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自由的文化环境：城市更新与文化空间生产

2023-07-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文化发展需要自由的环境。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主要形态如美术馆、大剧院，可谓舶来品，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人文化宫也是参照社会主义苏联的。新建文化空间、转化工业区为文化创意区、城市空间审美化等一系列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及其肌理的行动，需要有一个支持性的、开放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是自发形成后纳入管理的文化集聚空间普遍面临的困境。

文化发展需要自由的环境。自由发展的逻辑可以从许多维度来阐述，与文化空间相连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空间与文化形态的契合程度；二是文化空间与其管理之间的协商程度。

（一）文化空间与文化形态的契合程度

文化空间与其承载的文化形态，作为文化空间最基本的一组关系，应然意义上是融合协调的相互契合，但在现实发展中出现了不少相互矛盾的情况。作为符号展示的文化空间难免存在着一种矛盾：浪费空间的结构是建筑师们的炫耀物，而非实在的用于展演的场所。因此，拥有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的欲望与展演艺术家之间常常存在着一种紧张性。从具有强烈轰动效应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来说，这座建筑是具有强烈自觉标识性意识的，它是一件波浪形钛质轮廓的复杂的人工制品，是一个明亮的梦幻世界，与所在地毫无生机的工业环境和老龄化人口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但它也有严重的功能失调，至少就美术展示而言，它是胁迫性的，这是一个夺去了试图为之增色的艺术品光泽的空间（迈尔斯，2013：92）。诸如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和盖茨海德艺术馆等造型奇特、寓意深远的文化空间，也曾让馆内的艺术作品黯然失色。

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空间的主要形态如美术馆、大剧院，可谓舶来品，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人文化宫也是参照社会主义苏联的。以剧场来说，现行举措不是主动将西式剧场空间根据中国表演艺术形态的需要加以转化，而是改变表演艺术形态来适应剧场空间。全国各地正在建造的大剧院、歌剧院，似乎与表演艺术并无关联。当前中国舞台艺术的主体仍然是戏曲，这些表演艺术形态形成于简陋的演出场所，如早期的戏园和茶楼，而目前的演出场所是规范化的现代演艺空间。演出场所与表演形态看似关联微弱，实则不然。表演艺术形态应该与表演艺术空间形成高度的契合，“简单地把戏曲放置在大剧院的环境中演出，不但显示不出传统戏曲艺术的精妙，反而会显得单调简陋，与现代剧场演出环境格格不入”（罗怀臻，2016）。

文化地标空间努力营造自身建筑的明确意义，但是没能清楚认识到实际用途需要超越符号展示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大剧院设计任务书明确要求将大剧院设计成地方标志性建筑（卢向东，2009：260）。空间选址上，多种功能的大型建筑毗邻而建，形成地标空间群，如大剧院和博物馆等文化空间、政府行政办公大楼与城市中心广场一起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空间建筑上，大剧院的设计追求特异形式和视觉冲击，普遍做法是“剧场双层皮”，如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杭州大剧院、保利深圳文化中心等，其特点在于，无论剧场功能如何，都用一个外壳将其笼罩，并为这个外壳赋予某种传统或现代的诗学。从外部视角来看，这的确容易形成景观地标，但是也容易造成室内空间的浪费，不利于剧场经营。这类文化空间在长期运作中容易陷入自我矛盾：不确定是教育还是娱乐，不确定是使用还是展示，甚至有的文化空间完全是为了商业消费而非文化消费所建，在这其中，文化消费在整体消费中微不足道。

作为地标空间，文化空间提供了一种外部表达，这种外部表达与内部艺术没有必然联系，更多的是在展示消费这类标志性形象的机会。90年代以来的剧场设计延续了50年代从苏联和德国学习而来的剧场建筑空间，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舞台配备了大量机械设备，规模较大，这是适用于场团合一制度的剧场，剧团对剧场非常熟悉，能够根据剧场的设备排演创作。50年代中期，中国曾尝试建立场团合一制度，一个剧场内有自己的演员、乐队及全部演出的艺术家和工作人员，但是由于缺少可保留的经典性剧目，这种尝试归于失败。改革开放后，场团合一制度逐渐解体，但是剧场设计还延续了适用于该制度的建筑空间，出现了剧团和剧场之间的分裂，演出需要和剧场设计之间存在裂缝，舞台机械设备利用率低，舞台大而不当。现在的大剧院多数是出租式剧场，缺少常驻剧团，而租借场地的剧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即剧目在各个剧院均能演出，在排演时不会涉及舞台机械（卢向东，2009：267）。目前各地的大剧院热潮主要是各级政府推动的工程，由政府投资，主要目的是展现城市富有活力的形象，剧院建设的高潮与表演艺术的繁荣并没有直接关联，也没有促成良性互动。

（二）文化空间与其管理之间的协商程度

文化经济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在全球经济变革中承担地方角色的说辞（迈尔斯，2013：61）。新建文化空间、转化工业区为文化创意区、城市空间审美化等一系列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及其肌理的行动，需要有一个支持性的、开放的政治社会环境。文化活动潜在的高成本和明显的不确定性，使得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比建设纯粹商业住宅、购物中心或高新技术产业区的风险更高。只有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才能通过持续的沟通以实现策略的成效。

随着文化艺术与全球化城市地位的联系日益密切，政府对当代艺术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从否定到不禁止，尽管始终处于监管之中。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说，798艺术区所受到的官方保护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仓库厂房不再拆除，还获得了政府资助，物质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然而另一方面，艺术区的发展几乎完全处于官方的管理之中。虽然拆除的威胁暂时解决了，但是新的威胁随之而至，表现为艺术区越来越徒有其名，而不再是先锋艺术和实验艺术的文化空间。仓库式工作室纳入地方政府以文化产业之名的管理中，成为热门旅游景点，此后，其先锋的、实验的艺术精神和草根精神也越来越微弱。有人抱怨那个曾经充满活力、创造性的艺术飞地变成了艺术迪士尼。“798已经失去早年那种地下活动的感觉，当时展会都是秘密组织的，很多人抱怨798的商业味太浓，它的韧性已经被其他地区替代了。”（柯里尔，2016）或者说，对于普通民众而言，798艺术区仍然是一个不错的旅游景点，可以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了解现代艺术文化；但是，对于艺术家而言，这里已经被过度异化了。这是自发形成后纳入管理的文化集聚空间普遍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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