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先生与武汉大学：深厚友谊及讲学往事

傅先生两度来武汉大学讲学，他与萧萐父教授、刘纲纪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敝校敝系甚为推许，多次在海内外的不同场合褒奖赞誉。萧师于1985年7月到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出席第四届国际中国哲学会研讨会时，初次与傅先生见面，两人一见如故，性情相投，见解亦多所契合。与萧师同时赴美的，还有汤一介先生、陈俊民先生等。

傅伟勋教授第一次访问武汉大学是1987年5月20日前后，当时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邀请二访大陆，又应萧萐父先生的邀请，非常高兴地来到武汉大学讲学。已故陈修斋教授和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刘纲纪教授及段启咸、萧汉明、段德智与我等听了他的演讲并参加座谈。他在座谈时讲“文化中国”及“创造的诠释学”。武汉大学哲学系诸师友的研究情况也承傅教授的看重而播扬海外。其详情见傅先生的《“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一书。

在《大陆学者的文化再探讨评析》一文中，傅先生指出：“据我个人的亲身经验，在中国大陆各大学哲学系之中具有开放精神的，为数不多，武汉大学哲学系算是其中一个。譬如该系资深教授萧萐父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与《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里，提出一种‘哲学启蒙说’，有别于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与具有‘中体西用’倾向的‘儒学复兴’说，认为应当继承十七世纪兴起的批评宋明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潮，自觉地更深广地有选择地吸取消化外来文化，完成近代哲学启蒙的补课任务……萧氏的‘哲学启蒙说’在思想改革与教育改革这一点，似较中西文化体用问题的论辩更有启迪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2]在同一文中，多承傅先生谬奖，肯定了我当时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的一篇《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刍议》的论文，引述了该文近200字的结论与要点。他又说：“该系年轻讲师郭齐勇（《熊十力及其哲学》作者）……较具多元开放的论点……有‘跳出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想方式’，而对中西文化尝试一种‘新的综合’的创意，即‘不分主从地、更加广泛、深入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算是大陆年轻一代学者的代表性看法之一。”^[3]

记得傅先生首次访问武汉大学结束后，萧先生与我去南湖机场送行。萧先生拿出一把大折扇送给他，折扇上写有诗一首，此诗是对傅先生“文化中国”的应和，傅先生特别喜欢这一礼物。

萧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分”“合”“一”“多”与文化包容意识》一文中说：“‘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提出，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1987年春，美国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来信，热情洋溢地谈到他在海外、大陆和台湾宣扬‘文化中国’观念曾得到广泛共鸣，我在回应他时，曾有小诗一首纪怀：

文化中华不可分，

血浓于水古今情。

百年风雨嗟回首，

同赋《无衣》盼好春。

因触感于伟勋教授的热情来信，我的小诗虽从文化说起，而更多地牵情于政局，想到了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民族经受的苦难和风雨，想到了《诗经·秦风·无衣》作者的深情呼唤：‘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修尔戈矛，与子同仇’！更想到今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对祖国统一和中华腾飞的共同向往。诗可以情绪化地表达‘不可分’的愿望，而从客观史实和理论分析的角度，则只能说中华文化曾经‘有分有合’‘合中有分’‘分久必合’。由此，促使我一再思索中华学术历史发展中的‘分、合’问题……”^[4]

关于初访武汉大学，傅教授在《两岸处境与中国前途》一文中写道：“一般大陆学者喜欢赠送己著，我六月从北京带回美国的赠书几达百册，皆系新近著作，范围之广，令人咋舌，譬如陈修斋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唐明邦等位合编的《周易纵横录》……等书，美不胜收。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与萧萐父等二十多位教授座谈时（由我先讲自己的‘创造的诠释学’），在座的刘纲纪当场赠我去年同时出版的自著《艺术哲学》与《美学与哲学》。他与李泽厚合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我曾在《文星》杂志论介过，为人短小精悍，说理亦极精锐。”^[5]

1987年7月在美国圣地亚哥市的加州大学举行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会研讨会时，李德永教授、冯天瑜教授等赴会发表论文，亦受到傅先生、华珊嘉等的热情接待，并相互交流学术。

傅伟勋教授的“创造的诠释学”及他的代表性的论文《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与武汉大学有关。他在1989年2月至3月撰写的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字的文章之首即指出：

