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死学与宗教资源的重要性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傅著以相当篇幅提炼了传统哲学与宗教资源中的安身立命之道和超克死亡的慧解。这些传统资源的契接点，即是对生死问题的凝视与关注，面对死亡的挑战，凭借宗教的、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予以超克，而获安身立命、永生或解脱，以使有限的生命达致无限的意义之境。科学史早已暗示了基督教、道教的生与自然科学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人类史亦早已表明了宗教人生观之与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

从多学科交叉整合的角度，作者综合西方死亡学与儒、释、道、耶之生死智慧，演化为一种“现代生死学”，把死的尊严与生的尊严联系起来，探讨现代人的死亡问题的精神超克，以及生死的终极意义。“我为什么一定要生活下去？生活下去究竟有何意义价值？如无任何意义价值，则何不自杀，免得拖累我的生命？如说生活有其意义，为何生命又是如此短暂，终究难免一死？死亡本身又有什么意义？有了死亡，是否就灭杀如此短暂的人生的意义？还是反能发人深省，体会到生命的可贵？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意义为什么构成一体两面互补相成？是否由于一体两面的生死有其终极意义？如有所谓终极真实，究竟又是甚么？”（第179页）诸如此类的问题，中西印古代宗教与哲学曾提供了种种不同的解答。探索超越个体生死的终极真实，发现生死的终极意义，定立人生的终极目标，开出适当可行的解脱道路，从而使每一单独实存有其信念信仰上的终极承担，恰恰是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及我国儒道二家的为学根本。

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傅著以相当篇幅提炼了传统哲学与宗教资源中的安身立命之道和超克死亡的慧解。世界各大宗教和哲学的开创者，耶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孔子与老子等，都具备有一种伟大开创人格，都有高度的精神性或宗教性的情怀。其终极关怀的方式各有千秋，各显独特。佛教的终极关怀是如何转迷开悟，以一种破除世俗迷执的生死智慧，消解无明。基督教的终极关怀是如何洗刷原罪，获致永生。儒家宗师所忧之道（天命之道或仁义之道）亦关涉生死问题与生死态度，儒家的终极关怀具有天命根据与冥悟体认的宗教性格，而不仅仅具有世间世俗的人化道德的实践意义。（庄子所代表的）道家与禅宗，更是彻破生死。这些传统资源的契接点，即是对生死问题的凝视与关注，面对死亡的挑战，凭借宗教的、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予以超克，而获安身立命、永生或解脱，以使有限的生命达致无限的意义之境。基督宗教的上帝、天国，印度教的梵我、神我，大乘佛教的“一切法空”“诸法实相”，儒家的天与天命，以及源于天命而有的道德心性与生生不已的天道，道家的常道、无名之道等，是一种本体实在或本源真谛或终极真实。对于它的主体性体认，乃是所以保证每一单独实存能在精神上超克死亡或彻底解决生死问题的真正理据。通过宗教（或哲学）探索，一旦发现了终极真实，随之就有终极目标的定立，在基督宗教是永生天国，在印度教里是轮回的结束，而与梵我或神我合一，在佛教则是涅槃解脱，在道家是与道玄同，在儒家是仁道、天命之道的实现与个人的安身立命。终极目标的定立方式虽各不同，所以定立终极目标的基本理由或意愿则颇有类似之处，大体上都关涉着死亡的精神超克或生死问题的彻底解决。一旦有了终极目标的定立，就会随着产生单独实存承担此一目标并献身此的宗教愿望，由是彻底改变生死态度和生活方式，实现人生的转折。也就是说，终极承担或终极献身有其转化人格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譬如在大乘佛教，一介凡夫誓愿“上求菩提，下化众生”而变成菩萨，在儒家一介小人转成君子，在基督教则跟着耶稣基督，背上十字架，爱人行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之狂热亦有类似之处，但红卫兵情结不具备有超越世间意义的生死问题。

