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文化与人生随笔——探讨人生意义与价值

古希腊的圣贤苏格拉底要求人们“认识你自己”。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提问：“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你是谁？”或者换一种问法：什么是“真实的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对人生都有自己的看法、态度与感悟。

所谓“人生观”，就是人对生命、生活、人生的道路、目的、意义、价值诸问题的系统的、全面的认识和根本的态度。人生观包括如下一些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活得怎么样，活在什么样的境界中？什么是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幸福与不幸？究竟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人生在世，究竟追求什么？生命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其实，我们每个人对人生都有自己的看法、态度与感悟。

“人生观”既然是人对自己生活的反思，其内容必然涉及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人类要生存，首先要从事围绕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进行的物质生产，还要从事人口的再生产，即繁衍、延续后代，以保证人类和族类的生存。在从事人和物的两种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总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例如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等亲属关系和上下级、同事、朋友、邻里关系，此外，要调节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协和不同人的生存需要和分配，必然要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规范、礼仪、成文与不成文的制度、风俗等。此外人类还从事着精神生产，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教育等活动，特别是人的高级精神需要方面的艺术、道德、哲学、宗教等精神方面的生产。人们对这些现实活动的本身，对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即评价这些活动着的人与事的是非、善恶、美丑，对人的活动、人的关系作出多层面思考，进而涉及人生的道路、价值、目的、意义及人最终的信念、人的生命的终极性托附等，这些都是人生观的内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与阶层、处在不同的生存处境、生活样态中的人，有不同的人生及其思考，而人生观是对这些具体思考的系统化、理论化。

人生观虽然是人对人生的反思，然而却不是人们在头脑里凭空、任意产生的。由于我们每个人总是处在一定时代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受到一定的生产力、科技发展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制约，因此，人对人生的反思，必然受到一定时代的社会客观状况的制约。一定社会和阶级的人生观总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人们的生产交往活动，他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权益、文化素养、人格情操等的反映和表现。正确的人生观是对这一过程的现实必然性的反映和表现，错误的人生观是对这一过程的虚幻或歪曲的反映和表现。所以，人生观的思考具有客观的内容和社会的本质。

人生观的社会功能与作用是多方面的。正确的人生观可以帮助人们健康地生活，以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面对社会、人生的种种复杂情况，增强人们的人生信念和生活意志，指导、帮助人们面对当下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坎坷、误会和打击，给人以生存的力量、信心与勇气，克服自私、自满、贪欲、不尊重人等不良因素，成就一个美好完满的人生。因此，正确的人生观犹如人生旅途的指南针或营养素，帮助我们完善自身，丰富自身，追求真、善、美，协调智、情、意诸方面的和谐、全面的发展。正确的人生观可以指引人们正确地面对生活，树立崇高的理想，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各种潜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从而有效地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正确的人生观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而错误的或消极的人生观则可能指向宿命论，指向消极、颓废、腐朽、奢侈、虚浮或百无聊赖，容易把人们导向迷途。

古今中外，人们的人生观纷繁复杂，然概而言之，不外如下五种。

第一种是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周易·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宇宙或“天”的本性是生生不已、运转不息、刚强不屈的，人应效法于天，自强不息，永远努力前进。孔子主张“刚毅”，他对生活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畏艰辛，不怕挫折，为了实现理想，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刚健自强、开拓创新、乐观向上、宁折不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性格。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都是这样生活的：忧时爱民，“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忍辱负重，受腐刑而无愠色，完成“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挚爱民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精忠报国，“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岳飞；舍生取义，“未敢昧大义而轻生惧死”的史可法；改革弊政，血荐轩辕、以身殉道的谭嗣同；抗议无道，拍案而起，横眉怒对敌人枪弹的闻一多、李公朴；救民于水火，铁肩担道义，清贫志不移的李大钊、方志敏；抨击黑暗，一身正气的鲁迅；保持气节操守，不食嗟来之食的朱自清；捍卫真理，抵制错误路线的彭德怀、张自新。为了民族的腾飞，张思德、黄继光、焦裕禄、王进喜、李四光、邓稼先……数不清的革命英烈、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孜孜不倦，奋斗不息。他们是世人的楷模、人格的典型，精神的脊梁，文化的长城！他们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宇宙。勇猛精进，排除别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像张海迪那样面对生命的缺憾，或者像雷锋、吴天祥、谭彦那样，克服世人难免的惰怠、消沉，萌生出生活的紧迫感，正是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朋友们，让我们像鲁迅先生和和西方思想家蒙太涅所说的那样吧，面对万事，有一种“要赶快做”的“想头”，从而“双倍地享受”和利用自己的有限人生，把自己的人生安排得“紧张热烈”，只争朝夕，奋勇拼搏，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

