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学（一）

2023-07-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可现在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只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某些省份的方言录，或百十条中文谚语的汇编，就立刻被冠以汉学家的美称。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即将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已经发生了变化，目前看来是这样的，对我们来说，学习一门语言的大部分困难好像已经解决了。在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之后，马礼逊博士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认为是中国学的新起点。

不久前，一个传教士团体为了赶时髦，闹了很多笑话，因为他们在一些科学宣传册的封面上称呼自己“著名专家”——“宿儒”。这个主意当然是极其可笑的。可以肯定，在整个中华帝国内，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斗胆自诩为“儒”，这个“儒”字包含了一个学者或文人所有的最高品质。但是，我们会经常听到某个欧洲人被称作汉学家。在《中国评论》的广告里有句话：“传教士们勤奋钻研，他们开创了汉学研究的新高度。”随后是经常投稿者的名单，我们有理由相信：“所有提到名字的这些人，他们学识渊博，专业精通。”

要估量那种被称为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学问的高度，我们不必拿德国人费希特在他关于《文人》的演讲里，或美国人爱默生在其《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已故的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是公认的伟大的德国学家；一个读过几个席勒剧本，或在某杂志发表过一些海涅诗歌译作的英国人，尽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里被认作是“德国学”家，但他却绝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称。可现在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只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某些省份的方言录，或百十条中文谚语的汇编，就立刻被冠以汉学家的美称。当然，只取一个名目倒也无妨，凭着条约中的治外法权，一个在华的英国人，只要他乐意，随时都可以洋洋得意地自称为孔子。

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即将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在这一阶段中，研究中国的人们将不再满足于编纂字典或诸如此类搬砖运土的工作，而试图去构筑高楼大厦、翻译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不仅以理性思辨和充分的论据去评判，而且要为中国文学圣殿中那些最受推崇的文学家盖棺定论。下面，我打算做如下几点考察：首先，看看正经历着上述变化的欧洲人中，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真实程度如何；其次，看看他们在中国学方面做了些什么；再次，看看目前中国学的实际状况如何；最后，指出我们所构想的中国学是什么样的。常言道，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比巨人更加伟大。但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那个侏儒，利用他位置的优势，必定会看得更加宽广。因此，让我们站在前辈们的肩上，纵览一下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与先辈们不完全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不希望被看作有任何自傲的情绪，我们宣称的只是自己位置上的优势。

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已经发生了变化，目前看来是这样的，对我们来说，学习一门语言的大部分困难好像已经解决了。“人们曾经普遍相信，”翟里斯博士说，“要学会一种口语——即使是一门单独的汉语方言也是相当困难的，在其他历史小说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情况确实如此，即使书面语言也是这样，一个英国领事馆的学生，在北京待了两年，又在领事馆工作了一两年后，就能够很轻松地看懂一封普通书信了。在华外国人的汉语知识发生了这种程度的变化，我们很赞同；但是，如果说超过了这种程度，我们便会深感怀疑。

在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之后，马礼逊博士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认为是中国学的新起点。这部字典确实算得上早期新教教徒用真诚、热情和责任心铸成的一座丰碑。之后的一批学者以约翰·戴维斯爵士和郭士腊博士为代表。戴维斯爵士对汉语一窍不通，他也诚实地坦白了这一点。他当然会说汉语的官话，可能读官话的小说也不成问题。但是，以他当时的水平，在今天任何一个领事馆谋个差都比登天还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到了今天，大部分英国人关于中国的印象，仍然是从戴维斯爵士的书中获得的。郭士腊博士懂的汉语可能比戴维斯爵士多一些，但是，他自己却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先生把郭士腊博士的老底给翻了个底朝天，让他的自负暴露在了阳光下，其他人还有传教士古伯察和杜赫德。在这之后，让人纳闷的是蒲尔杰先生在他刚刚出版的《中国历史》中居然把这些人列为权威。

法国人雷慕沙是欧洲最早获得汉语教授职称的人。对于他付出的努力，我们不能加以妄议。但是，他曾经写过一本引人瞩目的书：译本《双堂妹》。利·亨特（Leigh Hunt）读过这本书之后，就交给了卡莱尔，然后卡莱尔又传给了约翰·斯特林（John Stirling），他高兴地读完了这本书，并且说这本书的作者一定是个天才，而且“这个人一定是龙的传人”。这本书的中文名是《玉娇梨》，正如它的中文名称，这是让人愉悦的一部作品。但是，就拿来做范例的书而言，它在中下等的作品中也籍籍无名。尽管如此，来源于中国人头脑的思想和想象，得到了卡莱尔和利·亨特这样的人的认可，想想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雷慕沙之后，紧接着便是斯坦尼斯拉斯·儒莲（Stanislas Julien）和波迪埃（Pauthier）。德国诗人海涅说，儒莲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重大发现，那就是波迪埃先生对汉语一无所知，而后者也不甘示弱，他发现儒莲先生对梵语也是一窍不通。但是他们的先驱工作意义重大。他们的一个优势就是十分精通自己的母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作家德里文先生，他对唐诗进行了开创性的翻译，打开了中国文学这个宝库的大门。

