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与救赎：团省委副书记处理工作组，个人陷入苦闷与折磨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省市迅速派出了以一位资深的团省委副书记为首的工作组处理此事。十分可悲的是，我个人在这种局势下陷入严重的精神自戕、肉体自虐的境况之中，陷入了偿还原罪的苦闷和折磨之中。1967年元月，由于苦闷、无聊，由于处于一种“被抛”的生存处境中，我急于找到一个躲避残酷的现实和“罪恶”家庭的地方，与另三位“黑五类子女”王津新、吴炯珞、何峥生同学一起扒车去乌鲁木齐，请求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们生活在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社会，实际上很难体验西方人的原罪感及其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原罪”，是极“左”年代的所谓阶级原罪，即笼罩在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尤其是知识分子头上的无形的紧箍咒——罪感意识，生而有罪的意识，父债子还的意识，低人一等的意识。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远远早于“文化大革命”。即使不谈1949年以前的革命中的类似行为，至少可推至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所有这些都是与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自我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我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1964年读高一和1965年读高二时，就已向学校提出过不再念书而奔赴农村或边疆务农的要求。记得母校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当时的省重点中学，我们读书的时期一度曾为武汉大学附中）汪子英校长、刘克刚主任（教务）专门与我谈过话，劝我打消此念，认真读书。我当时十分欣赏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前驱，决心以他们为榜样。然而在下意识层里，这种要求却是与自己的“出身不好”有关系的。当时的一种内在痛苦，是渴望参加革命而因所谓“出身”问题和“海外关系”问题不得参加革命的痛苦。这种阿Q的苦恼在我们班上（重点班，同学们多数是高等院校教职员的子女或城市工商业者的后代）特别突出。

1966年春夏之交，正处在高三毕业、准备高考的我，受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文化大革命”巨变的鼓动，与班上几个最具“革命敏感”的同学一起，于6月5日晚给校党总支贴出了全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强烈要求学校立即停课，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次日形成了全校学生以请愿和大字报为主要形式的“六·六”运动。省市迅速派出了以一位资深的团省委副书记为首的工作组处理此事。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与冯达美、孙俊同学被工作组和党总支内定为“三家村”小“反革命集团”。

我们当时无疑是激进的左派，是毛泽东的十分幼稚且狂热的信徒。然而由于我们必须承受祖宗父母带来的“出身罪”，而不能参与“革命”。因此，我们革命的动机首先为当局所怀疑，且视为异己，随之而起的红五类出身为主体的青年红卫兵运动，不仅把我们排除在外，而且把我们（所谓“黑五类子女”）也作为斗争或准专政对象。历史往往无情地嘲弄历史的参与者。我们这些“先知先觉”的造反者很快被“后知后觉”的造反者所抛弃，历史的漩涡总是使中心滚到边缘，而边缘人物每每占据中心。在红色恐怖的日子里，教过我们立体几何的、十分敬业、十分有水平的陈邦鉴老师因有所谓历史问题，在家中用剪刀割喉自杀而死，而当夜我们奉命守在小山坡教工宿舍周围，几乎就在他的门外。教过我们化学的女老师张惟聪先生是全市有名的中学化学权威，被红卫兵强力剃了阴阳头，跪在大操场上暴晒……

十分可悲的是，我个人在这种局势下陷入严重的精神自戕、肉体自虐的境况之中，陷入了偿还原罪的苦闷和折磨之中。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之深，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而我们这种等外公民的救赎之道，只能是自责、自虐，以及奴性十足地服从强大的他在力量的安排。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我还竭力表白自己积极参加革命、接受改造并努力自我改造的决心，也干过不少蠢事。例如，我这个连任几届的班长给自己班的两任班主任刘乐芳老师、张丽华老师写过大字报，揭发她们给青年学生推荐青年修养方面的“毒草”；“积极”参加当局领导的批斗活动，特别是对许简老师写作的《三言两语》的批判，我曾查阅报刊，上纲上线地说他抵制反修；也曾追随红卫兵到住在武大、水院、科学院水生所等班上的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去“扫四旧”，在唐小蓓同学家还高声指责她父亲这个“老右派”；为表示“脱胎换骨”，我曾主动地天天打着赤脚到开水房为几栋教学楼的开水桶挑开水；1966年暑假，我在家中收到班上红卫兵的一封勒令信，让我集合我的祖父母、父母亲等全家人，高呼“老子反动儿混蛋”等十几条口号，每条连呼数遍，我照办了，虽然痛苦之极，仍然造了祖父母、父母亲、叔父母的反，并写勒令让他们扫街、佩戴自辱的黑符号……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也“参与革命”了，组成了“红十月战斗队”，虽然是比较文雅的，但也不免偏激，我记得我与几位同学在大年三十跑到“走资派”邓铁生书记家里狠狠训斥了他一通。

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许放在特定的“文化大革命”环境中算不得什么。但“文化大革命”过后，痛定思痛，深感当年在“左”的氛围中，自己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是多么有违人性啊！或许恰好因为自己有“黑五类子女”这顶帽子的限制，才没有走得更远。我虽对当时的滥打滥杀无辜、“打砸抢抄抓”的无法无天状态深感恐惧，对给我们师长们的种种侮辱（如剃阴阳头、戴高帽、体罚等）深觉不公和不平，然毕竟是在激进主义的氛围下长大的，总是以“毛选”中赞扬湖南农民运动的革命逻辑来说服自己，竭力与家庭、尊长、“反动学术权威”的师长划清界限。

1967年元月，由于苦闷、无聊，由于处于一种“被抛”的生存处境中，我急于找到一个躲避残酷的现实和“罪恶”家庭的地方，与另三位“黑五类子女”王津新、吴炯珞、何峥生同学一起扒车去乌鲁木齐，请求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我们的想象中，那里不仅是沙漠里的绿洲，也是理想的乌托邦。父母及兄长姐妹含泪送我远行，用家中仅有的一点钱为我买了行装。我们四人扒了数道火车，几经辗转，终于到了乌市。然而由于当时国务院有令，不准兵团招人，无论我们如何苦苦哀求，兵团坚决不予通融。万般无奈，我们四人在乌市盘桓一周后，不得不打道回府。

上述这些跪着造反、扭曲人性的心态和行为，虽然发生在“文革”背景下，虽然当时我尚不足20岁，然至今我仍不能原谅自己，为自己的怯懦、曲顺、无知、盲动特别是伤害亲友、师长的行为而深深地负疚，深深地忏悔。

原罪与救赎：团省委副书记处理工作组，个人陷入苦闷与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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