“一九八七年五月我渡过长江三峡之后，初访武汉大学，与该校哲学系资深教授萧萐父等二十多位座谈，除‘文化中国’问题之外也稍谈及我多年来一直构想着的一种哲学方法论，即‘创造的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一九八八年五月，该系趁我三访大陆讲学旅游之便，特别邀请我再访武汉大学三天。我就在该校以‘创造的诠释学’为题，正式演讲了一次。十一月获萧教授来函，盼我能为该校学报撰写有关此一方法的论文。由于身边琐事繁多，迟至上月（一九八九年二月）才忙里偷闲，开始动笔。”^[6]

萧师促使他写成了此文。这篇文章后又编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教材《哲学史方法论新论》之中。这一油印教材是萧师关怀、指导、设计并亲自出面征集佳作而成的。

上引傅先生文，谈及他二访武汉大学的事。傅教授第二次来武汉大学访问时，适逢萧先生出差外地，由刘纲纪先生与我负责接待。刘纲纪先生与傅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刘先生与我一道去南湖机场接他，然后刘先生、刘师母设家宴款待傅先生。他此行在武汉演讲座谈数场，听众最多的一场是在武汉大学南一楼第三层最大的教室举行的，来聆听他的“创造的诠释学”演讲的师生约四百人，挤得满满的，讲演中扩音机坏了，我急得不得了，傅先生说我的嗓门大，没有关系，就这么讲下来了。此行我陪他访问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与湖北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学会的学者座谈，游览了武汉风景名胜，他对武大校园、黄鹤楼与东湖磨山赞不绝口。我仍珍藏着傅先生当时赠我的《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哲学与宗教”一集》《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哲学与宗教”二集》，两书扉页上都题了字：“齐勇同志存正　傅伟勋　1988年5月12日于武汉大学外招。”

傅先生与刘纲纪先生特别心契。在相互不认识前，傅先生就于1986年9月在费城撰写了一篇一万三千余字的长文，发表于《文星》杂志同年十月复刊第2号。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审美意识的再生——评介李泽厚与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此文后收入《“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一书。傅先生认为，美学是中国大陆学术中最有创造潜力的一个部门。他对由刘先生撰写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对儒道两家美学的探讨，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深度的评论。1986年7月他到我国台湾参加一政界讨论会上，建议有限度地开放大陆纯学术性的书刊，首先举出了几种著作，其中就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与这一《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傅先生对刘先生独立撰写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也极为称道，他在1988年10月写的《大陆文化与学术的新近发展述评》一文中，用了一千五百字评介这一书。他指出此书“实为一部宏作”，“作者批评不但公允，亦有创造性的诠释功力”。他又说：“刘氏近著还有两部系统性的美学专著，即《美学与哲学》与《艺术哲学》，都在前年出版，可见他的美学理论根底的扎实深厚，据我的看法，已有凌驾李泽厚之势，前途未可限量。”^[7]

应傅先生的邀请，刘纲纪先生写《刘勰》专著，加盟由傅先生和韦政通先生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傅先生第二次访问武汉大学时，与刘先生商谈了这本书的写作出版事宜。《刘勰》一书于1989年9月由东大图书公司（即三民书局）在我国台北出版。这是大陆学者为东大图书公司撰写，而在台湾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傅先生为刘先生写的《代序》的标题即“大陆哲学界的‘苦行僧’刘纲纪教授”，从这一代序中可以看出傅、刘二教授的性情、品德、风范与友谊，兹全文录下：

中国大陆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刘纲纪，专为我们的《哲学家丛书》撰写《刘勰》一书，跳过《文心雕龙》的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范围，而就刘勰的整个哲学思想进行统盘性的分析与批评……自有他的独特见地，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由于此书是第一位大陆学者专家为我国台北东大图书公司（版权亦属该公司）撰写，而在海峡此岸正式出版的头一部学术论著，对于海峡两岸之间超政治的进一步文化学术交流具有历史性的象征意义，我不得不为他代写简单的序言。

前年（一九八七）春天，我应邀再访中国大陆各大学术机构讲学一个月，五月下旬渡过长江三峡抵达武汉，逗留一天，往访武汉大学哲学系。我在拙文《两岸处境与中国前途》（收在拙著《“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一九八八年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提及此事，说道：“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与萧萐父教授等二十多位教授座谈时（由我先讲自己的“创造的诠释学”），在座的刘纲纪当场赠我去年同时出版的自著《艺术哲学》与《美学与哲学》。他与李泽厚合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我曾在《文星》杂志论介过，为人短小精悍，说理亦极精锐。”（该书第330页）但因交谈不多，那时除此之外无甚印象。

