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与亲人：父兄情深、家风传承

我出生在小小儒商的家庭，据传远祖是从山西辗转迁到江西来的，而我们这一支又是在“江西填湖广”的人口迁徙运动中，约于清代从江西迁来湖北的。那时从江西迁居到武昌鲇鱼套至巡司河一带的人家应不在少数。

祖上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大概到了高祖、曾祖与祖父这几代，都是靠从湖南运木筏、毛板船来做木板、寿木生意过日子的。清末至民国期间，武汉的用煤，主要靠湖南运来，运载工具是无动力的简易毛板船，船来后将煤堆在离我们家不远的炭场角，船则就地拆卖。

祖父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属龙，曾在武昌高级商业学堂（又称武昌高级商业甲种学堂）读书，那时能上高商的人不多。他曾考上官费留日，有机会到日本高商留学，因是独子，曾祖父走得早，曾祖母的生活无人照料，没有走成。祖父毕业后当过湖北美专总务科科长。

祖父在我们那一带，即武昌城边八铺街、新桥街那一带威信很高，属于社会贤达一类的人，是当地慈善机构“至善堂”的负责人之一，也曾当过保甲长。抗战时武汉沦陷，日本人来的时候，要他做武昌市（当时叫武昌市）商会会长，他坚决不干，蓄须明志。父亲设法把祖父安顿到汉口法租界里去躲起来了，住了一段时间。祖父隐退后，继续做木板、寿木生意，也做过粮食生意。1949年后，祖父在街道办业余夜校，教街坊识字，也组织民间诗社，与友人唱和。他不是精英，是民间性的儒生中的一员，一种生活化的民间下层的儒商，热心公益，教育子孙做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他是新派，英文、数学都学得很好，毛笔字、英文都写得很好，让后辈读新书，也读《古文观止》。解放初期，祖父还曾当过武昌区的政协委员。

可惜我们的家谱毁于1956年，前辈的很多人与事都不可考。我只知道，先祖父是“正”字辈，讳正堃，字子厚，以字行。先父是“修”字辈，讳修绪，字幼陆。先父兄弟姊妹八人，四男四女，先父为长子。我们这一辈是“齐”字辈。大概我们家这几代是以《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辈分的，可惜我们这一代之后未能继承下来。我们的名字基本上是祖父取的，大哥名“礼”，大哥后面的一位哥哥名“义”，不幸夭亡，祖父本来要按“礼义廉耻”来取名的，因齐义兄夭折，二哥的名字则改另一思路，取为“家”。三哥出生时恰逢祖父的五十大寿，父亲坚持取名为“庆”。四哥与我的名字则叫“智”与“勇”，是按孔子提倡的“三达德”来取的。姐、妹的名字分别为“娴”与“淑”。我本有一弟弟名“彪”，三四岁时病亡。先父母生了九个，成活的有我们七个，五男二女，过去讲这是最有福气的家庭，兰桂齐芳，七子团圆。

我们家就住在武昌城外巡司河畔新桥旁边的板厂街。小时听父亲讲，北伐时叶挺的部队就是从新桥打进武昌城的，而大革命失败后写了《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则是通过我们屋后的货运铁路上的火车离开武汉的。护城河——巡司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河水从武泰闸经过新桥（过去水面窄，此桥的前身是廊桥，桥上有围栏，有顶与瓦，后改为石木桥）、解放桥（以前叫中正桥，也曾叫王惠桥，解放后修成水泥桥，修桥时一度在旁边架过浮桥），通过鲇鱼套与长江相连。虽然汛期长江水倒贯入河，我们家那一带至八辅街一带往往淹水，住户不得不临时迁居到堤内张江陵路一带的人家或学校去，颇为不便，但一般说来，汛期以外，巡司河两岸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河水清澈，我们用水、吃水、淘米、洗菜、钓鱼、游泳，都在此河中。家里有大水缸，我们从河里挑水。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则是到街里的自来水管去排队买水，挑水吃。夏天在屋门外摆竹床乘凉或睡觉。我很怀念住在巡司河畔老屋里的日子，那里有很多有趣的童年生活的记忆。70年代后期我们家离开了祖居之地，随三哥搬到珞珈山。而那以后，巡司河遭受厄运，成了垃圾场，污染严重，臭不可闻，后用水泥板给盖上了，上面跑汽车。近几年我曾去寻找故地，面目全非，不堪入目。

