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地区石窟摩崖造像风格特点分析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这是济南地区石窟造像的初始阶段。这段时期石窟造像极少，目前只有莲花洞一处的一铺五尊像，据《五峰山志》记载为北齐乾明元年造。只是体态较北朝造像略胖，颈部也较短，且有较深的褶线，有着明显的世俗化特点。

1.北朝石窟、摩崖造像的风格特点

根据济南地区北朝石窟、摩崖造像的分期，我们大体可将此期石窟、摩崖造像的风格归纳为三个发展演变的阶段。

第一阶段，约在孝明帝正光四年至东魏初年（523—534）前后。这是济南地区石窟造像的初始阶段。尽管是初始阶段，造像水平却并无幼稚之感。佛像皆着双领下垂袈裟，右肩下一角绕左肘，僧祇支上系带垂袈裟外，胸下刻同心圆弧纹，下裾长垂并作八字形外分。立佛上身后仰，下裾贴近壁面。菩萨一般内着两面坡式平领内衣，外着长袖衫，长裙拖地，帔帛在肩下高高翘起，巾带在膝前交叉上卷。无论是佛还是菩萨，身体外形大率都呈上窄下宽的喇叭形，肩部瘦削，身体扁平，身态修长，明显可见“削为容仪”的作风，是南朝“秀骨清相”风格在北朝的再现。在雕刻技法上，往往多以直刀和斜刀，结合适当的圆刀，刻出两面坡形袈裟衣纹，显得很厚重。以浅平阶梯式刻法刻佛菩萨裙裾，刀法雄健利落，雕刻风貌上具有朴素、厚重之感。但佛菩萨的动态、外形以及多用直刀和斜刀的刻法，仍然不免令形象显得有些呆板、缺乏生命力。

第二阶段约当孝静帝天平初年前后至武定年间（534—550）。这一阶段的造像，总体上仍沿着前一阶段的风格发展，如佛像的外形仍然比较概括，前身仍趋于扁平，肩部大体上仍然是比较瘦削，衣饰特点也与前阶段比较接近。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体态较以前宽厚，衣纹有所减少，雕刻变浅，下裾底边逐步转向平齐，垂纹圆润而有起伏。佛面形渐趋方长而又有圆秀意，菩萨流行尖桃形项饰，露膊，身态较以前丰满圆润，克服了瘦长而又呆板的感觉。总之，这一阶段的造像，在以前的基础之上又给人以更接近现世人的感觉。

第三阶段为北齐至北周（551—580）时期。这段时期石窟造像极少，目前只有莲花洞一处的一铺五尊像，据《五峰山志》记载为北齐乾明元年造。仅从这铺造像上看，佛像面轮丰圆，表情和蔼慈祥，颈部较东魏时期为长，身体更有厚度，袈裟更轻薄贴体，衣纹稀少，并且一变东魏时期多用的直平阶梯式，而采用凸起线刻法，下裾短齐，双膝部位出三角开褶襞；菩萨帔帛绕肩背，或在胸前穿环交叉，裙腰出褶，出现了长裙贴腿盖脚、身体略带倚斜的菩萨样式。罗汉袈裟基本上下等宽，上刻密褶，若出水之状。与前一时期相比，突出的转变是肌肤更加圆润。此外，佛座之下刻人面的做法，令人联想起在南响堂山第七窟南壁龛佛座下出现的地神^[78]，年老的弟子像胸前的圆弧纹与左肘之上重叠的衣角，也与南响堂第一窟中心柱正壁龛弟子像类似。但不论怎样说，主尊头梳螺髻、左肩下吊袈裟一角、悬裳饰同心圆弧纹和双膝之下出三角形褶襞的特点，都可见有与四门塔内造像^[79]类似的痕迹（图43）。

