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评《河殇》的文化观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全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处于更新和嬗变之际，电视系列片《河殇》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但是，冷静下来一想，《河殇》的文化反思，视角似乎太单一了。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发生是多源的，发展是多向的，存在是多样的。《河殇》半是对时弊的谤文，半是对传统的挽歌。总之，在传统与现代、共相与殊相、历史与现实等问题上，《河殇》并不是无可挑剔的。

在全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处于更新和嬗变之际，电视系列片《河殇》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看了《河殇》，就好像听了一位热血青年的演讲，快人快语，抨击、针砭积弊和时弊，很痛快，很解恨。但是，冷静下来一想，《河殇》的文化反思，视角似乎太单一了。

第一，一元论式，单向思维。借用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的话来说，这是用传统的一元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论式来反传统。中华六千年文明延续至今而且仍在发展，并未像玛雅文明、巴比伦文明那样夭折，也未像西方文明那样经常中断。任何文明，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也有一些过去看来是辉煌的而现在看来恰恰是有毛病的质素。我们不能因为近几百年中国文化落伍，就从源头开始全盘否定它的历史贡献和它在今天及未来具有的多元价值。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实际上，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的知识精英并没有实行过全盘的反传统，恰恰相反，当拿破仑的马队把法国启蒙学者的理性、自由、民主、正义、真理等“普遍价值”带到保守的德国时，德国的知识精英一方面在吸纳“普遍价值”，另一方面又提出“民族精神”来保卫德意志文化传统，如启蒙哲学和浪漫主义作家赫尔德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中国的思想界，远的不说，五四时代第一流的思想家胡适、陈独秀等，却不是这样，不是排除传统中的僵死的东西，以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加以改造，实行创造性的转化，而是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全盘反传统。但事实证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斩不断，理还乱”的。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发生是多源的，发展是多向的，存在是多样的。黄河中游文明不能涵盖整个中华文明，至于说什么中华文化从来都是一元的、封闭的，中国传统科技是所谓畸形的、“大一统”的，这样的全称判断，有多少文化史和科技史的根据呢？

第二，殊共关系，未能厘清。世界诸文明的发展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或者说，有它的时代性，也有它的民族性。我们学习西方，是学习那些寓于西方各民族文化在近代的多样发展中的普遍的东西，共相的东西，如工业化、科学、民主等，而不是学习西方各民族文化在长时间形成的特殊的历史形态、民族个性。中国在近代挨打，中国的商品经济、科学技术、民主政治的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归咎于黄河、黄土、长城、龙等。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是无法选择的。如果姑且同意《河殇》编导以黄色和蔚蓝色分别代表中华和西方文化的特殊性，那么，这个内在的特质即使在几千年以后也是抹不掉的，黄色也不能变成蔚蓝色，反之亦然。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不能超越商品生产阶段，必须对我们的干部和整个国民补科学、民主等启蒙文化的课，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的素质和特殊的价值。社会系统的演变是非常复杂的，是多因素同时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不同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决不是相同的，这就是要通过韧性的战斗、艰苦的摸索。

第三，大小传统，尚须分疏。《河殇》半是对时弊的谤文，半是对传统的挽歌。它的成功在于贬斥今天国民生活的落后面、阴暗面，而不在于反思传统的历史文化。甚至可以说，在后一方面恰恰是一个失败，因为它没有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体认、批判传统。有很多现实问题，例如文革和刘少奇的悲剧，经济贫困，以及今天知识分子地位下降、教育危机，官商勾结毒化党风和社会风气等，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似不必由古人代今人受过，把什么都推到传统文化上，减轻了我们的责任。几千年的大传统与全盘苏化以来的小传统，尚须分析，不必眉毛胡子一把抓。

总之，在传统与现代、共相与殊相、历史与现实等问题上，《河殇》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卡西尔说，我们要将“对过去的新的理解”化为“对未来的新的展望”。这就需要以健康的文化心态和恢弘的气度对西方、同时也对中国进行深层的文化观照，需要有多维的参照，多方位的视角和冷静、透辟、具体的分析。

【注释】

[1]本文原载于《长江日报》，1988-09-03。

《守先待后》评《河殇》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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