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之我见：尊敬与支持

王元化先生是前辈思想家，作为晚辈的我，十分敬仰先生，但从未作过与先生交往的奢望。因为恩师萧萐父先生的关系，因为我研究熊十力先生的关系，也因为他是乡贤而我是乡邦后学的关系，我与元化先生有了一些交往，且从中感受到他对后辈的亲切关怀与提携。今略述几件小事，谨以此纪念先生。

1993年8月，我到北京大学出席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的双年会议，在会上提交并发表了《为熊十力先生辩诬》的长篇论文，据实批评了台湾一位学者于前一年8月至10月在台北《当代》杂志刊发的连载长文《长悬天壤论孤心——熊十力在广州（1948—1950）》对熊先生的诬蔑。未曾想这件事最后变成了一桩公案，那位学者于是年10月下旬致信设在美国的国际中国哲学会，说我在文中对他“极尽谩骂、诬陷、诽谤及人身攻击之能事，严重地损害了本人之名誉及专业地位”，因而威胁说要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学会应负之法律责任，至少要学会承认大会安排我发表此论文为失当的行为，要该学会向他郑重道歉，且道歉信必须由学会负责人亲自签署，并保证不将我的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云云。那位先生以下最后通牒的方式说，如在当年12月15日前未收到道歉信，他将依法告诉云云。这件事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当时的国际中国哲学会的执行会长，长期在美国执教的唐力权先生十分紧张，立即向学会的十位执行委员（各国的）与海峡两岸的九位学者致函通报此事（也抄送给了我），协商解决之办法。我获悉此事后即向国际中国哲学会致函，同时也相应寄发以上各位人士，说明事实真相：第一，我的论文并无诽谤与人身攻击；第二，学会绝无必要向那位先生道歉。记得我把拙文及相关资料也寄给了元化先生。此事发生后，我得到不少国内外学者的声援与支持，其中包括张岱年、方克立等先生，也包括元化先生。

1994年8月7月，元化先生亲笔题写“郭齐勇先生指正”并签名，寄我一份1994年7月23日刊载他的《思辨随笔·序言》的上海一家报纸的剪报。元化先生7月15日写于炎夏的这篇序言中，有不少篇幅是阐扬熊十力先生的，也有对我直接声援的。元化先生在批评胡适以降，特别是现时代自然科学方法的滥用及其对社会科学、人文学的破坏时，引用了十力先生的话：“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元化先生接着说：“这是指一些趋新猎奇的人，对于未经深探的新学新说，徒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者的辗转传说，遂沉迷其中，袭取外人的皮毛，其后果则是毁弃了自己的本性，从而渐渐失去了‘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精神’。”

元化先生接着说：“十力先生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他早就说过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他所关怀的是发扬其中固有的优质。我觉得他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甚至比今天一些自命有思想的学者要清醒得多。近年来海峡彼岸一位论者曾对他痛加指摘，措辞严厉，甚至夹杂着詈骂。斥他‘既贪且吝，好名好胜而又目空四海，时时贪、嗔、痴三毒习气横发而又不知自检’。这使我想到本书所收《忒耳西忒斯式的酷评》一文中所举那种伎俩。我不知论者是否把具有特色的大批判带到彼岸？十力先生不断修订自己的观点是出于追求真理的热忱，而不是趋承上意，取媚权势。凡熟悉他的人都对此有所理解。但这位论者却别出心裁，判定他五十年代初删削《新论》（按指《新唯识论》，下同），乃是迎合当局反宗教宣传。这真是惊听回视之论。其实，在此以前他早已由佛入儒。我以为他后来在《明心篇》中所说：‘吾惟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但《新论》实从佛家演变出来。’这几句话道出了他在反思佛学时删削旧作的真正原因。可是论者的政治情结对十力先生于1949年在去留问题上的选择深表反感，以致耐不住呵责他在大陆的十八年是‘虽生犹死’，而‘所著每一本新书都可以说是一种负积累，标志着他学术水平的倒退’。这还不够，论者同时还对他的为人也作了寻垢索瘢的挑剔。我不想对这些武断语进行辩解。据我所知，刘述先先生和郭齐勇先生已对论者的考释作了辩正。好在十力先生所撰各书俱在，读者自可参考。倘有人对这些著作的得失成败不虚美不掩恶，作实事求是的探索，倒是大有裨益的。但这就需要躁释矜平，更不能狃于政治上的党派偏见妄生穿凿，厚诬古人。”

大概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理解、更感谢元化先生了！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元化先生在为他的新增补的二百余篇的论文集作序时，对本论文集说得不多，然而竟用了这么多篇幅来写熊先生，又特别涉及我与台湾那位学者的论战。其实，在此前，元化先生详细了解了论战，阅读了双方的文章，他是借此机会来对这场争论表态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公开策应了作为这场论战的一方的我。当时大陆的很多学者考虑到海峡两岸的关系问题，主张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我则认为，是非一定要分明，双方一定要彼此尊重，既然对方浓墨重彩地渲染，又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吾人，对熊先生充满了偏见，论文与整理的资料中又充满了硬伤，却对大陆学人的学术研究十分不屑，为什么我不能据实反驳呢？故张岱年先生在1993年12月23日回复我的信中说：“我完全同意您所说‘维护大陆学者的尊严’。”而元化先生完全采信了拙文，他以著名思想史家及熊先生的友人（忘年交）的身份说了话，掷地有声，为这桩公案作了结论。

