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著作出现的延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他的儿子命运的偶然遭际,因为在1781年遇劫以后,章学诚特别注意为他写的所有东西准备多个抄本。至少,这一成功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章学诚的偏见是很多人共有的。现在,章学诚的声望已不再处于这种不确定的状况中。不管何时提及新儒学中的两个对立的派别,他总是给朱熹以最多的赞誉。......
2023-11-20
百年儒学是本次会议的主题,百年儒学中,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学对儒学贡献很大,他们重新确立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方向。
1905年,科举考试废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东西方列强的瓜分豆剖,中国战乱连连,社会解体,一盘散沙。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一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的主轴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是中国一百年以来的最大呼声和主要趋势。一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家、新儒家受到很多误解、误会,人们往往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来承担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中国走向了一条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更新之路,儒学渐趋没落,儒学处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有赖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则有赖于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力,目前还不敢说已经崛起,但毕竟走在崛起的道路上,人民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在少年时代(1959—1961)饿过肚子,老百姓没有饭吃;我在青年时代(1968—1970),在乡下当知青,亲身体验到物质与精神的匮乏,以及乡下无吃又无教的痛苦。现在的物质、文化生活,与当时比较起来,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国依赖土地红利、人口红利,至少还可以在经济上高速发展十几年。中国的问题,西方人搞不懂,西方某些悲观的预言不断被打破。这也从一方面印证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魅力,其生命力很强,
我们常说,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之势,完全不可阻挡。船山云,理在势中,道在器中,理势相乘,那当然是理想的状况。船山又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不受东西洋人的侵侮,这是多少代人的期待啊!故我前面讲到民族主义是百年的主轴。
但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发展太快,GDP挂帅,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生态的代价、道德的代价……不知还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补偏救弊。故人文价值与道德理性的重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系统之主体性的重建,应取代民族主义而成为新百年的主轴!
以前要为中国的落后挨打承担责任的儒家文化,随着国力的增强,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理解有了多维向度,现在反过来成为了全社会的迫切需要。这是中国历史辩证法的吊诡。今天,最高当局对和谐社会的提倡,与70年代初的批孔批儒相比,恍若隔世;就大学之国学教育而言,继武汉大学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也开办了国学班;公私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由热衷于学习西方式的管理转过来学习古代哲学智慧与管理方略,一些MBA、EMBA、总裁班等更多地转向学习中国经典来丰富人生(尽管不乏附庸风雅者,尽管不少办老板班的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在民间,不少有识之士努力开拓更多的空间,创造条件让儿童在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诵读一点蒙学读物与经典,打一点童子功。这都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虽然遭到不少非议。但不管怎么说,随着国力的增强,民间社会的复苏,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大陆的灵根再植,的确有了最好的契机。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媒体炒作的所谓“国学热”,只是表面现象,国学只是假热,并没有真正热起来,这特别是由于体制内的教育是西化的。由于社会巨变所发生的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强势的西化趋向的影响,百多年来文化观念与国民教育的某些失当,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其实还是相当地陌生、隔膜。于丹的《论语》讲座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对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毕竟是俗讲、戏说。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开办是件好事,但目前不过只是教一点现代汉语而已,然现在的中文、汉语,完全没有体现出古代汉语之美。大陆的小学、中学缺乏起码的人文价值的教育与熏陶,大学中文系也没有了经学,国民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常识还不甚了了。近年来,我们提倡将“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积极推动“四书”进中学课堂。但是,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势,科技至上,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傲慢,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转化,还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儒学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儒学实际上仍在边缘。
近年来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贫富悬殊太大,社会不公;为官者官风不正,官德不在,吏治不清,贪污腐化;在民间,唯利是图,没有信仰,人欲横流……这些问题的解决的确需要中华人文,特别是儒家核心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大本大源的重建。这当然迫切需要客观制度化的保证,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制衡权力,权力没有制约,绝对的权力只可能导致绝对的腐败。传统中国社会是儒家型社会,政府很小,社会空间很大,民间自治组织很多,社会中介力量很活跃,其实是接植现代民主政治最好的土壤。儒家、儒学、儒教生长、复兴的机缘,只能在大的社会空间之中。儒学复兴与民主政治的建构适成互补之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目前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个人以为最大的问题是:知性教育太过,德性教育不足;科技教育偏胜,人文教育不及。
中国的教育界问题很多。目前我国中学生数理化教育的水准,特别是数学教育的水平,已高出欧美四、五个档次,且还在不断拔高、加码、升级。在高考指挥棒下,当下的“课改”适得其反,只能是更加层层加码,又增加了数理化,特别是数学的难度,揠苗助长,使不少中学生失去了学习数学(或数理化)的兴趣。中小学,特别是中学理工科基础教育与人文学科基础教育严重失衡,理科太偏重了。如果拿智育与德育相比,智育太过,德育不及。两者根本未达到所谓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平衡状态。在文科基础教育中,政治教育取代人文、人性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状况又特别严重。整个社会的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不用说中小学的)仍然是老一套,教条化,根本不能打动人心,管乎人心,渗透到人的信仰、行为中去。社会上多数大官员尚且说一套做一套,贿赂公行,遑论其他人呢?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与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总的、长久的,是超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东西。我肯定适当的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但认为一定要有限度。政治的价值是短时效的,人文、人性的价值,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是长久的、根本的。这里有本末的关系,不可颠倒。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人性的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与终极信仰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公民底线伦理与伦理共识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做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是根本。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手段。现在的社会风气,声色犬马与坑蒙拐骗横行无忌,使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面临很多难题。社会上成年人、老师、家长的生活方式、行多方式、情感方式、价值观念,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最大最直接的。社会暴力、家庭暴力、大中小学出现的校园暴力与其他现象,例如有的孩子受到性侵害的现象,令人忧心忡忡。故我们不仅希望学校师长,更呼吁整个社会都来整齐风俗,移风易俗;教师、白领、公务员宜正心诚意,洁身自好,坚持做人的底线,并用心去做好人性、心性、性情的教育。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价值来美政美俗、养心养性是历史上儒家教育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将其用于今天公民社会之公民道德的建设。
我们要进一步在民间推动和重整儒学与当代新儒学,积极推动传统的人文教育,尽心尽力把儒学基本价值的温习与陶冶,终极信念与理想境界的追求,逐步推进到体制内小、中、大学的教育中,以影响更多的后人。我们要动心忍性,以扎实的功夫,来担当起这一重大责任,承继熊、梁、马、钱、唐、牟、徐等先生的志业而奋力前进!
【注释】
[1]2009年9月演讲于台北新儒学会议,11月演讲于肇庆百年儒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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