第二种是放达解脱的人生观。与儒家积健为雄的人生态度相补充的有道家的自然、飘逸和佛禅的机趣、洒落。正如中国文化有汉唐的雄浑亦有魏晋的清远一样，由于人生际遇、身世、性格的差异，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生存体验和神韵情彩。诗圣杜甫的忧患、沉郁，把民间疾苦化为笔底波澜，对国事民瘼的深度关怀，是儒家人生观的写照；诗仙李白的旷达飘逸，独立不苟，斗酒百篇，嬉笑怒骂，是道家人生观的写照；诗禅王维的静穆空灵，冰清玉洁，脱尽沉滓，心无挂碍，是佛家人生观的写照。同一个陶渊明，在一个时期会意气风发，“猛志固常在”，到另一个时期又超然物外，“悠然见南山”。中国文化兼备了忧患与怡乐、充实与空灵。中国的人生态度往往也兼备、结合了两面：一面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谨慎戒惧，奋发图强，取义成仁；另一面是恬淡无欲，白首松云，遂性率真，胸怀洒落，消遥自得。一面是积极用世，一面是超越俗世。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进亦忧，退亦忧”，“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道家老子、庄子追求的是精神的超脱解放，不是指放纵形体的情欲。如果执着于外在物欲、功名利禄，束缚于名言名教，那就会被物所主宰。所以庄子要化解物形，作消遥无待之游，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老庄哲学将现实人提升为太空人，超越升华，不为俗累，宛若大鹏神鸟，飘然远行，翱翔太虚。这有助于人们消解俗世生活的紧张、压力与痛苦。人们常常需要自我超拔，由现实到理想，由有限到无限，致广大，尽精微，遍历层层生命境界，直至人生的极致。与道家相近，佛教智慧也是用否定、遮拨的方法，破除人们对宇宙一切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执着，获得精神上的某种自由、解脱。佛教哲学的正面价值在于启迪人们空掉一切外在的追逐、攀援、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扩阔自己的心灵，直悟生命的本性、本真。佛家慈悲为怀，严格律己，有拯救众生与世界的热忱和道德人格的追求。

第三种是消极厌世的人生观。道家的人生其实是积极的，但道家之末流面对治乱、存亡、生死、穷达、祸福、夭寿、贫富、荣辱、毁誉、美丑、善恶、得失、逆境顺境的变幻莫测，无法解释，因而提倡一种守弱自全、绝圣弃知、委心任运、安时处顺的处世态度，主张，听凭命运的支配。道家的负面是明哲保身，消解了人的积极能动性，贬抑了人的物质欲望和功利追求，在命定的必然面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至多只能躲进精神的无何有之乡。不思进取，逃避现实，或者麻木冷漠，或者落后消沉，或者厌世颓废，或者随波逐流，或者玩世不恭，或者滑头世故，这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的表现。真正的道家不是这样的。在古希腊也有一个叫皮浪的人，主张最彻底的心平气和，放弃一切思索，提倡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处世态度。这是不健康的，应予否定。

第四种是悲观出世的人生观。佛家的人生其实也是积极的，但佛教的末流、负面即是以人生为痛苦，除了生、老、病、死诸苦之外，还有欲望得不到满足、生离死别、与自己意气不相投者相处的痛苦等。人生本身即是苦海。要摆脱痛苦，消除烦恼，即要出离世间，否定世俗生活。这种主张麻醉和摧毁了人们的斗志，不要人们积极去享受现实的快乐，丧失人们生活的勇气与信心，特别是当个人遭逢不幸、挫折和委屈时，让人觉得人生毫无意义，生活暗淡无光，所谓“看破红尘”“人生如梦”“万事皆空”等。这是愚昧消极的，应当摈弃。真正的佛教绝不是这样的。