由于方克立等先生的坚持，刘述先等先生的斡旋，国际中国哲学会未向那人道歉，那人也未到美国的法庭告诉。但是，两拙文《为熊十力先生辩诬——评〈长悬天壤论孤心〉》《某人“审定”之〈熊十力佚书九十六封〉纠谬》却一直没有机会在台湾发表。标榜言论自由的《当代》拒绝了，我改投《鹅湖》，经过争取，方才于1994年2月、3月发表。近年来，我又遇到一位强词夺理，极度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好名好胜的人，对付这种人，我有了经验，那就是不惧怕，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据理力争。

萧萐父先生与我在编《熊十力全集》的过程中，曾请元化先生过问一下，看上海档案馆等单位有没有熊先生未刊书信文稿等。1994年，他曾对萧老师说，上海档案馆已将该馆发现的熊先生书札全部复印一套给他了。萧老师及时告诉了我，我们都很高兴，我当时正在编《熊十力全集》第八卷，该卷收入未刊文章书札。我请萧老师去函催请元化先生给我们寄来这些资料。是年12月2日元化先生致萧老师函（刊载于《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13页）即是此背景。刊印的这封信有点毛病，如将“寄奉”误排为“寄上”，“因未得暇”前又多一“但”字。上海档案馆原请元化先生就这些材料为馆刊写一篇文章，元化先生一直没有时间，但对这些材料作了初步清理，清理后他还编了一个目录，有的复制件上还留有批注（为写文做准备）。鉴于我们编《全集》急需，他把全部材料寄给我们了，萧老师收到后交我整理。我首先遵嘱复印了一套寄还元化先生，又按元化先生的初步整理做了进一步分辨、更改与加工。元化先生很谨慎，在致萧老师函中说：“所附目录是我草草清点后编成的，由于时间匆匆（我于深夜做此事），可能不准确。其中有数（二？）函似有缺页。倘有问题，可来电话问我。”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学者的元化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批材料大多是熊先生晚年定居沪上，因住房与其他事，如为弟子等生计或受迫害事与上海市委统战部及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的一些信件，也有上述机关对熊信的批复，为存真，我们全部编入了《熊十力全集》。我为这部分材料的整理，也曾打扰过元化先生。他又托我从中整理出熊先生两函，拟发表在《学术集林》卷三，后未果，延至卷五。1995年3月27日，元化先生请协助他编《学术集林》的徐文堪同志专门给我回了一函，解释此事，极为客气，并附两抄件复印件。徐信说：“元化先生最近去北京开了一个会，回沪后身体欠佳，未能握管，堪协助他编辑《学术集林》，他嘱代向先生致候，多感盛意，并对先生的辛勤劳动表示十分钦佩。”附言说：“惠赠元化先生的大作亦收到，至感。”

2001年，我主持筹办“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拟于开幕式首发《熊十力全集》，非常盼望元化先生前来敝校指导并演讲。为此我致函元化先生。因身体原因，先生未能赴会。他亲笔给我回信，两页信写在淡雅简朴的“王元化用笺”上，现敬录如下：

齐勇教授台鉴：

八一手教敬悉。前些时听说萐父先生身体违和，不知近况如何，殊为念念。请向他致敬并问安。

武汉是我的家乡，我也很希望九月之间参加武大举办的盛会，何况熊先生全集是件大事，更应前来庆祝并向为此作出贡献的诸位先生致敬致贺。十分遗憾的是，两月多以前，我突觉头晕，经医院以CT及核磁共振检查，发现颈椎狭窄，虽经治疗及服药，至今未愈，仍在休养，甚至读书写字也都大大减少了。加之从去岁下半年起，突发皮肤病，前数月好了一个时期，今又发作，整日瘙痒，令人难耐，这些虽都是无大碍之病，但患者为其所苦，而医生又无特效良药，只得忍耐而已。处此情况下，只得向萧先生和您请假了，这实在是不得已之事，原谅我罢。你们的盛情厚意，我衷心感谢。至于嘱我写的贺信，我当照办，当勉力另写一条幅寄来。倘您觉得可将此信所述不能亲来赴会的情况在会上简单讲一两句，则更为感谢。（贺词写好即邮奉。）

车桂事经您和萧先生一再提携帮助，感激无量。不一一。敬请教安

王元化　手上

八月七日

先生又寄来专为我们大会题写的字幅，我们在开幕式上转达了先生的祝贺并展示了题辞：

熊十力先生语录：

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依自不依他，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语要