去年（一九八八）四月底我又应邀三访大陆讲学，五月特由武汉大学哲学系主动邀请，访问该校三天，并做两次正式的学术演讲。我自北京抵达武汉机场时，该系讲师郭齐勇（专攻熊十力哲学，并有专著）之外还有刘纲纪教授亲自赶到机场迎接，令我深深感动。当天中午就在他家当座上客，畅饮畅谈，彼此的印象加深不少。郭讲师说，他在武汉大学有“苦行僧”的绰号，因他苦学勤修之故；譬如他那时赠我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共有六十五万字，完全是他在一两年内独自撰成的，治学之勤，功力之深，令人叹赏。我当时就邀请了他，撰写《刘勰》一书，他欣然同意，只费半年即成书稿，由我带回台北，交与三民书局的王韵芬小姐，请她设法早日印行。

刘纲纪是今日大陆美学界的佼佼者，设有美学研究室，担任博士研究指导教授，又兼大陆美学研究会副主席，以及各种学术期刊编辑顾问。他又擅长书法，他在我面前当场挥毫，书下柳宗元的一首《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并赠我留念，至今挂在我的客厅门上。他的书法有独特的个性，有“天马行空”之势，颇富奇才之气。据我的观察，他处事简单，不谈政治，全部精神贯注在美学及其他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具有哲学家的风骨，且为人诚挚可亲，在今日大陆实不多见。我衷心盼望，他在不久的将来能有适当的机缘访问宝岛台湾，与海峡此岸的学术界人士对谈交流，当有助于两岸学者在文艺批评、美学以及哲学思想方面的进一步探讨与发展。

一九八九年元月三十一日

于美国费城北郊^[8]

傅先生给刘先生的近三十封信，刘先生都保留下来，此次并整理出来了。

1989年4月中旬，傅先生作为佛光山弘法探亲团领导人星云法师的学术顾问，与星云法师一行，受到李先念主席的高规格接待，离京后又到西北、西南，然后由重庆乘轮船顺江而下，来武汉归元寺过往。当天下午才到，晚上就离汉继续前往南京。记得萧先生、刘先生、李德永先生与我专程到归元寺看望他。傅先生特别高兴我们去看他，并把我们介绍给星云法师。

1994年12月在香港，我最后一次见到傅先生，那时我们一同出席“佛教的现代挑战”国际会议。他已接受了癌病治疗，瘦了许多，但精神矍烁，宴会间仍在闹酒，与唐亦男等教授开着玩笑。他永远是乐天派，记得他开玩笑说，某人给他算过，他下世将在南非当一个下级军官。下下世将变成什么动物，我忘了。

1999年我两度到台湾，都有机缘去南华大学。在我则有凭吊傅先生之意。我深情地凝视着图书馆内傅先生生前留下的，由家属捐赠的大量私人图书（有若干专架，标明为傅先生捐书专柜），耳际仿佛回荡着他那朗朗的笑声和略带沙哑的嗓音。南华前校长、友人龚鹏程教授给我绘声绘色地描绘傅先生1996年10月15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离开人世的那一刹那间，漆黑的夜晚，南华大学傅先生办公室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我想，傅先生念兹在兹的仍是他的祖国及祖国的历史文化、精神资源。

傅先生豪爽的性格，他对人的关爱，他的平易、真诚，他渊博的学识和创造性见解，永远激励着我。他是收到书信必复的人，给我回过很多信。他多次给我寄赠他的专著。他给我的十数封信，目前只找到了这样一些，兹整理出来，以见证其人的美德。我深深地怀念这位哲学家，真情地感谢他对后辈如我等的提携。

2002年8月25日于武昌珞珈山

【注释】

[1]本文原载于吴根友主编：《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傅伟勋：《“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350～351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3]同上书，351页。

[4]萧萐父：《吹沙二集》，4页，成都，巴蜀书社，1999。

[5]傅伟勋：《“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330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6]傅伟勋：《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哲学与宗教”四集》，1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类似言论又见傅伟勋：《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224页，台北，正中书局，1994。

[7]傅伟勋：《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哲学与宗教”四集》，364～366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

[8]傅伟勋：《代序》，见刘纲纪：《刘勰》，1～2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