傅著还认为，宗教探索的终极目标，在他力宗教如耶教，常以“拯救”或“救济”一辞表达，在自力宗教如吠坛多等哲学性的印度教或禅宗，则以“解脱”一辞表达。而宽泛意义上的“解脱”含义，兼摄“他力救济”与“自力解脱”。终极目标一旦定立，随之就有了解脱进路的必要。这就是为了获致终极目标的种种宗教实践方式、工夫或手段，如天主教的七大圣礼以及祈祷，佛教四圣谛中的道谛所述之“戒定慧”三学与八正道，印度教的四大解脱进路（智慧之路、正行之路、瑜伽之路、敬神之路）等，在中日禅宗，自慧能至道元（日本曹洞宗始祖）等强调“顿悟顿修”的禅师们，则常有化除终极目标（成佛）与解脱进路（坐禅）之分的倾向。受禅宗影响的王阳明学派，亦有“本体即是工夫，工夫即是本体”的倾向。其实践方式，颇类禅宗。

如果撇开制度化、组织化宗教的许多负面问题不谈，单就每一实存主体的宗教需求去看宗教，著者认为，“生死问题的探索与解决，乃是宗教所以必须存在的最大理由”。从这一意义来看，著者论定：“只有人类是‘宗教动物’，因为只有做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才会永远探讨死亡问题，寻觅生命的‘终极意义’（ultimate meaning），本质上完全异乎无有（精神）永恒性、绝对性可言的种种世俗意义（包括经济生存、政治权益乃至文化创造）。”（第111页）因为假定我们的身心永恒不朽，无有死亡，则根本就没有宗教探索的必要。如果亚当与夏娃未被上帝赶出伊甸之园而人类自此有了死亡的挑战，则不会产生犹太教，更不可能有基督宗教的形成。佛教也是如此。佛教存在的意义，可以以憨山大师所说的“生死大事”四个字加以概括。所谓“非于生死外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无论耶教、佛教，“道成肉身”，敢于承担，其生命意义和救世热忱，决非“消极”“宿命”之外在批判所能批倒。俗见以为，宗教必然与科学相冲突或矛盾，宗教必然是宿命论、命定论或所谓精神的鸦片。这都是十分武断的皮相之见。科学史早已暗示了基督教、道教的生与自然科学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人类史亦早已表明了宗教人生观之与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至若心灵安顿、人性净化、精神治疗、境界提升，儒佛道耶的智慧亦无其他精神资源可以取代。

云门禅师说：“日日是好日。”马祖道一说：“平常心是道。”人生之旅虽如“古潭寒水”，然而只有领悟了“死”的意义的人，才能珍惜人生，懂得爱人、做人、求知和责任，懂得何谓人性和生命，才有智慧和勇气去担当一切的挑战和痛苦，而使自己活得有尊严。正如郑石岩教授在本书《导读》中所说：“死亡应该成为庄严人生的一部分。因此，人必须认清生与死的完整意义，要在两者之间看出精神生活和希望。”“人对于死亡的惧怕，是由于对死亡的无知。在禅者的眼里，生与死是可以超越，而且必须超越的。那个扮演生同时又要扮演死的无相真我，若能从人生这个色相世界解脱出来，对于生与死的对立和矛盾意识，即刻消失，同时也对生命的真实有了完全的开悟。”（第11页）禅家视真我是主人，而生老病死之躯体就好比是外衣。主人总是要换衣裳的，生与死就是更衣换装之事。然而一般人的倒见，则视衣裳是主，真我为客。禅家把人生比喻为桥，把水比喻为时间，把真我比喻为过桥之人。曰：“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郑石岩说：“当一个人对于生与死有了深度的开悟，他就会把注意力放在‘常’的角度，去摄受那‘无常’的现象，而乐于为无常付出承担。他自己的真我也会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际中解脱出来，超越被时间系缚的锁链。他从色蕴的世界，看入无相的法界，得到自在的体验，他对于生与死有着一体两面的统整领悟。因此在临终时，他们死得心平气和，有安身立命之感，死与生是一般的庄严。”（第12页）

现代生死学与宗教资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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