第五种是纵欲享乐的人生观。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古今中外都有。据说春秋时期的杨朱鼓吹个人享乐，“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这种人生观把人生看成是单纯满足个人生理需要的过程，把人生丰富的社会内容简单化了，鄙俗化了，主张人生在世，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贪婪无餍，追求醇酒妇人，即所谓“丰屋美服，厚味姣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在西方，也有沉溺于声色口腹之乐的伊壁鸠鲁主义者。这种人生观要求人们不顾一切地去享受快乐，追求个人幸福，甚至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不顾国格与人格，花天酒地，金钱至上，投机钻营，钱权交易，醉生梦死……这是一种腐朽的人生观，应予以鞭挞和蔑视。

各位朋友，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丰富多样，色彩斑斓。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怎样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年青的朋友信奉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思想家们重新定义“人”是什么。人的创造性、能动性、独立性、自主性、责任性开始苏醒、增长，以至出现了像达·芬奇那样一手拿剑，一手拿笔，一手作画，一手设计飞行器的巨人。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成就感，人人都渴望成功，毕竟成功会带来物质利益和精神鼓励。以事业成功换来的赞许和倾羡，是不可抗拒的动力和诱惑力。只有同你的才干和潜能相符的功名心，才是正常且正当的。低估自己，会磨损进取心；高估自己，又会显得志大才疏，野心勃勃。我们祝愿大家都有成功的人生。

一个人能否成就外在的功业，有赖于客观环境提供的条件。家庭的、社会的条件，升学、就业、升职等机会和机遇，各种必然的条件、偶然的机缘，制约着各位的发展。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人生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人生实践总是处在特定的人群、团体和社会中，人之于社会存在有一种不可摆脱的依赖性。但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又大大地刺激了人的各种需要（物质的、精神的各种需求）的深度发展，并日益提供不同个体以广阔驰骋、施展抱负与才干的空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有不畏困难、努力奋斗的人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人生的实践活动是积极的、能动的，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把握自己的人生，实现自身的价值。

广东省政协委员、香港成衣商杨钊先生，一无所有地从一个熨衣工做起，靠勤奋、敬业、诚信，受到上司提拔，然后自己创业，20年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旭日集团，其中有100多家公司，一万六千雇员分布于世界各地，有30多家合资企业，两万雇员分布国内十个省市。“真维斯”就是他的产业。他为家乡惠州的文教事业和国内灾区捐资三千多万元，为香港公益事业及海外文化发展捐了很多钱，为内地经济发展尽心尽力。他行止素洁，独身，吃斋，拒绝声色犬马，精通儒家、佛家等哲学、宗教，以精神收获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人群、众生和社会，弘扬“大我”“大公”。他曾荣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评判团给他的评语是：“正直精明，能干苦干的企业家。”他在创业守业的过程中，开掘心灵深处，寻求人生道理。他对内地有的暴发户赚了大钱后就吃喝嫖赌、腐败堕落，穷奢极欲追求感官刺激，甚至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很不理解，深恶痛绝。^[2]

贪婪者以奢侈掩盖精神的空虚，崇高者则以超越自我不断刷新成功的纪录。超越本身，追求精神信念的人，才能达到一定的精神境界。境界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是一种精神的天地或精神的宇宙。境界虽带有理想的、梦境的特征，但又不是玄妙的、不可捉摸的。

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按照它去做平凡的事情，有小小的创造，我的生命爆发出小小的火花，我在天壤之间就不会感到孤独，有限的生命就可以通向永恒，平凡的生活就会转化为伟大，如吴天祥、徐虎那样。

人们常说：“生命苦短。”与历史的长河相比，人生是何等的短暂、有限。有的人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有的人却使有限的人生变得格外充实，使短暂的生命获得超乎时空的意义。

