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中国：从考古遗址到文明奥秘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考古发现中的三星堆遗址、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金沙遗址、红山文化等都是绝佳的证明。重新发现中国，需要我们探讨古代中华文明的奥秘。在器物层面的文明上，过去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其实还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漆器、青铜器、丝绸、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工艺，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中国的发明远不止这十项。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完全西化，需要中华文明的根底。

世界上最具原创性的古典文明中，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明都曾经有过断裂，只有中华人种与文明一以贯之、延绵不绝。考古发现中的三星堆遗址、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金沙遗址、红山文化等都是绝佳的证明。中华文明是和合性的文明，正是在这种文明的熏陶下才整合成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大学》《中庸》中讲中国文化的“可大而可久”，“大”是就空间而言，“久”是就时间而言，这两者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和”的特性。据《左传》《国语》的记载，上古史官承担巫与史两种职责，肩负着神人交通的重任，平时他们书史，记录君王言行；祭祀时他们充任主角沟通人神；此外还掌星历、教育、医药等，这已经充分体现了终极性与日常生活贯通的思想。

中华文明提倡“和谐”，这是针对不和谐而生，现实总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黑格尔就强调过存在与合理之间的紧张，现在东西部、贫富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公平、不平衡的情况，因此现在强调“和合”更有重要的意义。“和而不同”不是强调同一性，而是强调保持差异性、多样性，从而有内在的生成能力。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略次于现代的钢琴，正是这种音与声的多样性的统一，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从《论语》等传世文献看，先贤多提倡“和而不同”，这种观点也延伸到各种制度与礼俗当中。在周公创立的制度中，就有“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这种制度出于政治权力的继承及伦理、生理等多方面的考虑，也保证了种族的繁衍和后代的素质，符合现在的“优生优育”政策。另外在各种器物制作、音乐、歌舞演出等制度中，提倡多样性的统一贯穿始终，中华文化因而也发展延续至今。元、清这两个朝代虽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是却都被中华文明所征服，他们无一不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中华文明甚至能够将聚族而居、不易消融解体的犹太族群与极具个性特点的犹太教吸收融化，可谓文明史上的奇迹。正是因为中华文化能够容纳、消化不同的文化、族群、习俗、宗教、艺术，又坚持固有精神文明，吸收不同的人才、倾听不同的声音、接受不同的建议，中国才能形成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永不停息的民族文化。

重新发现中国，需要我们重新去发现、发掘、发展我们的文明。这种文明不仅包括价值观等心理层面，还包括典章习俗等制度，也包括了日常器物等实物，这样的文明才是融合性的、有生命力的。1993年，亨廷顿提出了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文章指出了儒教文明（实际上指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引起的，他强调文明的差异与冲突。但是，不同文明中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是相似的。同样也是在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上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特别要谴责借用宗教名义的侵略和仇恨。”这种声音代表了国际宗教界的良知。《宣言》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并以耶稣的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和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支持。《宣言》又根据各大宗教都包含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和“不可奸淫”四条古训，针对当代世界的状况，表述了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1）珍重生命——致力于非暴力与敬重“生命的文化”；（2）正直公平——致力于团结与公平的经济秩序；（3）言行诚实——致力于宽容的文化与诚实的生活；（4）相敬互爱——致力于男女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全球伦理”的两大特点，一是具有基本性，即只提出人类应有的最低限度道德；二是具有普遍性，即指明这种道德在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都有其根据。中华文明中强调仁爱恕道，与这些基本伦理原则遥相呼应。“仁”在郭店楚简中的写法为上面一个“身”，下面一个“心”，这表明要身心合一的体知，才能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才能有效推行“仁”。孔子云“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生动地体现了这些基本的规则。

重新发现中国，需要我们探讨古代中华文明的奥秘。在器物层面的文明上，过去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其实还有比这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漆器、青铜器、丝绸、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工艺，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还有算盘、茶叶等，以上十大发明与其他很多发明都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曾经起着改变世界的意义。中国的发明远不止这十项。在制度层面的文明上，中国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赋税等经济制度，征辟铨选制度（荐举、考试），文官制度，教育制度，开放教育，平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参与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赈灾的制度，优待老人与弱势群体的制度，君相制与监察制等，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实质公正的内涵与制度设计的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极大。在观念与价值层面的文明上，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怀”，理学家“民胞吾与”等理念，成圣人贤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萨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养工夫论等，都是了不起的调节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以上制度文明与观念文明中的精华，曾获得西方启蒙时代大家们的青睐与借鉴。

中华文化是在不断吸纳内外各种文化精华，容摄各大文明要素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完全西化，需要中华文明的根底。现代化，不仅要建立民主法治，还需要族群认同，还需要解决“我是谁”这个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都具有最基本的底线，取得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中华文明在五四以后受到了很多批评攻击，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补课、需要重新去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国民教育中应该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我国台湾的国民教育、中学教育中有精读《四书》的课程设置，这对于中学生基本人格的形成、熏陶、培养，有着积极的作用，对一个人一生的做人做事都打下了好的基础；日本松下集团用《论语》《孝经》作为员工培训的教材，培养员工的合作与敬业精神；《周礼》中提倡的荒政救济、扶贫助弱等制度等都证明了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有生命力的东西还值得借鉴。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救灾，也是中国古代制度与观念文明之精华的继承与显现。

不论每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学问、胸襟、道德是每个人必备的素质，每个人都要有基本做人做事的底线，这就需要人品、人格、人性的陶冶。重新发现中国，需要我们重新发现中华文明，发现父母之邦的文化宝藏。对于文化的研究不只在文字考证上下工夫，还需要调动文化资源为现代所用，汲取百姓生活中的文化养分，人们方能坦然面对现代生活。

【注释】

[1]2008年9月演讲于四川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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