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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治心与治世的统一

【摘要】:中国佛教反对割裂信仰与生活,把出世与入世、治心与治世统一了起来。这里表达了有为治世之儒教与无为治心之佛教的互补。治心之业,使人性情真正淳厚,自然有益于治世。迷与悟的问题是佛教解脱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佛家,特别是禅的真意,统一了解脱与参与,主张解脱不离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中解脱。

中国佛教反对割裂信仰与生活,把出世与入世、治心与治世统一了起来。宋僧契嵩说:“治心者不接于事,不接于事则善善恶恶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于事,宜接于事赏善罚恶之礼不可不举也。其心既治,谓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则与夫礼仪所导而至之者不亦会乎?!”(《寂子解》,《镡津文集》卷八)这里表达了有为治世之儒教与无为治心之佛教的互补。治心之业,使人性情真正淳厚,自然有益于治世。宋代天台宗的智圆法师作《中庸子传》,进一步说明了儒学是修身之教(称之为外典),佛学是治心之教(称之为内典),正好互为表里,目的都是为了教化民众。若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教就失去了挂搭处。[3]

治心与治世的统一,即是解脱与参与的统一。修齐治平的外王事业有赖于格致诚正的内圣修养功夫。儒家的内圣工夫和佛家的精神解脱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佛家,特别是禅的解脱,能使人除去外在物欲的系缚,超越现实生活的牵累,消解内在的紧张,化除生活中的痛苦与烦恼,获得精神上的最大自由,自识真我,与梵为一。佛家自有一套解脱的方法,如通过戒、定、慧的修炼,空去妄执,转出智慧,反省自身,安顿精神。

道家相近,佛教智慧也用否定、遮拨的方法,破除人们对宇宙一切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执著,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解脱。佛教启迪人们空掉一切外在的追逐、攀援、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性、本真。迷与悟的问题是佛教解脱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佛教的全部理论就在于论证解脱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提供种种解脱的途径与方法。

佛教哲学以双遣对破等解构的方法来消解人们心灵上的执著,使人自知其限制,自虚其心,自空其说,以求容纳别人。如儒之“诚恕”、道之“齐物”一样,这不单单是个体修养身心的方法,也是现代社会共存互尊的必需。佛教让人们反观自己心灵的无明,对治一切贪、嗔、痴、慢、疑、恶见,扩阔自己的心灵,从种种狭隘的偏见中超脱出来,使自己日进于高明之境,而不为无明所缚。禅宗教人“了生死”。生死能了,则一切外在的执着都可以放下,人们不再为自己的有限性而惶惑;他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心理上的“紧张”与“不安”都可以消解;人生的其他要求,如物质、名誉、权力、地位、感情、知识、学说、著作、成就、具体目标等,都可以放下。这样,有限的生命便进入到无限的境界。[4]

佛教的返本归极、明心见性、自识本心、见性成佛之论及一整套修行的办法,都是要人们寻找心灵的归乡与故园,启发一种内在的自觉,培养一个伟大的人格。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当下自识本心,强调自性是佛,平常即道,一旦见到自己的真性(本性)和本有心灵,人们就证悟了终极的实在和得到了菩提(智慧)。禅宗主张,在实际的人生中才有涅槃(自由),在涅槃才有实际的人生。禅宗以创造性的生活和自我觉悟的日常途径,来揭示人生的秘密,化平淡为神奇,寓神奇于平淡。禅宗以证悟自性后所流露的本有悲心、智慧方便来济拨迷妄的众生,这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因此,禅宗精神是入世的,又不为世俗观念所束缚。

佛家,特别是禅的真意,统一了解脱与参与,主张解脱不离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中解脱。正如个体解脱与慈悲普度历来就是二元一体的那样,解脱与参与亦是二元一体的。

第一,各色人等带有不同的现实目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不同层次的社会活动,其中不可能没有负面的、黑暗的、卑琐的参与者与参与行为。为激浊扬清,高洁之士对现实保持一定距离,暂时从社会活动中解脱与超拔出来,这本身即是一种参与方式,即间接参与的方式,批判现实的方式。

第二,各种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本身需要经过解脱的修养进路,才能更好地参与。在现实的参与活动中,在现代化的各种事业中参禅悟道,保持平常心,一定能使自己所从事的各种事业做得更好。在今天,“平常”已被异化,功名利禄、升官发财、声色犬马的追逐被人视为“平常”,等级秩序的宰制、官场气息、官样文章、商人习气、功利需求、钱权交易,反被视为“正常”。种种人情世故的束缚,身份人格的定位,使人已失落了真我。当今有所谓“四不新生活准则”的民谣:“大吃不大喝,收礼不收贿,喜新不厌旧,风流不下流。”这就证明“反常”被习惯了,“反常”变成了“常”。而人性中的“贞常”“平常”,已告沉沦。如听任下去,人们都为自己的蝇头小利打算、计较、掌权、贪污、施展影响、相互交易,甚至无廉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风气进一步边缘化、痞子化,这种参与者和参与活动愈多,则对人民愈有害。

第三,人为之人,不管如何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的各种活动,总需要一种终极的信念、信仰的支撑。这是任何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都无法取代的。对于终极实在的个体体认,是每个人在精神上超越生死、彻底解脱的真正根据。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总需要有深度的开悟,从三际中解脱出来,超越一切,包括生死的束缚,得到自在的体验。这样的人才有大智大勇承担一切的挑战与痛苦,获得安身立命。人有了终极承担或终极献身的精神,并且将其转化成人格,才能有高品质的社会参与。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者都应当具备一定的宗教信念与宗教情感,能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入世的人文的宗教,中国的佛家把出世与入世结合了起来。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可以成佛,是儒家和佛教的最高信仰。实际上,儒佛都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尚的社会,而要造成这一理想的高尚的社会,必先造成人们理想的高尚的内心世界。儒家与禅宗尽管有很多差异,然其共同点都是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使人们的人生实践带有中国式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情怀。

儒者和禅宗有不同的世间关怀、世间肯定,同时又有不同的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即终极的最后的关怀。其“救民于水火”的信念目标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献身热忱,虔敬无欺的神圣感,“尽心知性”“我心即佛”的安身立命之道,使命感、责任感、当担精神、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信念信仰上的终极承担,都有其超越的理据。重新体验儒释道的精神价值,创造性地加以转化,使之作为当代社会生活参与者的重要精神资源,对于我国现代化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的重建,再建崇高,再建理想人格,是我们迈进新的世纪的重大课题。

在价值多元的现代工商社会,人们比较强调多方面的社会参与,强调人权、公民义务,然而在人文淡薄、道德危机、现代化的负面日益显露的当今,单面或平面化的参与,工具理性与个人主义的膨胀,已无法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无法促进社会有序和谐地发展,无法救治人的异化和诸多的社会病。无论就社会的完美发展面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们在21世纪将更加需要借助与光大佛家(特别是禅)的解脱之道。解脱是净化社会与人的必由之路。时时参与,时时解脱,在参与中不断解脱,在解脱中不断参与,才是正道。

【注释】

[1]本文原载于《江汉论坛》,1995(7)。

[2]任继愈:《弘忍与禅宗》,见萧萐父、黄钊主编:《“东山法门”与禅宗》,6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3]参见赖永海:《佛学与儒学》,103~10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4]参见霍韬晦:《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试论佛教与禅的安身立命》,见《安身立命与东西文化》,香港,香港法住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