武汉市汉南区原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匡宗仪同志于1995年2月因心脏病去世，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自发前往医院吊唁。今天，他已经走了一年半了，人们却仍然怀念他。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公仆，是一颗普通的铺路石。他兢兢业业为党的统战工作，为发展汉南做了大量的、平凡琐碎的工作。这位担任了28年县处级、10年局级职务的领导干部的家里仍然一贫如洗：40多年的老式衣柜已裂开，一台黑白电视机的天线是用旧铁丝拉的，8瓦的灯管是用包装编织带吊着，一把藤椅用几种颜色的尼龙绳子绑着。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已准备好但还没有来得及寄出的饭钱和账单。原来，他每次下农场、乡镇检察工作或抗旱排涝，一一交付了进餐费。

一位深知他的老同事真诚地说：“老匡做的这些事决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否则坚持不了几十年。这是他一生做人的方式，经过几十年如一日地修养、陶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他辞世后，一位党外人士送给他一副对联，上联是“宗法马列为理想奋斗不余力”，下联是“仪效先贤替公仆增辉有口碑”，横批是“匡扶正气”。“匡宗仪”三个字像金子般在其中闪光。^[3]

一位诗人曾经吟出这样的诗句：“有的人死了，可是他仍然活着；有的人活着，可是他已经死了。”像孔繁森、匡宗仪这样追求理想境界的人，肉体生命消殒了，精神生命却仍然放射着光华。然而，我们有的人，纸醉金迷，浑浑噩噩，精神生命却早就干枯、萎缩。

个人价值的实现常常表现为满足于人类与社会需要的价值。爱因斯坦说：“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了什么，而不应看他取得了什么。”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人的创造价值体现在他的劳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中，体现在他的劳动为社会和人类作出的实际贡献中。在这种人生实践中，人们实现了他自身的价值。

就人生道路而言，中国导弹之父邓稼先，优秀干部焦裕禄、朱伯儒，中国女排健将，大庆油田新时期的铁人——王启民和千百万优秀人才的人生道路都是奋勇拼搏、勤奋实干的求实创新之路，他们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同时又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就人生境界而言，这种正确的人生观指引我们追求真、善、美合一的精神境界。冯友兰先生把人生的境界分成四个等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如果一个人只能顺其本能或社会风气去做，对自己所做之事毫无觉解，他的人生境界就是自然境界。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事，动机是利己的，其事对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功利的境界。如果一个人自觉他是社会整体之一员，他自觉为社会利益做各种事，所做的事都有道德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道德的境界。如果一个人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觉解自己不仅是社会的一员，而且还是宇宙的一员，他自觉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并觉解其中的意义，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天地境界。

我们民族有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就是说，我们要有道德勇气，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担当道义，甚至不惜杀身以成仁；但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不必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在现世伦常的义务中，在某种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非常崇高地生活，忠于职守，不苟且，不偷惰。只要我们对生活有高度的觉解，我们所做的平常事就有不平常的意义。能否成就某种外在的功业，有赖于各种机缘；但只要我们顺着天地父母的禀赋有所发挥创造，我们的内心得到了某种精神的满足，这就实现了我们生活的目的。人存在的价值，人的文化生命的本质，在于成就道德人格。只要挺立了道德自我，以良知作主宰，我们就能超越世间各种境界，超越本能欲望，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克己奉公、积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几个关系问题，例如索取与奉献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小团体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等。

索取与奉献是对立的统一。人是社会化的产物，人的衣食住行，人的视听言动，人的物质、精神等各方面需要的满足，人的知性、情感、意志等各方面的表达，都依赖于全社会。不仅交通、通信、能源、环境，而且现代人的生存不可或缺的信息资源、教育训练、文化制品以及社会公益福利，国家、人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保障等，无不依赖于他人、社会、国家甚至全人类提供。我们每个人对国家、社会所尽的绵薄之力与我们从国家、社会所得到的相比，总是万不及一。这样来考虑问题，我们就会摆正索取与奉献的关系。

