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最为欣赏的四个字是“守先待后”。守住民族精神的根本,守住知识分子的气节、操守、良知,守住做人和为学的本分,守住老一辈学问家和哲学家严谨、正直的为人为学之道,守住先圣先贤的绝学,在守之中争取有所创获,以待来贤,以俟解人,或许正是社会、历史、民族、文化赋予我等的使命。......
2023-07-25
出差归来,忙不迭拣出半个多月的《武汉晚报》。不读别的,专看“夜读偶记”征文。道清学长《梁任公的人生观》(载1990年12月17日),足足让我过了好几杯茶的瘾。
然而,道清兄关于梁任公与王静安(国维)、李叔同(弘一法师)之人生观的比照,弟则期期以为不妥。批评王、李“生于乱世不当其乱,一个投水,一个出家,最终还是自己限制了自己”,弟无论如何不敢苟同。
“投水”二字欠雅训,似宜用“自沉”。远的如荆楚辞圣屈原,近的如京华巨匠老舍,最终以惊天地泣鬼神之自沉,成就了完满的人格,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至若说到王静安先生之投昆明湖,亦未可以“自己限制了自己”相讥。1927年学界巨擘王静安自沉,多数人视为殉清,其实,从深层上看,王静安的死,乃是古今中西剧烈的文化冲突在他内心造成的巨大紧张所导致的。传统价值系统的崩坏,西方文化弊端的暴露,使得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夹缝中的这样一些知识分子陷入了困惑。王氏50岁自沉,对学术界固然是一大损失,然而对于他的人生来说,未尝不是一大超越。他以自沉把文化冲突凸显出来,对于学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诚如王船山所说:“死亦生之大造。”
李叔同的出家,也是如此。他内心的痛苦积淀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两大文明的撞击,使得既认同传统,又向往西学的知识分子寝食不安。出家虽非最佳选择,然非限制自己。亦僧亦俗,对他们的人生和艺术创作发挥了特殊的意义。
对于王国维、李叔同们的行为,似乎应给予同情的理解和具体的分析。实际上,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是把“生与死”“出世与入世”都打通了的。无论生也好、死也好、入世也好、出世也好,目的只有一个:捍卫人之尊严,解决“人之所以为人”这样一个安心立命之道。像梁启超那样积极进取,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而王静安、李叔同们的人生观,看似消极,实则同样刚健,而且需要更大的勇气,两者互补且一致。从一定意义上说,后者对人生的体验更为深刻。
【注释】
[1]本文原载于《武汉晚报》,199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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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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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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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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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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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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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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