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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德治交互为用的重要性

【摘要】:我国重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治建没,在此基础上,最近上面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前提下的“以德治国”的思想,这是非常深刻的。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离不开道德社群、道德氛围,特别是道德自我。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保障的是每一位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包括公民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而在传统社会,治世者与被治者是不平等的。法律与道德是有边界的,一个是外在强制,一个是内在自觉,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我国重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治建没,在此基础上,最近上面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前提下的“以德治国”的思想,这是非常深刻的。

首先,这一思想发挥并推进了中华人文精神的现代转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我们知道,法律只能提供社会稳定的最低条件,可以但不能最终解决社会公正、社会正义的问题,不能维系世道人心,尤其不能使人安身立命。“以德治国”是要提扬中华各民族共同的价值理想,这不仅有助于形成整体和谐的人间秩序,而且可以成就每一个和乐庄敬的生命,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以德治国”源于我国传统的精神资源。德治是传统思想家的政治理念。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这是说,以道德来治理国政,才有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孔子又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说,用政令来诱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顿他们,人民只能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乐来规范、教化他们,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这里有很深刻的内涵:单靠法律,特别是刑罚,不能启导个体人的文明行为的羞耻感。这里另一层意思是:在法律和道德之间,社会礼乐规范(包含礼仪、礼节)也是重要的,它可以帮助人们培养志向,陶冶性情。当然,儒家德治理想主要是说,清明的、良好的政治是靠贤人、有德行修养的人来维系、贯彻的,应当举贤任能,依靠他们去治理百姓,提升百姓,唤起良知,去“淳风俗,正人心”。在古代,治理社会有两种方略,一是“德”,二是“刑”,所谓“德主刑辅”,就是把道德教化放在强力控制之上。这比法家主张的仅仅靠刑赏二柄,靠利益去驱动百姓,显然有更多的人文内涵。“以德治国”的提出,是要使我们的国民,特别是干部,都有基本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学习如何做人,呵护人们的善性良行和社会的道德资源。德性是有力量的。究极地说,道德是内在性的。道德自由是最高的自由,因为那是自己给自己下命令。一个人遇事当行还是不当行,当止还是不当止,根本上取决于内在自我的命令。因此,社会主义法治离不开道德社群、道德氛围,特别是道德自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德治国”有助于更好地“依法治国”,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其次,今天的“以德治国”,与古代的德治理想是有很大区别的。(1)政治、法律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人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保障的是每一位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包括公民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社会的管理者与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而在传统社会,治世者与被治者是不平等的。(2)今天的德治是法治的补充,整个社会架构和社会秩序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法治不仅仅只是刑法或刑罚。法治要处理的是权力配置问题,特别是权力冲突时的配置问题。然而古代的德治理想是贤人政治,说到底是靠人治而不是法治。靠人治而不是靠法律制度去处理权力配置,去管理普遍的社会事务,是有很大漏洞的。(3)现代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是分化的,而不是混一的。法律与道德是有边界的,一个是外在强制,一个是内在自觉,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传统中华法系是伦理法,法制与道德观念、伦理价值相融合,如古代法律不允许以强凌弱,不允许不孝等。这当然有正面作用,但负面作用也不少。虽然我们承认法律的本土资源非常丰富,可以作现代转化,虽然我们今天也把诚信等道德价值渗入经济法中,但与传统伦理法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我以为,以德治国,首先是要以德治官、治吏。官治、吏治不清是历朝历代最忌讳的大问题,它会造成社会不公,大面积的价值失范,甚至引发动乱。治官治吏当然必须且主要靠法治,靠制约机制,靠制度保障,但诱导良知,修养身心也是很重要的。在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尤其如此。传统社会的行政任贤制、教育精英制虽有不少弊病,但仍有其合理因素。家庭伦理仍然是社会伦理的基础。为了避免道德教育的虚假化和空疏化,建议对国民,首先是干部,推行最低度伦理的学习与实践。按《全球伦理宣言》所总结的各族群、各宗教、各文明比较认同的、可普遍化的两条原则和四条规范是:“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人其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不可奸淫”。这后四条规范大体已在相关法律中体现出来。前两条原则强调了彼此的尊重,充分尊重别人的存在空间,别人的自由、人格独立与尊严。这里肯定的宽容精神十分重要。这就是最低度的伦理。在此基础上,建议提倡读一点《论语》或《四书》。我以为应当活化儒家“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精神和“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对其作创造性的转化。对于民众,对于青少年,特别是对于干部,光有知识教育是不够的,还要强调道德教育。这样才能培育一代一代全面健康的人才和人风。社会品质,依赖其成员的自我修养的水平和相互的劝勉。儒家的人格理想和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还有巨大的生命力。“仁、义、礼、智、信”、“诚敬”、“忠恕”、“孝悌”、“廉耻”、“慎独”等价值可以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现代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合而观之,“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从根本上启发我们探索东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体悟现代性的多样性。除了西方现代性突显的市场经济、法治秩序、个体自由、社会正义非常重要之外,东方现代性中突显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行政调节功能、要求政府保证社会公正、社会伦理与家庭伦理、群体精神等,也非常重要。

【注释】

[1]本文原载于2001年某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