方克立、涂又光、丁祯彦、吴熙钊等先生的指教和肯定。先生们以严格的学术性予以指点批评，在尖锐率直的评论中充满了关爱与信任，使我永远难以忘怀。我于1992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以《熊十力思想研究》为名于199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被方克立、李锦全先生纳入到他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之中。聊以自慰的是，《熊十力思想研究》没有辜负萧老师的期望，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我的光荣，更是导师的光荣。

从1990年开始，我又协助萧萐父先生，并与友人景海峰、王守常及蔡兆华先生等一道，投入到萧先生为主编的《熊十力全集》的搜集、整理、编校工作中去。近五百万言九卷十册本《熊十力全集》用了十二年工夫，在2001年终于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个中甘苦，难以言表。

萧公直接推动了学科点的对外开放，走出去与请进来。此中事迹不胜枚举。杜维明先生曾推荐我到吴德耀先生主持的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去工作一年，得到萧公的积极支持，后因故而未果。以后，应霍韬晦先生的邀请，我与萧公一道出席了1988年冬在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举行的“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此次会议开始了海峡两岸哲学界的互动。应国际中国哲学会与南乐山（Robert Neville）教授的邀请，我们师生二人一道于1995年夏出席了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举行的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

萧公以开放的胸襟，促成了我们学科点在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新儒学领域里的开拓，李维武学兄、田文军先生与我等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维武兄在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与徐复观学的研究上，田文军先生在冯友兰学的研究上，成就卓著。萧公与唐公等还促进了我们学科点在《周易》、道家、佛学、中日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开拓，分别由萧汉明、吕有祥、徐水生兄发展，明清学术则有吴根友学弟承继。

我们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老一辈萧萐父老师、李德永老师、唐明邦老师、程静宇老师、段启咸老师等学者身体力行，我们这一辈萧汉明、李维武、麻天祥、田文军、徐水生、吕有祥、吴根友教授与我团结协作，使本点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在全国享有一定的声誉，培养了一批批优秀学术干才，有一套培养人才的经验与方法。萧先生强调“中西对比，古今贯通；学思并进，史论结合；德业双修，言行相掩；做人与做学问一致，文风与人风淳朴；统合考据、义理、辞章，统合思想与历史的双重进路”，这是本学科点做人与治学之传统。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两位学长：萧汉明学兄功底甚深，于经学（特别对《易》经与《书》经）于子学（特别对道家与阴阳家）的文献极深研几，又谦和礼让，堪为表率。许苏民学兄于萧先生之学，特别是王夫之与明清启蒙学术思潮之学的继承弘大，其功甚伟，超越吾侪。现在我们学科点有了新生代与生力军，如吴根友、郝长墀、丁四新等，他们的西学好，知识结构好，外语好，定会有新的贡献与成就。

教人者必先受教育，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学科点的师友们实践着孔子、孟子的道德哲学和老子、庄子的超越意境，并以此安身立命。我们的时间、精力，大都放在对学生的培养上。对于硕、博士生，更是倾注了心血。现在，我们也像老师当年教我们那样，每看到有关论著，甚至一条资料，一条信息，都要抄下来，转告学生。对于他们查资料、出席会议、发表文章，甚至就业等，要操很多心，审阅他们的学位论文更是全身心投入，最后要考虑并帮助他们在德业诸方面的发展。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处处离不开三位老师的指点与关爱。20多年来，直至今天，有时候萧老师有意无意，看似不经意地，其实是有意在提醒我，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启发我，让我在做人、治学和善处各种关系方面更加健康、合宜与完善，甚至发现我的学生的德业诸方面的问题，也跟我交换意见，予以提醒。我从内心感谢恩师的指点。我现在常对我的学生说，萧公对我的有言无言之教，我感受最深的，一是人格的成就，所谓壁立万仞，风骨嶙峋，不作媚时之人或利禄之徒，不发媚俗之言或吹捧之论；二是学习的能力，一直到今天，他80岁了，心态比我们还年轻，仍然保持着学术上的朝气、敏锐与激情。他对学生重在培养、熏染、提升其学习与继续学习的能力。最近一些年，在教书与研究方面，我转向先秦经典的导读与研习，关注儒道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文献。他甚为欣慰，默许之，且亲自过问、关心我与历史系同事陈伟兄、徐少华兄张罗的1999年在我校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请来饶宗颐先生、任继愈先生、庞朴先生、李学勤先生、裘锡圭先生、周凤五先生与一些知名的国际汉学家瓦格纳、史景迁、浦百瑞、艾兰、杜维明、池田知久、工藤元男教授等。萧先生希望我们学科点在交叉、新拓上有建树。他一生不喜欢专断、狭隘、固辟、隅于一家之言，希望我们这些弟子有广博的涉猎面，有开放的气象。他总是不断地暗示、接引、点拨，希望我们在学术上真正有所见地。

萧老师、李老师、唐老师以言传身教，让我们恪守做人的本分，尊重圣贤，以诚敬之心，同情理解吾华文化及世界各文明的思想资源，发愤立志，潜沉读书，打好基础，严谨治学，放开胸量，虚己容物，关爱他人，修养人格，学会独立思考，增强问题意识，培养思考、反省、批判、创造的能力，积极参与海内外学术活动，勇于直接与国内外、境内外学者对话，推进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为学在严，为人要正。我们肩负的使命是：促使人类、特别是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培植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引导社会良性健康发展；培育具有反思性、批判性的公众知识分子与健全的国民。

孟子讲“君子三乐”。第一乐，天伦之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此点由天不由人。第二乐，道德之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一点，绝对命令，取决于己。在三位老师的感召下，我们心向往之，笃行实践。第三乐，教育之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学相长。学生们开放、机敏，涉猎面广，对我们启发良多。江山代有人才出。老师们的德业，薪火相传，不知其尽。我们只是过渡性的环节。弘大萧公开辟的事业，我深深地寄望于来者。

【注释】

[1]本文原载于《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