凡有志于本学术者，当前孤往精神。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谐。尊闻录

一意袭外人肤表，以乱吾之真，将使民性毁弃，渐无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真精神。语要

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复徐复观书

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然其固有待发扬者，吾不忍不留意也。语要

恭贺熊十力先生全集出版暨学术研究会召开

辛巳秋月

清园王元化

元化先生为大会的题词是一幅很精美的书法作品，他辑录的十力先生的几段话非常经典，包含了启蒙与反思启蒙，也包含了知识人为人治学的基本品德及人格的重建问题的思考。鸦片战争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一些自以为是的中国知识人的无知与起哄，使得固有文化的内在精魂已被剥蚀殆尽。熊先生等欲振起沉疴，元化先生晚年也做着类似的工作。

会后，他收到我报告会议的信与一套熊先生全集，又有回信：

齐勇先生：

九月十九日手教收到已久，近因颈椎病，头昏目眩，未及时作复，请原宥。十力先生会议前寄去贺词，书写时匆忙，有两处脱漏，请勿装裱，容另行书写，裱好后寄奉。

先生现在主持系务，谅必忙碌。前得车桂来信，告知多蒙照顾，不胜感激。蒙赐十力全集，多谢多谢。请向萐父先生问安。不尽一一。

即颂教安

王元化手上

九月二十七

先生的认真、平实、谦和，令我这个晚辈感念不已。以上两函都提到车桂。车桂何许人也？元化先生为什么这样关切？我也有必要说说这件事，从平凡小事中可以看出先生的真情。先生很念旧，对家乡，对他的母亲，以及桂家一系的亲戚都十分挂念。在增补版《思辨随笔·序言》末，元化先生有一段文字写他的母亲，非常动情。元化先生的舅父桂质廷先生、舅母许海兰教授是敝校德高望重的前辈。桂先生祖籍武昌，1895年出生于江陵（今沙市），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地磁与电离层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元化先生的母亲桂月华是桂质廷的大姐。当年正是得到在上海做家庭教师的大姐的接济，桂先生才得免于辍学，以后考取清华，继而留洋。许海兰教授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生于美国纽约。许教授的父亲与孙中山相过从，母亲是美籍荷兰人，故许先生有一半荷兰血统。许先生于1920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院，1925年回国，长期从事英语语音研究与教学。许、桂两家都有教会背景，都是名门望族，有不少喝洋墨水的学者，例如推行乡建的教育家晏阳初就是许教授的姐夫。

桂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受到一些冤屈。近些年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很有成就的桂希思教授是桂、许先生的公子。车桂是桂、许的外孙女。元化先生是车桂的表舅。元化先生曾拜托萧先生照顾车桂，萧先生委托我多加关心，我也只是遵师命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元化先生对此多次向萧先生与我致谢。

我与元化先生间最后一次交谈是在2005年2月，春节前夕，立春次日。我给元化先生打了一通很长的电话，首先问候他的身体，然后谈萧老师的身体。元化先生当时八五高龄，思路清晰，听觉正常，声调平缓，说到他得癌病后的治理、调养与眼疾等。我向他祝福春节，他说他常想起老武昌、老武大与武汉的故人。鉴于元月末沪上一家报纸发表了严厉批评我校一位老师学术成果的文章，并配发按语，指责这位先生“抢滩”，搞学术腐败，然与事实不合，为协调、平息事态，我请老人便中过问，做做工作。他说，我相信这位先生是认真做学问的人，我愿说说，但不知现在说话人家还听不听了。次日，我还用特快专递给元化先生寄去被批评的成果。

从上述一些“人情世故”里，可以看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元化先生的为人。元化先生送给了我他的晚年数种著作，我特别钦佩他的为学精神。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主编《新启蒙》，在90年代思想又有了丰富与发展，论杜亚泉，论文化启蒙的复杂性，尔后主编《学术集林》，更加成熟，对中国传统学术有了更多平情的体认，对“启蒙”“理性”的单维、片面有了更多的反思与批评。元化先生晚年思想的深刻性，尚需学术界慢慢地消化。我个人特别看重他在90年代以后的思想的发展及其对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新的解读。他是一位开放的、与时偕行的思想者。我永远记得他的儒雅的气度。

2008年5月9日元化先生辞世，享年88岁。几天后萧老师与我才知道噩耗。萧先生打电话给我，谈到元化先生的过世，心情特别悲凉。那天，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还伴有哮喘。他很想为哀悼这位老友做点什么，然已没有力气……我感觉到他心灵的孤寂。四个多月后，9月17日，萧老师遽归道山。这两位经历相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友人到天堂聚谈哲理去了。1992年秋冬，萧老师与师母有沪上之行，拜晤元化先生，有合影，又与冯契、元化、苏渊雷先生合影。而今这些前辈都已作古。萐父先生、冯契先生、元化先生都有大恩于我。哲人其萎，泰山其颓，悲夫！

己丑（2009）年早春

【注释】

[1]本文原载于陆晓光主编：《清园先生王元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