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21世纪人文学的根源追溯与振兴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回顾20世纪的思想史，在众多思潮流派中，文化保守主义是十分值得重视的流派。文化保守主义是反思现代性的国际文化现象，其代表人物提扬人文价值，批评现代化的负面，促进现代化的健康发展。20世纪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世界性”“现代性”与“民族性”“根源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同时并存、健康互动并可以整合在一起的。由此可以奠定现代化之根源性的哲学基础。

回顾20世纪的思想史，在众多思潮流派中，文化保守主义是十分值得重视的流派。毋庸赘述，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不是指社会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毋宁说，其中不乏政治上的激进论者，例如章太炎就是显例。文化保守主义是反思现代性的国际文化现象，其代表人物提扬人文价值，批评现代化的负面，促进现代化的健康发展。英国和欧陆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对西方现代化起过补偏救弊的作用。在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彼此作用，相互碰撞。国粹派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就曾深刻影响过自由主义者鲁迅、胡适等。20世纪初除国粹派外，还有辜鸿铭及东西文化论战中的严复、林纾，《东方杂志》的杜亚泉、钱智修、陈嘉异，《甲寅》的章士钊以及梁启超、梁漱溟等；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派张君劢、张东荪、林宰平等；再以后是吴宓、柳诒徵、胡先骕、汤用彤、梅光迪等《学衡》派；吴宓、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清华国学研究院派；到广义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方东美、钱穆、谢幼伟、陈大齐、陈荣捷、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一直到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和台湾《鹅湖》学派等。其实，以上文化共同体、各位思想家或学者见解不尽相同，甚至“所同不胜其异”。例如近几年关于钱穆属不属于现代新儒家的论战（余英时等与刘述先等），就涉及思潮界定的狭义与广义问题等。如果我们撇开细节存而不论，以上人物是20世纪面对西方挑战，护持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一大批学人中的佼佼者。说他们是“传统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都容易引起误解。他们都有很深的中外人文学的学养，受到很好的训练，其中多数人曾游学西洋，有的更是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如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奥伊肯、柏格森、杜里舒、兰克、白璧德、穆尔、新实在论、新黑格尔主义等的深刻影响。

20世纪中国坚持传统精英文化的人文理想并在各自的文史哲专业上作出各种贡献的人文学者的反思与批判是极有深度的，他们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意义的问题，乃至我们今天面对21世纪哲学与文化的战略性思考时，仍不能绕过他们。例如，时下有人提出的关于经济与道德的一些看法还远不如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所提出的问题深刻。又如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审查报告中所说的以下一段话，今天仍闪烁着光芒。他说：“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之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类似这种文化主张甚多，而世界现代史更是作出了佐证。20世纪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世界性”“现代性”与“民族性”“根源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同时并存、健康互动并可以整合在一起的。世界思潮与民族精神、现代性与民族本己性、普遍原则与特殊道路、东亚价值与全球价值，都是可以而且必须互动、整合的。事实上，在东亚各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佛教、道教与一些民间小宗教的组织，忠孝观念，以家庭为核心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群体第一个人第二的原则，勤奋敬业的工作伦理，重教育重德性修养的传统，都曾经作为助缘起过某些作用。在21世纪我国现代化的伟业中，本土的、外来的、已结合的、半结合的、精英层的、民俗层的，各种文化资源都会发生不同的影响，而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缩小到哲学上来讲，从熊十力、冯友兰、贺麟、方东美等，一直到唐君毅、牟宗三，都建构了民族化的、中外会通的哲学体系，其生命本体论、本体宇宙论、本体现象论、本体文化论、玄学方法论、道德心性论，都是可贵的创造，极有价值，在世界哲学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他们的形上学思考，整合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时代意识与历史意识。熊十力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的本心论，性智与量智互动的生命体验观；冯友兰的共相殊相分疏合一的理本论，四重境界的人生哲学；贺麟的理想与理性合一的新唯心论，直觉与理智互补的方法论；方东美的中国、西方、印度生命精神的比较观，中国形上学与人生哲学的新建构及其生命哲学系统；牟宗三的智的直觉说、良知坎陷说、新三统说、圆教与圆善说、真善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唐君毅从道德自我到生命存在为中心的本体论和文化哲学体系的展开都拓展、深化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发掘、诠释了中国哲学的意蕴。他们的哲学是中外哲学比较互动的积极成果，值得珍视。由此可以奠定现代化之根源性的哲学基础。

有趣的是，学术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胡适等古史辨派、疑古派占统治地位，到20世纪中后期总结新的考古成就，由唐兰、李学勤等发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唤。夏鼐、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界及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等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将中国古史源头不断前推，并考察了渐进过渡、多源发生和融合统一的走向及其与西方文明源头走向的差异。抗战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对几种史学方法论的批评得到佐证。胡适“斩头”的史观，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都不攻自破。地下发掘不仅不断地确证古史记载和某些古史传说的不诬，而且把不少经部、子部典籍的写作年代向前推，使不少“伪书”的冤案得以洗刷。史学界通过对青铜器与简帛的研究，重估《周礼》等许多文献，对现代中国文化史、学术思想史的著作或结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此可以奠定现代化之根源性的史学基础。

