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读钱穆《湖上闲思录》中的文化与人生随笔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今人已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了。作者告诉我们，解脱的路径和不二法门是：不妨去读几篇《庄子》，或禅宗公案，或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放松些，散淡些，把心灵的窗户敞开，通风透气，使心态安和，精神平静，一切放下，学会悠闲、恬淡与宁静，到达一种大自在的境界。“一切宗教人格之扩大，莫非由其道德人格之扩大。中国人崇拜道德人格，尤胜于崇拜宗教人格。崇拜圣人，尤胜于崇拜教主，其理由即在此。”

本书乃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的随笔集。1948年，作者回到家乡太湖之滨，静观时变，日与闲云野鸥、风帆浪涛做伴，在湖山胜景中闲思遐想，以四个月时间，将平素心得凝结成此三十篇文字，集为一卷。作者有深厚的学养，偶得忙里偷闲的机缘，遂应哲学家谢幼伟先生之约，旷观中西，纵论古今，以平实的语言和畅达的笔触，表达丰富的哲思与深邃的睿智。本书每篇文章不过两三千言，娓娓道来，却字字珠玑。每篇文章看似互不连贯，却浑成一体，自有内在的理路和一以贯之之道。

请不要小看这薄薄的九万字的小册子。倘若我们要有所得，则请“把自己的心情放闲些”，从容不迫，一天读一两篇或二三篇，慢慢咀嚼，细细品味，个中三昧，庶几能体会一二。现代人太忙碌了，仓促匆忙于商场官场，或课堂工地上，或文山会海间，或奔竞，或计算，或斗法，或酬酢，各种俗务琐事占满了我们的时间，各种信息知识塞死了我们的头脑。

宋儒程颢有诗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今人已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了。我们的身体累了，需要放松，心情累了，也需要放松。中国儒释道三教都讲“虚静”“无为”“空灵”，其实不是叫你不干事，不是叫你不想问题，恰恰是让你在繁忙之中稍事休息，暂时地“空”掉对外在事物的执着与攀援，调整心态，给予“思想”以时间与空间。现代社会犹如飞速运转的大机器，我们都被绑在上面，没有了自性，也没有了闲暇，尤其是思想的闲暇。所谓“静观”“空”“无”之类，是让我们从忙碌的事务中超拔出来，沉潜安静地想一想问题，以超然的心态，退而省思，摆脱利禄计较和俗世牵累，松弛身心，净化灵魂，陶养性情。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又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庄子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本书作者发挥道：“古代人似乎还了解空屋的用处，他们老不喜欢让外面东西随便塞进去。他常要打叠得屋宇清洁，好自由起坐。他常要使自己心上空荡荡不放一物，至少像你有时的一个礼拜六的下午一般。憧憬太古，回向自然，这是人类初脱草昧，文化曙光初启时，在他们心灵深处最易发出的一段光辉。”（见书中第20页）又说：“物质的人生，职业的人生，是各别的。一面把相互间的人生关系拉紧，一面又把相互间的人生关系隔绝。若使你能把千斤担子一齐放下，把心头一切刺激积累，打扫得一干二净，骤然间感到空荡荡的，那时你的心开始从外面解放了，但同时也开始和外面融洽了。内外彼此凝成一片，更没有分别了。你那时的心境，虽是最刹那的，但又是最永恒的。”（见书中第21页）在佛教看来，刹那即是永恒。

科学技术发展了，世界的网线拉紧了，物质生活、职业生活愈趋分化，社会愈复杂，个人生活愈多受外面的刺激和捆缚，人与人、心与心之间愈显隔膜，层层心防，身心交瘁。权力、金钱、财货、美色，一旦某人陷溺于彼，功利心太急迫，注意力太集中，情绪太紧张，表现欲太旺，排他性太强，必然窒塞、遮蔽了知慧天机，无论多聪明的人，都会变成低智商的愚笨者。作者告诉我们，解脱的路径和不二法门是：不妨去读几篇《庄子》，或禅宗公案，或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放松些，散淡些，把心灵的窗户敞开，通风透气，使心态安和，精神平静，一切放下，学会悠闲、恬淡与宁静，到达一种大自在的境界。

人生有种种的意义与价值，有种种的境界。作者把人生分别为物质的与精神的。在精神人生中，又分别为艺术的、科学的、文学的、宗教的与道德的。食色性也。物质生活，衣食住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即人之最基础的需要。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超乎肉体之外的生活，有不同于禽兽的层层生命之境。“若使其人终身囿于物质生活中，没有启示透发其爱美的求知的内心深处，一种无底止的向前追求，则实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无可补偿。人生只有在心灵中进展，绝不仅在物质上涂饰。”（见书中第82页）作者认为，艺术与科学是由人之爱美与求知的心灵所发掘所创造的。艺术的人生与艺术的境界，可以鼓舞你的精神，诱导你的心灵，提升你的审美，健全你的个性与人格。科学的人生，在真理探求的无穷的过程中达到忘我的境界。科学家有丰富的个性与人格，但科学家在真理发现上又要超越这些个性与人格。文学的人生，即透过欣赏作品直接领悟真切的情感的生命与生活。情与爱，苦与乐，生与死，悲欢离合，成功失败，作品直接呈露了也代作者与读者宣泄了某种生命感悟，而上乘的文学作品，则透显了作者的个性、人格、智慧、幽默、美感，寄寓了理想追求。故中国人总是崇拜陶潜与杜甫。在西方，宗教与科学貌异神近，科学追求与宗教信仰有不解之缘。宗教之境又是文学人生的升华。人也是宗教的动物，人的生活总需要某种信念、信仰的支撑，总有某种超乎于世俗关怀之上的终极关怀。作者指出：“性善论也只是一种宗教，也只是一种信仰。性善的进展，也还是其深无底。性善论到底仍还是天地间一篇大好文章，还是一首诗，极感动，极深刻，人生一切可歌可泣，悲欢离合，尽在性善一观念中消融平静。”（见书中第84页）