我们是长房，与先祖父母住在一起，兄弟姊妹都受到祖父母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祖父教我们学习，每天写一张大字、一张小字，做十几道算术题，还背诵范文诗词等（祖父挑选的古诗文与新诗文）。1954年8月底，我到武昌四小（保安街）小学报名，学校老师说我实足年龄未满7岁，让我过一年再来，其实我也就差一个多月。我哭着回家找祖父，他牵我去，请老师通融，才报上了名。上小学后，祖父仍给我们布置家庭作业，仍是写大小字、做算术、读范文等。家里有一些蒙学读物（三、百、千、千）、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及一些善书等，祖父母、父母亲口中常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等。家里的堂屋有香案、八仙桌、太师椅等，中堂挂有书法家路达的手迹——“忠恕”两个大字，堂西面还有很高的神龛，供奉“天地君亲师”、四代祖宗的牌位与诸神。我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初一、十五与各节气，祖母、母亲摆上供品，带着我们几个小孩敬香、跪拜。七月半还要在屋外烧纸钱，烧包袱等。记不得什么时候，大概是50年代晚期，大跃进以后，除少数日子外，基本上停止了这些活动。到“文化大革命”被几度抄家，则完全砸烂了神龛及一些家具。先祖父寿84岁，先祖母寿86岁。

小叔、小姑与长兄年相若，1949年以后，他们参军、参干、去外地读书，给家里带来新的思想。祖父与父亲关心时政，家里常年订《人民日报》或武汉市里的《大刚报》或《长江日报》，自小学高年级起，我与四哥就开始读大报了。

先父是一位极平凡的人，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因为家大口阔，他是长子，13岁就离家去汉口江汉路一家布铺当学徒，做生意，后来当会计。我的大哥、二哥告诉我，父亲曾对他们说过，他当学徒时，一个月才能回一趟家，他看着江水就想哭，非常想家。他与先母一起，承受极大的生活压力，努力照顾祖父母和诸叔叔姑姑，养育我们兄妹。父亲也曾做行商，有时到上海，有时到襄阳、樊城、老河口。在抗战期间，他赚的钱多数给祖父母养大家，少量才给母亲养小家。祖父名下的老宅是父亲赚钱改扩建的，由木板屋变成三进的砖瓦屋，有前面的工场（作坊），中间的天井，还有后院等。尔后又架了电线，点上了电灯。我的大姑父母因生活无着落，于1947年秋找到南京化工兵的子弟学校与幼稚园教书，后随军赴台湾，住在花莲。他们赴南京时的生活费与盘缠，也是父亲给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后摆竹篙摊，公私合营时几家私人的竹篙竹器店合在了一起。父亲后来在国营土产商店当会计，每个月不到50元，养一大家人。他也拿过定息，一季度才一元几角钱。“文化大革命”前四清运动重划成分时，划了个“资方代理人”。那是因为解放前三年他在汉口一家布铺为一位湖南的商人做代理，负责经营管理的全盘。父亲经历了抗战、内战、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与“文化大革命”等历程，一生艰辛、勤劳，敬业、尽责，即使在“左”的氛围与压力下也不改变做人的原则。

我们小的时候，常听父亲说，人活着，要有志气。父亲于2004年6月4日去世了，享年91岁。他去世前一个多月，很吃力地、断断续续地对我说过一些话，我记忆很深的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害过人，从不搞坑蒙拐骗，不欠公家、他人的一分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公私商店的老板、负责人和朋友；二是说，我也放心了，你们兄弟姊妹都走上了正路，没有一个吃喝嫖赌的。他临终前的这些话，很平实，很普通，而且说的都是一些伦理底线的内容。但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信念、价值观念。