90年代，儒学与现代世界、与各种宗教文化（特别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对话得到加强，其中杜维明先生做了很多工作。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各国学者乃至政要与西方学者和传媒辩论东亚价值与全球价值。阿部吉雄、冈田武彦、沟口雄三等许多日本学者和李佑成等许多韩国学者重新思考亚洲问题，主张更换视角，从亚洲看世界，从比较的立场研究中、日、韩儒学的发展、亚洲历史的多重结构、亚洲近代化的文明观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正拟订了一个新的三年研究计划，由刘述先、李明辉主持，吸纳各地区学人，讨论中、日、韩及东南亚儒学之比较问题。

在中国大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学界对儒学的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现代新儒家的视野，由他们对宋明心性儒学的高层次扬弃、回归，转向今天学者们对博大的原始儒学（包括社会政事、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的高层次扬弃、回归。近五年国内学术论著与博士论文，从不同学科门类对最能体现中国文化民族性的“五经”和礼乐文明的研究，对孔子和前孔子儒学和子学的研究，已占有相当的比例。研究的视域和方法更加多样，不仅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进路，而且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进路，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进路，从儒学的宗教性及与原始宗教、现代宗教之关系的进路，或从比较文化的进路开展研究。《诗》《书》《礼》《春秋》《易》《论语》《孟子》《荀子》及《道德经》《庄子》等是我国与全人类具有永久价值的瑰宝和精神文化的源泉。其中不乏“可大可久”，即恒常的与变通开放的不同精神价值。在历史释义过程中，通过历代思想家选择、再创，自肯定与自否定，亦通过广泛渗入民间生活，在大传统与小传统中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稳定社会、安定人心的作用，并积淀至今。其协合天、地、人、物，使之各安其位的宽容平和心态和人生理想人格的塑造，真善美统一理想境界的追求，道德的个体性与主体性的挺立，在今天仍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传统信念在现代社会变迁的机制与方向，根据台湾社会学家杨国枢、李亦园等先生们的研究，在小传统中，例如命、运、缘、报、忍、关系、忠、信、孝道等，发生了由外控制到内控制、神秘性到功能性、普同性到歧异性、僵固性到变通性的翻转。尽管如此，在华人社区的现代化、世俗化的过程中，文化传递的规律仍在起作用，传统信念仍会长期持续存在。由此可奠定现代化之根源性的社会学基础。

最近五六年间我国有关“天人合一”之争（季羡林、金景芳等老先生参与了），思想与学术之争，后现代与前现代之争，“人文精神失落了吗”的论战，大学生及国民人文素质的思考，关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或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对话，儒学的宗教性问题讨论，当代新儒家与新道家的探索等，五花八门，但很有意义。

总之，我同意庞朴先生的说法：20世纪人类史最有意义的事件是，任何西方或东方（中国）之中心论或文化一元论的构想已被无情地、最终地消解掉了！西化或泛西方化的思考方式已成为过去。20世纪人类思想史的最伟大的成就，是把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科技与人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与紧张显豁出来，并昭示了以上的二元对峙将会最终被消解的前景。据江天骥老师的研究，百多年来，西方知识界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对抗，逐渐转为彼此采借、互动、接近与合流，任何主体与客体、普遍与特殊、本体与现象、知识与意见、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分法正在消解。同样的，百多年来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关于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研究，早已远远地把单线进化论（如所谓五种生产方式的递进论和进步—落后、改革—保守之类二元对抗的方法论视域）抛在后头。历史学派、功能学派、文化相对主义、生态学派等，都有各自的真知灼见。由此可以探讨现代化之根源性的方法学问题。

这都是21世纪人类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和深厚基础。在这样的背景、基础之上，我们人文学者的反思与关怀更加多元化了。有关地域、性别、种族、语言、宗教等人类文化之“五元要素”和个人、社群、自然与天道（或称天、地、人、我）等人的存在之“四层空间”的诸多问题，不仅人文学者，而且大众传媒、政府、企业和民间都开始加以关注。

今天，人们提出的“人文精神”的内涵的确与西方近代启蒙学派提出的“人文主义”大不相同。毋宁说，导向恰恰相反。他们是面对神性对人性的宰制提出人的解放问题，启蒙价值——民主、个性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等，是在世俗化、近代化的过程中确立的。我们在努力使这些启蒙价值在中国生根（确乎不易）的同时，又要面对物性对人性的宰制，面对物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普遍流行和人的生存意义的严重危机，面对世俗化、商业化、功利化浪潮，提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古老问题，重新呼唤崇高，体验神性、神圣、经典的意义，提倡敬畏之心，重建终极信念和安身立命之道，爱智、求真、向善、致美，诠解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恭敬、宽容、廉正等深层价值，使之以扬弃的方式回归。在科技文化与商业文化日甚一日地以包举宇内、席卷天下之势主宰一切的时代，作为目的的人自身及其内在价值之实现，生活品质的提高，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道德、艺术境界的追求则显得愈来愈重要。人不能沦为工具，沦为经济动物、权力动物、色情动物等。

因此，21世纪作为世界文化一部分的中国文化之发展，人文学大有用武之地。人文学方法，特别是生命体验的、理性直观的方法亦越来越重要。哲学、宗教、艺术、美学、道德、伦理、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环境学等各个领域，各种方法的互动，中外大小传统中各种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再创，以及与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及各门类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整合，将是21世纪文化发展之重要走向。人文学可以帮助人们在各种价值目标中做出权衡、选择和鉴别，并对人类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作批判性的反思，开拓人类生活的价值世界，为未来的文化发展做导航灯。

【注释】

[1]本文原载于［加拿大］《文化中国》，1997（3），总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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