作者认为，人生总是文学的，也可是宗教的，但又该是道德的。“其实道德也依然是宗教的，文学的，而且也可说是一种极真挚的宗教，极浪漫的文学。道德人生，以及宗教人生，文学人生，在此真挚浪漫的感情喷薄外放处，同样如艺术人生、科学人生般，你将无往而不见其成功，无往而不得其欢乐。”（见书中第85页）人生的这几种境界和价值是相互穿透的，但在作者看来，道德的境界是最高的境界，道德的人格是最高的人格。孔子、释迦、耶稣，这些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格，无不继续复活、新生、扩大、发展。“一切宗教人格之扩大，莫非由其道德人格之扩大。中国人崇拜道德人格，尤胜于崇拜宗教人格。崇拜圣人，尤胜于崇拜教主，其理由即在此。”（见书中第90页）人文历史上的一切艺术、文学、宗教、道德之最高成就，都是一种内心自由的表现，是一种融通人我之情，然后向外伸展之无上自由。

作者指出：“东方人以道德人生为首座，而西方人则以宗教人生为首座。西方人的长处，在能忘却自我而投入外面的事象中，作一种纯客观的追求……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则在能亲切把捉自我，而即以自我直接与外界事物相融凝……若说中国人是超乎象外，得其环中，则西方人可说是超其环中，得乎象外了。西方人最高希望应说能活在上帝心中，而中国人可说是只望活在别人心中。”（见书中第90页）作者说这是中西人生论上一向内一向外的区别或偏倚。

我对作者关于“神”与“圣”的比较颇感兴趣。我认为，“神”与“圣”的旁落或消解，是当今人类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此与生态环保、社群伦理、人心安顿不无关联。其救治之道，是要借助人类各文明、各宗教的精神资源，并予以重释重建。西方基督教肯定的是一元外在超越绝对的上帝，此不仅如作者所说，由创世说使尚神论者关注人类以外的世界与万物，逼出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仅如韦伯所说，由加尔文教徒非理性的求得救赎的心态，反逼出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更其值得珍视的，是这种外在超越与内在道德理性的关系。按康德的理解，人属于经验（感觉）的与超验（理智）的两个世界。当人的意欲摆脱经验的因果关系而接受超验的原因的影响时，他就从经验世界皈依了理智世界，他的道德情感感受到神圣的力量，上帝被想象为神圣规律的立法者。但康德反对消极地等待上帝的救赎与恩宠，在肯定神圣的宗教情感和信仰对道德实践的推动作用时，更加肯定人的道德努力。在康德的自由意志、绝对命令、道德设准等一系列解说中，仍然是道德理性第一，宗教信仰第二。

按钱穆的理解，中国人是“崇圣”的而不是“尚神”的。虽然中国思想中有一种“泛神论”，物物之中，木石瓦砾之中皆有神性，且中国民俗中确有不少民间信仰的不同的“神”，但与西方大传统的一元超绝至上神相比，中国大传统则是圣人崇拜。神国在天上，圣世在地下。神国在外，圣世在己。中国思想没有天国人间、经验超验的二分法。中国的儒释道三教皆认为人人都有成圣人，成真人，成至人，成佛陀的可能。圣世就在世间，就在现世。“东方的神秘主义特别在其观心法，使己心沉潜而直达于绝对之域，把小我的心象泯失去了，好让宇宙万有平等入己心中来。西方神秘主义则不同，他们要把全能无限的神作为对象，舍弃自己人格，而求神惠降临，摄己归神，进入于无限，此乃双方之不同。因此东方神秘主义不过扩大了一己的心灵，泯弃小我，而仍在此人世界之内。西方神秘主义则转入到整个世界以外之另一界。换言之，东方神秘主义乃是依于自力而完成其为一圣者，西方神秘主义，则是依于外力而获得了神性。”（见书中第64页）

本书中颇多二元对比的论说，有若干中西比较的方法与结论，在今天则需要修改了。但贯穿本书始终的精神，特别是对于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的提扬，对于中国典籍与思想的理解，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很有针对性。作者推崇古人的敏感，我很推崇作者的敏感，此即为嗜欲浅者的天机毕露。作者早在50年前就自觉地反思“现代性”的问题，自觉地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和现代性的多维性问题，检讨单线“进步”“进化”的观念，今天读起来，仍觉得启发良多。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商报》，2001-01-11。

守先待后：读钱穆《湖上闲思录》中的文化与人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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