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生活：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复苏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乡下的生活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我懂得了仁爱、慈孝、信义、和谐等保存在民间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使人们的人性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文化大革命”氛围中渐渐复苏，渐渐体验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力量。那种斩断亲情、师生情和阉割人性之爱的所谓“阶级斗争”，其实有多么荒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接受的是无言的再教育，是实际的人生，是良心的复归。

1968年11月，我们在久久等待之后，终于第一批自愿下乡。下乡前一日，我们戴着光荣花，站在卡车上，随长长的卡车队，在武汉三镇游行（大家当时叫游街），与生养我们的大武汉告别。我们班上的同学们虽几经斗争、分化，但大体上还能坐在一起，讲同窗的情分。我与邱申新、陈世钟、彭淑念各带一队，奔赴天门县若干公社的生产队安营扎寨。邱申新、温庆余等同学在文革中表现出少有的怀疑精神，常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不像我等那样地信奉教条，唯书唯上。对于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些同学是持有异义的。但我仍十分“革命”，心甘情愿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真诚地希望通过劳动汗水的洗礼，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我的确没有想到后来还会返城，确实属于拼命苦干的扎根派。

天门即竟陵，是茶圣陆羽的故乡，即使在我们下乡的时代，那里的自然生态仍未被破坏，可以称得上“山清水秀，人面桃花”。从城关到渔薪再到我们队（杨场公社金星一大队四小队）都有水路，河水清澈见底，两岸绿树成荫。由于水土较好，肤色白净的年轻媳妇与姑娘们喜欢穿着红红绿绿的线绨质料的漂亮衣裳在棉田锄草，一字排开，煞是好看。她们老是嘲笑城里下乡的女知青们只穿黑色、蓝色的制服。后来由于好大喜功政策的干扰，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汉北河挖通之后（我们曾在汉北河水利工地苦干了五个月），县河成了死水，据说今天已不忍闻睹了。水土已遭污染，真不知“人面桃花”安在否？

中国农民是十分实在的一群人，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农民种自留地、限制养家畜及家禽，甚至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间种都一任上级发号施令的情况下，农民们对当局的种种限制常能做出俏皮的挖苦和消极的反抗：他们充分发挥了黑色幽默的天才。我们这群苦行僧在田里拼命干活，由于不得法，常弄得十分狼狈。他们常拿我们打趣，田里充满了笑声。农民是十分善良的，笑归笑，帮归帮，他们总是善意地帮助我们，为我们做了知青点的房子，安顿我们的衣食住行，问饥问寒，送菜送粮，尽可能关心、爱护我们，教我们一些干农活的技巧、方法，也包括偷懒的方法。我们挑狠了，干猛了，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一辈子的饭一口吃完了”，提醒我们爱惜身体。我们开始干活总是弄得浑身脏兮兮的，而他们则暗示，身上干净才是最佳能手。他们以十分宽容的态度接纳我们，我们暂时做不出漂亮的活，他们总爱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他们不仅纠正了我们的苦行主义，制止了我们的自虐自戕，也暗暗地纠正了我们信奉的斗争哲学。当我们按照教条主义虚幻的所谓阶级分析法，要去斗争“地富反坏右”时，他们总是巧妙地回避，而他们自己对所谓“五类分子”（其实多数为地主、富农的子女或城里阶级斗争激化后遣返到乡下的所谓“资本家”等）则特别有人情味。在我们看来，“五类分子”是我们的敌人，然在老百姓看来，我们这是愣头青，可能被当局视为“准五类分子”，需要他们保护。记得1969年在皂市白湖围垦时（帮部队建农场），早春时节，春寒料峭，“五类分子”要先跳到刺骨的水里作业，农民总是想各种办法让他们早一点从水中起来。农民不仅制止我们蛮干，还教会我们在工地上抢饭吃的策略，如第一碗多盛快吃，第二碗少盛快吃，一定要抢盛第三碗，然后慢慢吃等。至若我们的访贫问苦活动，则往往由于他们一谈起苦来就报怨1959年而不得不打住。开始我们听时还做记录，他们声泪俱下地讲如何吃榆树皮、吃观音土的事，讲如何拉不出屎来，讲哪家的娃子死了，但后来一听，才知道是大跃进以后的事情，故不再记录了。每每“忆苦思甜”活动，以谈三年灾荒时期饿死了谁，谁家外出逃荒而不得不草草了事。

在乡下，我们真正体验了民间疾苦和我国农村文明程度的低下。我下放的湖北天门处在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之中，可我们与当地人一样，常常是“三月不知肉味”，少有鱼肉吃，少有大米吃，吃得最多的是粟米、大麦米。大麦米的做法是：先在锅里干炒，炒熟之后用水一煮，实际上没有经过破碎加工的大麦米很难煮烂（且烧柴本来就很缺乏）。如此煮成的大麦米饭，当地叫“qū米茶”（我至今不知qū是何字）。夏天基本上吃此。因为不易消化，拉出来的常常是整颗整颗的大麦粒。食用油则是用没有蜕壳的棉籽榨的油，黑色的，有很多黑色沉淀物。在水利工地上，每餐吃蒸的钵饭，每钵二三两粟米，上面加一斤胡萝卜。蒸后的胡萝卜不好吃。菜则以腌菜、腐乳为主，都是自己在家里做好，带到工地上的。农村不仅“少吃”，也“少教”，特别是一些女孩子，根本无法读书。我们知青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些课本、笔、纸等，办起了识字班，给孩子们扫盲，教他们唱歌跳舞，稍稍活跃了当地的文化生活。

由于我们与乡亲们相处甚洽，感情甚深，我们离开时，乡亲们都动了真情，流了泪水，送了我们一些鸡蛋等物品。因为限制养鸡，他们的鸡蛋一般卖了换针线，在当时很昂贵。乡下的生活使我感受最深的是，我懂得了仁爱、慈孝、信义、和谐等保存在民间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使人们的人性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文化大革命”氛围中渐渐复苏，渐渐体验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力量。那种斩断亲情、师生情和阉割人性之爱的所谓“阶级斗争”，其实有多么荒唐。我们的头脑里充满着有悖人性的“斗争”“专政”之类的教条，而乡土的生活却是充满温情的。农民虽然在应付上边的号令时表现出不少机巧或狡黠，但在日常生活中凸显的却是淳朴。他们内在的价值指导，仍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民间生活把我们内在的四端之心启导了出来，教会了我们做人的根本。而这些耳濡目染体验到的仁义礼智信、善良、和平，与被天天灌输给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仇恨”“斗争”“理论”，反差竟是那么强烈。

现在想起来，我真是非常感谢天门乡下的父老乡亲们的关照，特别是对我复苏仁爱之心、良知善性的切实启导。这些启导往往是无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接受的是无言的再教育，是实际的人生，是良心的复归。

现在乡亲们的生活不知怎样了，从前年来看我们的鄢元发叔口中得知，他们的生活遇到了新的麻烦，工业化与商业化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而执掌乡镇权柄的年轻后生，颇有点霸气十足、横行无忌了。天知道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农村还能否保留？弹指间，我们在乡下当知青的日子距今已26年了，我们仍然怀念那一段艰苦而却不乏温情的乡土生活。

乡下生活：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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