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创新，比慢提倡！（守先待后：文化与人生随笔）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今天，点击率最高的词汇莫过于所谓“创新”了。我们要有一点自知之明，慎言“创造”“创新”。时下的评价机制是“杀鸡取卵”“逼良为娼”的机制，动辄就要你“创新”，而且以“数字化”的方式相打压或引诱，那当然只能以粗制滥造来对付了，虽然面孔是所谓“新”，其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拼凑而已。我们现在不仅动辄讲“创新”，而且还要你“快”，“当下即是”，“立等可取”。目前以所谓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或所谓省部级及以

学术的创新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别对我们人文学科来说，尤其不容易。人文学研究的前提是积累，没有相当的积累，根本上不能进入研究阶段，即使进入了研究阶段，仍然要不断积累。我们的前辈学者有童子功，中西学术的功夫非常厚实，他们之中才有“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清末、民国时期，此类学者一般是通过庭训、私塾、乡塾打下了“小学”（古文字学）与四书五经的基础，又到教会学校打下了西文的基础，或受到彼时的大学教育，或留学西方，经受过严格的训练，功夫较深，有学问根底，又潜心教书，通过教书加深理解，发现问题，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于是才有所创见。汤用彤先生能同时开三门课，一门魏晋玄学与佛学，一门印度哲学，一门西方唯理论与经验论，在此基础上的两三种著作乃传世之作，当然他很谨慎，在世时尚不肯把唯理论与经验论的讲稿公开出版。汤先生之学问修养，今人无法望其项背。

我们这一代人非常不幸，受到的教育是十分残缺的。我说的残缺，还不是指学历，也不是指现在过早地在中学分文理科（这当然更为残缺）。例如，我自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接受了六年小学、六年中学的教育，经过12年务农务工后，又接受了大学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教育的，但现在看来，我所受到的教育，形式上是完整的，精神上内容上仍然是残缺的。这是指没有经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的教育与西方的教育，经、史、子、集的训练基本没有，西方与印度文化的学习十分不够，人文的修养功夫很浅。严格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是根本不够资格研究文、史、哲的。

今天，点击率最高的词汇莫过于所谓“创新”了。打着“创新”旗号的论著触目即是，俯拾即是，但在我看来很多都是文字垃圾。我们要有一点自知之明，慎言“创造”“创新”。如果我们肯多读一点东西方的经典文献，确实下了一点工夫，懂得基本的诠释方法，研究的对象又是比较小的题目（当然要有大的背景），能做到“小中见大”，经年累月，确有一孔之见，那就是十分幸福的事了。时下的评价机制是“杀鸡取卵”“逼良为娼”的机制，动辄就要你“创新”，而且以“数字化”的方式相打压或引诱，那当然只能以粗制滥造来对付了，虽然面孔是所谓“新”，其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拼凑而已。

像朱熹、章学诚这样的大家，在做学问方面尚且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何况吾辈？朱子做学问的方法是“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胡适曾把朱子《小学》上教人做官的方法“勤、谨、和、缓”四个字改为治学的方法：“勤”就是不偷懒，就是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材料）”；“谨”就是不苟且，非常的谨慎、精密、客观；“和”就是不生气，要虚心、平实；“缓”就是不要忙，要从从容容地研读、校对，宁可迟缓，不要匆忙有错。胡适又讲，聪明人做笨功夫才会有成就。（以上参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钱穆、余英时师徒十分推崇章学诚、全祖望等人的“言公”与“谢名”之论，强调“道假众缘，复须时熟”之理，主张广其心，沉其智，专其业，事其事，出以公心，甘于寂寞，凭各人性之所适，分途摸索，放宽程限，紧着功夫，不要追逐时尚，急于自售。而我们现在的状况呢？我们现在不仅动辄讲“创新”，而且还要你“快”，“当下即是”，“立等可取”。现在是用工科管理工程、项目、经费的方式来管理文科，工科这样做恰不恰当，我不敢置一辞，但以此要求人文学术，实在是十分荒唐的事情。

与“比快”相反，世界名校的人文学教授基本上是被养起来，在衣食无忧的状况下，从容自如地从事精神生产的。他们当然没有我们目前遇到的核算工作量的压力，没有去计算、比较教授们所谓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数量，拿到什么项目资金或获得什么级别的奖励（拿项目或获奖中的猫腻实在太多）等。这些热闹的玩艺儿与学术水平完全是两回事。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罗尔斯曾经十多年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没有出过一本书，更遑论什么获奖了（要按我们现在的人事管理的办法，早就该炒鱿鱼了），但人家一旦拿出其扛鼎之作《正义论》，即成一家之言，被世界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学术经典。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提倡的“比慢”精神。做人文学术要慢慢来，做细一些。我佩服有些日本学者，师生几代人几十年如一日，不计功利地研读一部中国古书。我们做任何研究，都要把第一手原始资料和海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真正做到竭泽而渔，才可能做出厚重扎实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有了深厚的几种语言与文化的背景，有了较好的方法学训练，从容地徜徉在中外典籍之中，对此前的研究文献了如指掌，触发出问题意识，经过酝酿、打磨，反复推敲，庶几能有所建树。这里来不得半点浮躁。

最后，关于学术规范的问题。做研究必须坚持从第一手原始资料出发，对有关论题之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均有深切了解，对以上两类资料务必做到竭泽而渔。严格引证引述并规范表达，一一注明出处，杜绝任何形式的抄袭、剽窃。根本上要用功于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探索、反思、解释与批评，养成此种能力。坚决反对时下的虚浮不实的学风：一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作任何注释，没有引证，似乎所写都是他个人的思想；第二种是不读原始材料或读得很少，只是从第二、第三、第四手现成材料中转手抄过来，根本不知原文的上下文意，所注出处，版本混乱，文字标点错谬百出。至于从网上下载文章著作，敷衍拼凑者，则更为可恶。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所谓学术规范也不必迷信。现行所谓学术规范，是以西方的规范为模式的。有学术规范当然比没有学术规范要好得多，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也包含着西方强势的话语霸权的宰制。照搬西方社会科学的规范与方法，往往会掩蔽我们民族的内在的精神资源与自身的学术特性。而且，利用现行的学术规范、引证方式来包装、做秀，列上一大堆附注和参考书目，其实并没有读或没有认真读懂所引所列的文献，或是从别人著述的出处中转抄来的，用来唬人蒙人或借以自重，以形式化来掩盖其剽窃或无学问的状况，亦所在多有。

孟子有“掘井及泉”之论，顾炎武有“深山採铜”之说，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曾经说过，他是在做炼乳，而有些所谓学者，是专门拿炼乳兑水。黄宗羲曾说过：“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目前以所谓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或所谓省部级及以上的科研项目与获奖为标准或导向，只可能败坏学风、败坏学术，不可能产生精品，其负效应将影响今后几十年。总之，我认为学术腐败的根源之一是时下的管理体制与评价体系。在时下的评价系统与氛围中，学者们想要不急功近利都不容易。这也影响了教学质量，使老师们不能把精力集中在上好课与教书育人上，而这才是大学教育的根本。我们呼吁给人文学教师们松绑，营造一个可以从容读书、认真教书的氛围与环境，这当然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作为人文学者，我们亦须自重、自律。

【注释】

[1]本文原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6）。

慎言创新，比慢提倡！（守先待后：文化与人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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