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运动与民工潮：老知青们的韧性与敬业精神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是有着密切连带关系的事件。研究的视域和方法完全可以多元化，评价和诠释尺度不必也不可能统一。我们班上更多的老知青们仍在平凡的岗位上，在社会下层工作与生活着。“知青运动”与“民工潮”恰是相反的两极。他们现已年届中年，不少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有一部分人面临新的失业危机的困扰。平心而论，“老三届”一代人是最具韧性的一代人，最受磨炼的一代人，最有敬业精神的一代人。

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是有着密切连带关系的事件。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不能不研究极“左”思潮背景下的这两大运动。研究的视域和方法完全可以多元化，评价和诠释尺度不必也不可能统一。

我在乡下待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两年，而且我待的地方，条件还算不错，民风也淳朴。因此，我的体验和感受，与待得更长一些或更苦地方的同学、亲友相比起来，也就颇不相同。在我被招到湖北省化工厂（地处应城）当工人之后，我的一些同学及我的妹妹，又在乡下生活了4年，有的甚至8年。他们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精神上的压力渐渐增大。新鲜感丧失后，物质文化生活的极度贫乏和单调就成了大的问题，有的甚至受到来自政治、情感诸方面的摧残。

现在在洛杉矶教书的我们班才女冯达美，在天门机械厂当工人多年，只是恢复高考后才得以返城。更苦的是书呆子黄颐同学，因高度近视，在乡下待了8年，尔后才抽回汽车运输站当搬运工，也是到恢复高考后才回武汉大学的。黄颐老弟该有四十六七了罢，赴美多年，闻刚刚在美国一家最好的物理实验室做博士后。他的垂垂老矣的父母相互搀扶着在校园散步时将这一消息告诉我，言谈间似觉非常欣喜、满足。这两位老教授膝下再无别的子女，黄老弟的妻小也早已随他客居大洋彼岸。每每看到他父母的孤独无依，不觉悲从中来。龚一平同学也在乡下8年“抗战”，回武汉后开过小小机动车，也赶上最后一班车考上大学，在一家中学当娃娃头，40出头才有孩子，夫人下岗，仍面临糊口之忧。孙俊同学还算顺利，在北京环卫局法制处工作，也是借大学毕业分配之机，在省教委前领导张树芝同志的关照下，才解决十多年两地分居的老大难问题。她的儿子又考回武汉大学，读书很用功；而她自己已是一身疾病，形容憔悴了。我们班上更多的老知青们仍在平凡的岗位上，在社会下层工作与生活着。

总的说来，知青下乡是当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解决城市劳动力过剩的失业危机之不得已的举措，也是消解城市动乱源头之一的红卫兵运动的一种最佳方式。城市知识青年大批安置到本已劳动力过剩的农村去，实际是反现代化的流向。80年代中期直至今天仍不息灭的“民工潮”，即农业过剩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打工的流向，倒是现代化的正流向。“知青运动”与“民工潮”恰是相反的两极。相形之下，“民工潮”比“知青潮”的社会震荡更为剧烈，也更有意义。

“知青”这一批人，年龄跨度有十多年之久。70年代的中学生，我不太熟悉。60年代的中学生，实在是很苦的一代人。在他们长身体的时候，他们遇到主要是人祸引起的物质生活的大饥荒；在他们长知识的时候，他们遇到精神生活的大饥荒。他们现已年届中年，不少人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有一部分人面临新的失业危机的困扰。平心而论，“老三届”一代人是最具韧性的一代人，最受磨炼的一代人，最有敬业精神的一代人。他们给予这个社会的很多很多，而社会给予他们的却很少很少。黑格尔说过：“人不能脱离他的时代，正如不能脱离他的皮肤一样。”朱熹夫子也说过：“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总是处在理想与现实的撞击之中。我们只能以平常心回首过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无怨无悔，我们的青春与血汗的奉献还是值得的。

就我个人来说，下乡的那一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虽然因出身与所谓“海外关系”问题（我的大姑母一家因生活所迫于1948年迁台）受到牵连，十分自卑，但农民不因此而鄙弃反更亲近。逐步地，我渐渐恢复了自信，特别是复活了仁爱之心。这段生活至少为我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即尽管我因为其他的缘故，在离开了农村又当了8年工人之后，于1978年31岁时有幸考入大学深造，尽管我现在忝列高校教席，但我的本根是平民。这不仅因为我的祖父、父亲只是武昌城边、巡司河畔的小小商人，更因为我有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的近十年的经历。现在我是一位平平实实、独立不苟的平民知识分子，决不沾染贵族习气，无意巴结权贵，依傍权势，特别关怀农家子弟，适时予以资助。我总是把自己当做一名“知青”，总希望不脱离此根，即中国文化的乡土之根。

中国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儒、释、道三家的哲理，需要吾人切实地体验。我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默默地工作，为培养平民的后代尽心竭力，在社会需要时，不妨作狮子之吼，代表平民的心声和社会的良知。

【注释】

[1]本文原载于《我们曾经年轻——武汉知青回忆录》，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知青运动与民工潮：老知青们的韧性与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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