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翟里斯博士和中国文人具有相同的特征。恰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言,正是像翟里斯博士这样的汉学家体现出来的这些特征,使得远东外国人中的汉学家和汉学者的称号成了笑柄,并受人讥讽。在此,我将从翟里斯博士最近出版的书中选择两篇文章,并试图加以说明:如果迄今为止外国学者关于中国的国学和文学的著作没有人性的或者实际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也并不是中国国学和文学本身的问题。......
2023-07-24
腓力斯人不仅忽视他人的所有生活条件,而且他还要求别人步其后尘,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1]
——歌德
斯特德先生曾经问:“玛丽·科雷利[2]名气这么大的秘密是什么呢?”他自己的回答是:“因为有其作者,必有其读者;那些阅读她的小说的约翰·史密斯[3]们,生活在玛丽·科雷利的世界里,认为她就是他们生活、活动和生存的这个世界中的权威。”对于约翰·史密斯们来讲,英国的玛丽·科雷利,就如同在中国的亚瑟·史密斯[4]一样。
那么,真正的文化人和半文盲的区别正在于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想读一些能告诉他真理的书,而半文盲宁愿读那些能满足他的先入之见的书,他的自负使得他认为世界本来如此。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非常想成为比中国人更优秀的大人物,尊敬的亚瑟·史密斯牧师写了一本书,最终证明了他们——约翰·史密斯们——比中国人更高级,而他的《中国人的特征》一书也成了约翰·史密斯的《圣经》。
不过,斯特德先生说:“正是约翰·史密斯以及他的邻居们正在统治着大英帝国。”因此,我近来不厌其烦地阅读那些提供给约翰·史密斯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观念的书。
这个餐桌上的独裁者将智力划分为算术型智力和代数型智力。“所有的经济和实用的智慧,”他评论说,“都是‘2+2=4’这种算数公式的扩展或变化。每一个哲学命题,更具有‘a+b=c’这种表达式的一般特性。”现在,约翰·史密斯整个家族,绝对属于算术型智力。约翰·史密斯的父亲,老约翰·史密斯,化名为约翰·布尔,把自己的命运与“2+2=4”的简单公式联系在了一起。约翰·布尔来到中国销售他的曼彻斯特货物,而为了挣钱,他和中国人约翰[5]相处得很是融洽,因为他们都理解并完全承认“2+2=4”的公式。但是,现在统治英国的小约翰·史密斯来到中国,满脑子都是“a+b=c”,然而,他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而且他不再满足于出售曼彻斯特货物,还想教化中国人,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要“传播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结果是约翰·史密斯与中国人约翰关系糟糕至极,而且,更糟糕的是,在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观念的开化影响下,中国人约翰不再是良好的、诚实的、忠实的顾客,他不顾自己的生意,到“张园”去庆祝立宪,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改良者。
近来,我从普特南·威尔的《重塑远东》和其他书籍中得到启发,尝试着去编译一本关于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问答集,供中国学生使用。结果,到目前为止,只有以下这些东西:
1.——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使大英帝国更加荣耀。
2.——你信仰神吗?
是的,当我去教堂的时候。
3.——当你不在教堂的时候,你信仰什么?
我信仰利益——信仰有价值的东西。
4.——信念的理由是什么?
相信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力量。
5.——工作的理由是什么?
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6.——天堂是什么?
天堂意味着能住在百乐门[6]大街,并拥有四轮的折篷马车。
7.——地狱是什么?
地狱意味着失败。
8.——人类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9.——亵渎是什么?
否认罗伯特·赫德先生是伟大的天才。
10.——什么最邪恶?
妨碍英国的贸易。
11.——神创造了四万万中国人,是出于什么目的?
为了让英国人发展贸易。
12.——当你祈祷时,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感谢你,上帝啊,我们与邪恶的俄国佬和残忍的德国佬不一样,他们想瓜分中国。
13.——在中国,谁是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伟大的传道者?
