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汉学家：揭示中国人的精神

2023-07-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一点上，翟里斯博士和中国文人具有相同的特征。恰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言，正是像翟里斯博士这样的汉学家体现出来的这些特征，使得远东外国人中的汉学家和汉学者的称号成了笑柄，并受人讥讽。在此，我将从翟里斯博士最近出版的书中选择两篇文章，并试图加以说明：如果迄今为止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的国学和文学的著作没有人性的或者实际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也并不是中国国学和文学本身的问题。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第六》

最近，我读了翟里斯博士的《中国纪事》，在读的过程中，我想起了另一位英国驻华领事霍普金斯（Hopkins）先生的一句话：“当旅居中国的外国侨民把一个人作为汉学家来谈论的时候，通常是把他们当傻瓜看待的。”

翟里斯博士被称为一个伟大的汉学家。考虑到他写作的数量，也算不上是浪得虚名。但是，我认为现在是对翟里斯博士著作的质量和真正价值做评判的时候了。

一方面，翟里斯博士具有文学天赋，这一优势超越古往今来其他的汉学家：他写出的英文地道而优美。但是，另一方面，他缺少哲学思维，甚至有时候完全不懂常识。他能够翻译中文的句子，但是他不能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思想。在这一点上，翟里斯博士和中国文人具有相同的特征。孔子说：“文胜质则史（当人类的教育或者知识战胜了他们的天生品质时，他们就成了文人）。”（《论语·雍也篇》）

对中国的文人来说，书籍和文学只不过是写书的材料而已，所以他们不厌其烦地著书立说。他们在书的世界中生活、运动、存在，与真实的人类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在真正的学者看来，对书籍和文学作品的研究只是他们解释、批评和认识人类生活的手段。

马修·阿诺德说过：“正是通过理解所有的文学作品——人类精神的完整历史，或者把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文学的力量才能被感知。”但是在翟里斯博士所有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话能透露出他曾经试图把中国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迹象。

正是由于翟里斯博士身上哲学思维的匮乏，使得他著作的编排毫无章法可言。以他的大字典为例，那根本称不上是一本字典，仅仅是一本汉语词汇和句集，而没有任何的选择、安排、顺序或方法。作为一本供学者使用的字典，翟里斯博士的这本字典的价值绝对比不上卫三畏博士所编的旧字典。

必须承认，翟里斯博士的那本传记词典，是一本劳神费力的鸿篇巨制。但是，翟里斯博士在这里又一次显示出他完全缺乏常识。在这样的一部著作中，人们只能找到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的短评。

这里有一些为国家战斗而受伤的人，

还有一些在世时则是圣洁的祭司，

有的是虔诚的诗人，曾吟唱出不逊于费布斯的诗句，

有的则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让人民的生活多姿多彩，

还有一些人也留下了让人怀念的业绩。[1]

但是，我们发现，在这部词典中，古代的圣贤和英雄，与神话人物并列，陈季同将军、辜鸿铭先生、张之洞总督和刘布船长——他们唯一有区别就是：最后一个人常常用无数的香槟酒来招待他的外国朋友。

最后，这些“记事”（翟里斯博士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我担心，也不会让翟里斯博士因为高超的辨别力和判断力而名声大噪。他写的内容通常没有实际的或者人性的意义。实际上，翟里斯博士不厌其烦地推出这些著作，不是想要告诉世界关于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学，而是为了展示“我翟里斯博士是一个多么有学问的汉学家，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中国”。此外，翟里斯博士总是表现出一种苛刻而好斗的教条主义，既缺乏哲理，又不符合一个学者的标准，令人不愉快。恰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言，正是像翟里斯博士这样的汉学家体现出来的这些特征，使得远东外国人中的汉学家和汉学者的称号成了笑柄，并受人讥讽。

在此，我将从翟里斯博士最近出版的书中选择两篇文章，并试图加以说明：如果迄今为止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的国学和文学的著作没有人性的或者实际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也并不是中国国学和文学本身的问题。

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何为孝”。这篇文章的观点主要取决于两个中国汉字的意思。孔子的一个弟子问孔子：“何为孝？”孔子说：“色难。”

翟里斯博士说：“两千多年过去了，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这两个汉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引用和排除了中外同一领域的学者们的所有解释和翻译之后，翟里斯博士理所当然地发现了它的真正含义。为了展示翟里斯博士那严苛而又业余的教条风格，我在此引用他声称他发现了什么的原话。翟里斯博士说：