我的父母亲再苦再累也努力把幺叔培养出来，资助他上了文华中学与中山大学。我的大哥在文华中学读初中时跳了一级，提前毕业，自主选择上了中专，享受全额助学金。大哥选择上高工，一方面是向往并立志投入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负担太重，读中专不要学费。他1953年就出来工作，先在省工业厅，后到沙市从事轻纺工业与科技方面的技术工作和领导工作。因为当时读师范也是靠助学金，二哥1956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三哥于同年考上武汉一师。二哥、三哥读书时很节俭。二哥暑假不回家，勤工俭学，寒假回家，在火车上吃学校食堂里买的窝窝头，他1960年留校教书。三哥17岁毕业就分到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教书。三位兄长协助父母供我们其他四位弟妹读书。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四姐弟妹上小学中学时，虽然当时学杂费、书本费不贵，但因家大口阔，每年的学杂费都是分几次缓缴的。

先母是大冶保安镇朱山头人。外祖父家朱姓，祖上在清末民初曾在镇江、南京做小官，母亲童年时还住过镇江、南京。外祖父是讲武堂的学生，曾做过监利税务局长。母亲名讳致明，又名善宝，小名和和。她成年后一直用善宝之名，此名显然源于《大学》引述的《楚书》曰：“楚人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母亲是长女，与致雨舅舅很亲，我们两家来往密切。她只有初小文化程度，能背诵一些蒙学读物与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等，一生辛劳，克己奉人，与人为善，是治家的能手。母亲常讲将心比心，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她经常帮助邻里，人缘很好，街坊都亲切地称她“大嫂子”，对这位“郭家大嫂子”十分尊重。母亲于2006年2月9日走了，享年93岁。母亲对我们的身教言教，难以言表，永世难忘，最重要的就是她老人家随时随处总是首先替别人作想。先母的爱、善良、仁慈、包容与谦和，是留给我们后人的最大财富。

每每念及双亲在苦难困顿中谋生、治家的艰辛，一幕幕场景浮现在心头。我仿佛又回到武昌城边巡司河畔、新桥边的老屋（板厂街九号），看到父亲瘦弱的身影，母亲边做饭边与我拉家常。他们抚育了我们七位兄弟姐妹及若干孙子女，让我们身心健康地成长，多么地不容易啊！

我自孩童至青年间，目睹双亲在贫寒的家境中，如何节衣缩食，孝敬老人又抚育我们，一桩桩一幕幕，历历如在目前。至今难以忘怀：一觉醒来，煤油灯下母亲仍在补补连连。邻居李医生一家人都很善良，他们家有缝纫机，母亲向李太太学缝纫，她很快学会了剪裁，常到李家为我们做衣服。她把父亲与我们收拾得干净宁馨。全家老少吃穿的安顿，繁重家务已使母亲十分辛劳。我11岁那年，1958年，为了生计，她又与另几位女性一起拉板车送货。母亲毕竟很少外出干活，没有经验。一次从新桥到武汉重型机床厂（二十多里路，当时路面很不好），拖着沉重的一车竹篙，道路泞泥，母亲弯腰使劲搬动陷于泥沟的车轮，未及调整姿势，不料车轮从一只脚背上轧过……当年年底，母亲又大病一场，卧床数月。

生活的重压使父亲很少有笑容。然无论多么困苦，隔数月或半年，父亲总要牵着我们最小的三兄妹到武昌的长街（解放路）一玩，或者到群众剧场、人民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走到司门口曹祥泰食品店，一定给我们每人买一两个便宜的点心，让我们站在曹祥泰门外吃。小妹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吃，他推说不爱吃甜食……有一年大哥回来了，他也把我们三兄妹带到长街，逛一家书店，帮我们买科技方面的通俗读物，买点心糖果。四哥与我有时把买早点的钱攒下来买书。暑假，我们到煤店做煤，赚一点工钱，做一个假期才几元钱。

三年困难时期，父母都患严重浮肿，他们想方设法，瓜菜代，让全家老小度过饥荒。记得父亲与三哥从单位或在自由市场买回南瓜、藕、红薯，或一点羊油，那都是全家很高兴的事。寒假，三哥买了一些电影票、戏票让我们看，说是以精神生活补充物质生活。

“文化大革命”时老屋被公家没收，老屋里挤进了四户人家，祖父母与我们只剩下两间小屋。娴姐远赴郧县工作，智哥读书刚参加工作，我与淑妹则下乡当知青，分开过以后，经济上更为紧张，“文化大革命”后期家里很困难，父母亲完全靠咸菜、豆腐乳过日子。