马礼逊(Morrison)博士,《泰晤士报》驻北京的通讯记者。
如果上文是对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真实陈述,或许有诽谤的嫌疑,但是,凡是有耐心阅读普特南·威尔著作的人,都不会否认上述的说法,包括读过他的书的约翰·史密斯们。
令人奇怪的是,这种约翰·史密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教化确实影响了中国。在这种影响下,中国人约翰现在也想使中华帝国更荣耀。精通八股文的中国老朽们倒也成不了气候。但是外国人将会发现,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因为那些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叫着喊着立宪的中国新式文人,可能会成为一种难以忍受的、危险的麻烦。
最后,恐怕老约翰·布尔发现他的货物贸易毁于一旦,而且他还会不得不花费金钱,派遣一个戈登将军或者基齐勒勋爵去射杀已被这种观念搞得精神错乱的可怜老友——中国人约翰了。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我想在此通俗易懂地说明这就是有理智的英国人所做的事。对我来说,那些来到中国的英国人,脑子里装满了别人放的臭屁,如果他们会跟中国人打交道、友好相处的话,那倒奇怪了。例如,我们拿亚历克西斯·克劳斯的一大卷题为《远东:它的历史和问题》的书举个例子。
“对于东方精神内在品质的正确评价,这个关键问题,影响着西方国家在远东的影响力。东方人看问题的观点、思维过程和推理方式都不同于西方人。亚洲人身上的知觉也与我们不一样。”
在读完最后一句话后,在中国的英国人,如果他听从了语无伦次的克劳斯先生的建议,那么当他需要一张白纸时,他就会对他的儿子说:“儿子,给我拿一张黑纸来。”我认为,为了那些在中国的实践者的名誉,当跟中国人打交道时,能把这些屁话抛在一边。我相信,那些与中国人相处融洽的外国人和在中国最成功的人,是坚持“2+2=4”而抛弃“a+b=c”(即所谓的东方内在性质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理论的人。确实,当人们怀想起往昔的岁月,在尊敬的亚瑟·史密斯牧师写出他的《中国人的特征》之前,大英国公司的老板或者大班[7],比如查顿、马地臣,他们与中国的买办[8]一直是互相依赖;当人们想起这一点时,就很可能会问:聪明的约翰·史密斯宣扬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对中国人或者外国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吉卜林的著名格言是“东就是东,西就是西”,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当然有!当你处理“2+2=4”的时候,差异很小或者没有。只有当你处理像“a+b=c”这样的问题时,东西方之间才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要解决东西方之间“a+b=c”的方程问题,一个人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的真正才能。当今世界的不幸在于,远东问题的“a+b=c”的解决方案,掌握在约翰·史密斯手中,他不仅统治着大英帝国,而且与日本勾结——他甚至连代数问题的基本要素都搞不清楚。东西方之间的方程问题很复杂,也很棘手。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因素,孔子和康有为先生的东方观念,也有端方总督的东方理念,而且囊括了莎士比亚、歌德的西方观念,还包括约翰·史密斯的西方看法,它们都各不相同。实际上,当你正确地解决了这个方程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孔子的东方与莎士比亚、歌德的西方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而学者理雅各博士的西方与亚瑟·史密斯牧师的西方之间却存在巨大的差别。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尊敬的亚瑟·史密斯牧师在谈论中国的历史时说:
“中国的历史是极其古老的,它就像回到了历史的起点,它又像漫无边际的一片水域,水流缓慢、包罗万象,不仅包含了过去的植被,还保留了木头、干草和断茬儿。只有历史悠久的民族才能读懂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才能把它全部装在自己宽大的肚子里。”
现在,让我们听听理雅各博士对同样的主题的论述。理雅各博士在谈到中国23个标准的朝代历史时说:
“没有其他民族有这样彻底的融会贯通的历史;并且大体上是可信的。”
说到另一本伟大的中国文集时,理雅各博士说道:“跟我曾料想的一样,这本著作没有被皇家权威部门出版,而是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监督和资助下(也有其他官员的帮助),在乾隆最后统治的第九年即1820年出版了。一部如此大型的著作的出版,显示了中国高官中的公益精神,这会让外国人刮目相看。”
以上就是我的意思。我认为,不仅东西方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理雅各博士和亚瑟·史密斯牧师眼中的西方也迥然不同。
[1]“Der philister negiert nicht nur andere Zustande als der seininge ist,er will auch dass alle ubrigen Menschen auf seine Weise existieren sollen.”——GETHE.
[2]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1855—1924),英国女作家,写过28部浪漫主义长篇小说,情节感人,极其受读者欢迎。
[3]约翰·史密斯,那些自认为比中国人优越、想以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开化中国人的英国人。
[4]亚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美国传教士、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
[5]中国人约翰:这里特指热衷于与西方人打交道,接受西方“开化”的那些中国人。
[6]上海最时髦的地区。——作者原注
[7]大班,即旧中国的洋行老板。
[8]被在中国的外国公司雇用,而成为外国公司和中国商人之间的代理人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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