在上述绪论之后，要宣布它的意思其实就在表面，也许有些自以为是，不过，你要做的就是，像这首诗所说的那样：

弯腰，它就在你下面，

找它，不用左顾右盼。

当子夏问孔子“何为孝”时，后者简单地答道：“‘色’就是详细说明它，‘难’就是很困难。”这是一个最容易理解而且最恰当的回答。

在此，我不愿意讨论准确的汉语语法，来证明翟里斯博士犯了一个错误。我只是想说，如果翟里斯博士的假设是正确的，即把汉字“色”当成动词，那么在合乎语法的汉语里，这句话不会被读作“色难”，而是用“色之维难”来形容它。如果汉字“色”在这里用作动词，那么这里的非人称代词“之”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但是，除了不符合准确的语法之外，翟里斯博士翻译的孔子的回答，根本不在点上，也没有任何意义。

子夏问：“何为孝？”孔子答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2]？”现在，上文所有的观点就在于此——重要的不是你对父母履行了什么责任，而是在于你如何——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做的。

孔子道德教义的伟大与真正功效，恰恰在于翟里斯博士未能看到的这一点上——在道德义务的履行上，孔子强调的重点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去做。道德与宗教的区别也正在于此，这也是道德行为准则跟伟大宗教领袖生动形象的教导之间的差异。道德导师只会告诉你什么样的行为合乎道德，什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真正的宗教领袖谆谆教导人们的外在行为，而且强调态度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如何去做。

这就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基督在他的教义中使用的方法。当一个可怜的寡妇给了耶稣一点点钱时，基督提醒他的门徒注意，不是她给了什么，而是她以什么方式给。道德家们说：“你不许通奸。”但是基督说：“我对你说，无论谁，当他贪婪地看着一个女人时，他就已经犯了通奸罪。”

同样地，孔子时代的道德家们说，孩子们必须为他们的父母砍柴挑水，把家里最好的食物和酒让给父母——那就是孝。但是孔子说：“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不是对我们的父母做些表面文章，真正的孝在于怎样去做，用什么方式去做，用什么态度去做。我最后想说的是，孔子用这种教导的方式，是看到了道德行为的内在本质，孔子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宗教领袖，而不是一些基督传教士所说的，仅仅是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

为了进一步阐述孔子的方法，我将以现在中国的改革运动为例。那些号称改革者的清朝大员，受到了外国报纸的热烈欢迎，正大张旗鼓地鼓吹改革——他们甚至想去欧洲和美国，试图找到适合中国的改革方案。但不幸的是，拯救中国的不是改革的内容，而是这些改革措施得以实现的方式。不过非常遗憾，这些改革派既没有到欧洲和美国去研究宪法，也没有在国内好好研究孔子。只有这些官员真正领悟了孔子的教义和方法，把重心放在改革的方式，而不是仅改些什么，才不至于在目前的改革中出现混乱、不幸和痛苦。

我将简要地回顾一下翟里斯博士《中国纪事》中的另一篇论文，题目是：《四个阶层》。

日本人末松男爵在一次采访中说，日本人把他们的人民分为四个阶层——士兵、农民、工匠和武士。对此，翟里斯博士说：“将‘士’翻译成‘士兵’，这是不对的，那是后来才有的意思。”他进一步解释说：“‘士’这个词最早指的是文官。”

不过，事实恰恰相反。“士”这个词最早的用法，是指古代中国的君子，就像现在欧洲那些肩负武器——佩剑的贵族阶层一样。因此，军队里的官兵被称为士卒。

古代中国的文官阶层都被称为“史”。当中国的封建制度被废除（公元前2世纪），而打仗不再是君子的唯一职业的时候，文官阶层开始崛起，他们成为立法者，形成了长袍贵族阶层，以区别于佩剑贵族，即“士”。

武昌总督张之洞阁下有一次问我，说外国领事是文职官员，为什么穿礼服的时候要佩剑。我回答说：因为他们是“士”，是手拿武器、在军队中服役的士兵，不是中国古代的那种文官学者。总督阁下表示赞同，并于次日下令武昌的学堂，让所有的学生都换上军用制服。

因此，翟里斯博士提出的汉字“士”到底是指文官还是武将的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将来中国是独立自主，还是受制于人，都依赖于中国能否拥有骁勇善战的精锐部队，而这个问题又取决于中国那些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能否重新认识到“士”字古代的真正含义，它不是指文官学者，而是肩负武器、保家卫国的君子。

[1]原文是：
Hic manus ob patriam pugnando vulnera passi，
Quique sacerdotes casti，dum vita manebat，
Quique pii vates et Phoebo digna locuti，
Inventas aut qui vitam excoluere per artes，
Quique sui memores aliquos fecere merendo.

[2]《论语》Chap.Ⅱ9.——作者原注

杰出汉学家：揭示中国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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