80年代以后，国家的状况好了，我们家里的生活也大为改观，父母曾到沙市、北京与武汉几家长住，我们哥嫂姐妹与姐妹夫等都尽力让他们活得愉快。父亲1978年中风后坚持自主锻炼，很有毅力，每天坚持下楼走三千步，渐渐康复，生活基本自理。母亲1991年装了心脏起搏器，她几次大病，都逢凶化吉。由于大哥嫂做表率，我们兄妹很团结，在赡养老人方面都能通力合作，尽心尽力。

本书多数篇章撰写的时候，先严先慈大人尚健在，一大家四代人其乐也融融。先父为我誊抄过稿子，1999年先母甚至在我主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会议时一边操持家务，一边为我做“秘书”，在我外出时竟代替我接打过不少电话。

父母相继离开了我们，使我们真正体验到“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楚与悲怆。我再也不敢夸口“君子三乐”的第一乐。虽然他们晚境都好，且寿过九旬，然而作为人子，仍有诸多的遗憾与怅惘。先严先慈含辛茹苦，全力养育了我们，恩重如山！尤其是他们于细微处教我们如何做人的身教言教，都已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在我们兄弟姊妹的身心之中，又由我们传给下一代。

我们家也算是教师之家，七兄妹与配偶共十四人中，除大嫂是省工商银行技改处高级工程师（原为沙市向阳纱厂总工程师），淑妹是荆州棉纺织印染厂职员外，十二人都在教育部门工作。大哥从沙市调回武汉后，任国家科委计算中心负责人、国家科委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这一单位近年并入华中科技大学。二哥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教育史家，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弘扬中华文化，倡导儿童读经，并且身体力行，现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讲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要讲《四书》《老子》等。二嫂是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数学老师、班主任。三哥是武汉大学附中教语文的高级教师、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一度还兼党总支副书记及工会主席。三嫂是武汉大学附中教历史的高级教师。四哥曾任洪山中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马房山中学的党总支书记，教语文的高级教师，是武汉市劳动模范，湖北省优秀班主任与优秀园丁，现仍在大方学校主持教学管理工作。四嫂是洪山中学教数学的高级教师、年级主任。姐夫是郧阳师专物理系教授、系主任，姐姐任该校财务处长，湖北省先进会计工作者。妹夫是沙市机械工业学校教物理的高级教师。我在武汉大学教书，内子则是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水力学、水轮机的高级讲师。我们的下一代中，又有四位侄儿女、外甥女与婿等在大中学任教。

最后再讲讲我的岳父母。岳父朱济川先生自1930年进入武汉大学工作，一直在该校总务、教务部门做职员，曾任科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教务科长，直至70年代中期因病退休。岳父好静，平日工作中好动脑筋，特别负责任，有些事还带到家里来做。他与世无争，心灵手巧，会修缝纫机与手表。他会拉京胡，是京剧票友。抗战八年，他与岳母随武大一道西迁乐山，曾任朱光潜教务长的秘书。80年代初，我们陪岳父母到北京旅游，还专门去北大拜访朱光潜先生。“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到长阳干校等处劳动多年，吃了不少苦。“文化大革命”期间，岳父一家被迫迁居到无厕所的平房，单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他知道武汉大学一些老前辈的很多掌故，常对我娓娓道来。岳母没有工作，操持家务，善剪裁与缝纫，生活很节俭。岳父母大人相濡以沫、心心相印一辈子，晚年几乎同归道山。平日岳父身体很好，1993年3月忽然大病住院，我们在医院照料，平日身体衰弱的岳母在家，心里很着急，也病卧在床。4月11日岳母在家里走了，13日岳父在医院也跟着去了，他们到天国相会，再互相扶掖。他们过着平凡的生活，一生老老实实做人，寿84岁。

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亲、岳父母、舅父母、兄嫂姐妹等，都以不忍、恻隐之心关爱、接济亲友、邻居、学生、水旱灾年的乞讨者等。先母常对我们讲“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都潜移默化为我们的生活信念与方式。我们做人，为人，待人接物，自然就走上积善成德的路。儒家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的理念并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在家庭长辈、学校老师无言与有言之教的熏陶下，浸润、转化为我们的心性与行为的。

庚寅（2010）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