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的关系也是对立的统一。实际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不是要我们压抑个体、家庭的物质欲求，只是要求取之有道，合理合法。我们不是禁欲主义者，我们肯定人的食色欲求及各方面的需要、享受。但作为人来说，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是一体的。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在于他有理想，有道德，有意志，能够自己命令自己，能自觉地在满足他人的社会需要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良知善性，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理性的快感和心灵上的满足。精神人生不脱离物质人生，同时又高于物质人生。一味追求声色犬马、醇酒妇人，在精神上陷入空虚，那种人活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不值得羡慕。人之为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总是要活得像人样，有人味，总是要在内心追求崇高，追求精神的充实与境界的提升。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小团体主义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个问题变得突出了。小团体主义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是变了花样的利己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我们个人、家庭、小团体利益的根本保证。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表现在有的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把个体利益和小团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惜贪赃枉法，鲸吞、削弱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化公为私，把国有资产、社会与集体财富变成自己的东西，满足个人的私欲，例如于志安就是这样的负面典型。我们必须牢牢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的义利观，以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

以一个人的财富、地位、声名、成就来评判他的人生成功与否，是极其不够的，那是一种简单的世俗的标准。爱因斯坦说：“人们通常所努力追求的目标——财产、虚荣、养尊处优的生活——我总觉得是微不足道的。”“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幸福看做是生活的目的本意。照亮我的道路，并且时刻给我以新的勇气，愉快地去正视生活的那些理想，是真、善、美……要不是把精力都贯注于那艺术和科学所永远不能达到的领域——客观世界，生活对我来说就会是空虚的。”爱因斯坦又说：“应当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所作的贡献。”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霍金是一个严重的残疾人，头颅以下都不能自由活动，可是他以顽强的毅力生活着，尽可能自己动手处理工作、生活上的琐事，并在当代时空观上取得了并世无双的成就。他的创造和人格多么值得称道！追求一定的人格境界和人格理想，是生命之美。美德来源于内在的人格。人格超过一般的善行。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面对富贵的浸淫，生命的困顿、坎坷、波折，还是遭遇贫贱的磨砺，甚至身心的凌辱，威武之下，温柔乡中，横财相惑，流言相加，皆能不为所动，这才是人格外显时的光辉。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个人不过只是沧海一粟，然而帕斯卡尔说：“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拥有思想的崇高，便有了人格。有了人格的力量，有了对人之尊严的自我意识，才有了人生的光辉。爱因斯坦说：“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靠的，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

修炼健全的人格，将会带我们走进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不仅需要良好的教育和不懈的努力，不仅需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般的体验，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理性和悟性，才能探得人生和世界、宇宙共通的奥义。朋友们，无论现代社会高科技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如何繁荣，人们的生活如何舒适，无论你多么富有，多么有地位，有权威，多么成功，多么腾达，多么忙碌或多么悠闲，仍然要面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面对生命的奥秘，需要理想、信仰、终极目标的支撑。今天，有些人的生活的“无意义感”加重了，生存空虚现象更为普遍。其实，人之为人，本来就具有寻求生命的意义的意志和力量。人能够为他的理想和价值而生、而死。当这种求意义的意志遭受挫折时，或者这种受挫的意志被求享乐的意志所取代时，就引起心灵或精神的失衡，而需要意义治疗。

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一段旅程。今天你已拥有，明天可能丧失。一切金钱、美女、权力、利益、地位、成就，身体的健康与否，都是变化无常的，把持不住的。人无法保证他的拥有。人们游目四顾，昂首天外，目的是找寻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的地方。人类各民族创造了各种文化，伦理、艺术、宗教、哲学。这些文化在成熟之后所产生的文化理想，回过头来安顿我们的人生。

人生最高的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向真、向善、向美，求真、求善、求美，追求生命的意义世界吧！

【注释】

[1]本文1996年演讲于武汉大学，参考、借鉴了陈楚佳编：《现代伦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周民锋：《你我人生》（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甘葆露主编、邵雅莉副主编：《人生哲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段德智：《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特此致谢。

[2]详见沙琳：《第一个回大陆办厂的港商——杨钊》，载《今日名流》，1996（7）。

[3]详见夏斐、吴良洪：《公仆》，载《光明日报》，1996-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