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Plath）博士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命名为《满族人》。它继承了德语作品的传统，是一本质量上乘之作。这本书的目的是探究满王朝的起源。但是，这本书后半部分包含了中国问题的信息，是在用欧洲语言写的任何一本书里都找不到的。跟它相比，像卫三畏博士的《中国总论》这样的著作，简直就是童话书。另一位德国的汉学家是斯特劳斯（Herr Von Strauss），他以前是一个小德意志公国的公使，这个国家后来被普鲁士吞并。他在退休后研究汉语，来找些乐趣。他出版了一本《老子》的译作，最近又出版了德语版的《诗经》。广东的花之安（Faber）先生翻译的《老子》中的某些部分是完美的。据说他翻译的诗赋也相当传神。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读过这些书。

从编字典的马礼逊博士开始，到上面所提到的学者，大都被认为是早期的汉学家。第二阶段的标志是两本优秀著作的出现：一本是威妥玛（Thomas Wade）爵士的《自迩集》；另一本是理雅各博士的《中国经典》。

汉语水平超过了官方口语的人可能会对第一本书嗤之以鼻。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所触及的范围之内，就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英文书籍来说，这本书堪称完美。而且，这本书满足了时代的需求。时代要求有这样的作品，瞧！它已经出现了，而且是用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式呈献给大家的。

理雅各博士完成的翻译工作，也是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必须要做的，因为这是响应时代的号召，结果是换来了十几部长篇累牍的厚重书卷。暂且不论译作的质量如何，单这么大的量而言，就令人不寒而栗了，它们的数量甚至让我们闻之色变。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著作的质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巴尔福（Balfour）曾公允地评论说，这些经典的翻译主要依靠译者所使用的术语。我们可以觉察到理雅各博士使用的术语生硬刻板、简单粗糙、不合时宜，有的表达甚至不符合语言习惯。

目前为止，我们是仅就形式而言的。对于内容，我们大可以韬光养晦，让广东的花之安牧师为我们代言。“理雅各博士对《孟子》所作的注释，”他说，“表明了理雅各博士并不理解作者的哲学思想。”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理雅各博士在阅读和翻译这些著作的时候，肯定把孔子的教义及其学派从整体上进行了构思和定型；然而，无论是在他的注释中，还是在论述中，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词或者句子，以便从哲学整体上来考量孔子的教义，这一点倒是很特别。总之，理雅各博士对这些著作所做的价值判断，无论如何不能作为亘古不变的真理广为传播，而中国经典的译者仍将陆续涌现。自从上面两本书出现之后，有关中国的著作便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确有一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我们无法相信它们中间的哪一本已能表明中国学已经到达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首先说一下伟烈亚力（Wylie）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它仅仅是一本目录而已，没有任何文学方面的见解。另一本是已故的梅辉立（Mayers）先生的《汉语指南》。当然，它不是一本完美的著作。然而，它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因为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这本书是最忠实、最认真、最质朴的了。而且，它的权威性仅次于威登爵士的《自迩集》。

另一个汉学家是英国领事馆的翟里斯（Giles）先生。与早期的法国汉学家一样，翟里斯先生的风格清晰、活泼、优美，这一优点令人艳羡。任何事物只要接触他的笔尖，就立刻跃然纸上，变得熠熠生辉。但是也发生过一两个意外，他选翻译对象时不太走运，真是有点屈才了。一个例外就是《聊斋志异》的翻译，它可以被看作英译本的经典之作。尽管《聊斋志异》是一部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但是它仍然不能登上中国文学的巅峰。

接替理雅各博士的是巴尔福先生，他翻译庄子的《南华经》肯定抱着凌云壮志。应该承认，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满怀期待、真心高兴，比听到一个英国人进了翰林院的兴奋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华经》是中国人公认的民族文学瑰宝中最完美的作品之一。自从公元前2世纪该书问世以来，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孔子的著作及其学说；而它对之后历代的诗歌和虚构文学的语言和精神所产生的作用，就如同四书五经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一样独一无二。但是，巴尔福先生的翻译根本就不是翻译；简直就是胡译。我们承认，巴尔福先生肯定在翻译这部作品上耗费了多年的心血，我们斗胆进行如此评判，心情也是非常沉重的。但是我们冒昧地进行了批评，那么就得有充分的证据才行。我们也相信，如果我们提出了庄子哲学的正确释义，巴尔福先生也不可能屈尊来参加讨论。“但是，”——我们借用一下林希冲在新版的《南华经》中文序言里的话——“阅读一本书时，首先要弄明白每个单词的意思；然后，你才能分析句子；其次，才能认识段落的安排；最后，才能抓住整个章节的中心命题。”巴尔福先生的译作上每一页都有很多地方含糊不清，这证明他没有弄懂很多单词的意思，自然就没能正确地分析句子，也忽略了段落的安排。如果以上我们所做的假设能够被证实的话，那么就能清楚地看出巴尔福先生没能把握住整个篇章的意义和命题了——想要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容易，只要看看语法和句法规则就可以了。

在当今所有的汉学家中，我们倾向于把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放在首位。我们并不认为花之安先生的译作比他人的作品更具学术价值或者文学价值，但是我们发现他的每一个句子，都显示了他很好地把握了文学和哲学原则，而这两者在其他学者的作品中并没有被发现。至于我们持有哪些原则，我们必须留在本篇的下一部分再讨论了，我们希望到时能阐述中国学的方法、目的和对象。

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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