图43　神通寺四门塔造像（郑岩绘）

2.隋代石窟、摩崖造像的风格特点

第一阶段：开皇初年（581—588），佛像绝大多数都是着U字形领的通肩袈裟，前胸和两臂沿领口刻U字形浅平阶梯式衣纹，衣饰更薄，衣纹更浅，且排列有秩序，呈现出一种曲线的韵律美。这一阶段，佛像头顶作高高的肉髻，面部大体上偏于上宽下窄的方圆形，眉眼细长，直鼻、薄唇、方颐，表情端严而慈祥，颈细长，身体略微前倾，梯形悬裳之上刻以垂幔状纹饰，仍然带有一点北朝的流风余韵。然而肩部已经开始圆阔，胸部较北齐时期挺阔，腹部有所前凸。但两臂较粗，显得有些僵硬。菩萨流行忍冬纹花蔓冠。长颈细腰，鼓腹挺胸，裙裾略呈喇叭形外张。有的帔帛自然垂于身体两侧，有的在腰间穿环交叉，基本上保持着以往的两边均齐对称的特点。整个身体部位比以前明显有了起伏，且比例匀称合度。

第二阶段：开皇中朝（约588—约593），佛像基本上沿续前一阶段的样式，但面轮更趋于方圆，头部偏大，衣纹更趋于简练，胸肩部更趋于圆胀、饱满，形体偏于矮壮，有向初唐风格过渡之意。但形体的过分夸张，有概念化的倾向。菩萨一方面装饰加多，表现在宝缯垂带长垂胸前，颈下饰多重璎珞项饰，且其上还缀有花饼和坠珠等，裙带、绅带繁复层叠，有浓郁的装饰趣味，给人以华丽、优美之感；另一方面，底边略呈喇叭形的大裙向直筒形演化。

第三阶段：开皇中晚期以后，佛头顶多作低平大肉髻，衣饰较以往趋于写实，两臂弯曲较自然，腕部衣褶增多，从而克服了以前两臂处理上的僵硬感。另外还出现了云头形悬裳和圆弧形悬裳，以及左肩下吊袈裟一角等唐初流行的佛装样式，完全摆脱了北朝遗留风习。菩萨出现了花瓣纹宝冠，面部鼻子以上和鼻子以下明显表示出为两个不同的体面，两腮向外突起，身体各部分丰满而不臃肿，比例适度合宜，具有较真实的生命感。这一期菩萨在衣饰特点上不甚注重装饰，但衣纹处理比较流畅自然。帔帛的搭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在胸前绕成两道横向弧形，然后绕于肘外下垂，开启了唐代菩萨衣装样式的新风尚。

3.唐代石窟、摩崖造像的风格特点

第一阶段：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仅从有武德纪年题记的造像残迹及其附近居于同一（或略微偏早的）层位且形态类似的个别龛例来看，风格与隋代不同，尤其是佛像身体略前倾，衣褶较密而又显得厚重，肩部也不似隋代佛像那样圆阔，相反倒具有一点北朝晚期造像的意味。只是体态较北朝造像略胖，颈部也较短，且有较深的褶线，有着明显的世俗化特点。佛像着双领下垂袈裟，衣纹的布置与五峰山莲花洞本尊多有类似，只是刻法上改阳线为阴线或结合浅平阶梯式刻法。菩萨似戴有扇面冠，颈下刻绳纹项圈多重，并有尖状物^[80]垂出。帔帛交叉处饰以花饼，裙腰部位作较厚的裙褶，下裙贴腿盖脚，身躯略有倚斜，璎珞挂腰间，臂佩钏，腕戴环，这些特点大都与莲花洞的菩萨相同。不同的是，此期菩萨腿部曲线更突出，身态略矮，肌肤更加饱满。与隋代造像相比，此期造像明显显得圆秀而又朴素。

另外，据唐大中八年题记记为唐初的证明龛造像，主尊虽然不具备肩胸圆阔的特征，但从僵直的躯干、长长的颈部以及双领下垂袈裟之上仍试图用浅平阶梯式刻法刻U字形纹的做法，还是能够见出隋代佛像的影子。至于两旁的菩萨，身态明显呈圆筒形，帔帛与璎珞的两边对称，宝缯之下长带垂及胸前，以及绅带之上作蝴蝶结等，均为沿袭隋代菩萨的装束样式，只是面轮丰满、颈部较短和体态肥胖等特点，使人一望而知为唐代造像。两尊弟子像与以往相比，体态也明显变胖，年老的弟子，胸前也不再刻出嶙嶙瘦骨，衣饰已有上宽下窄之意。

第二阶段：太宗贞观年间（627—649），佛像顶作磨光大肉髻，面部接近方形，五官除鼻头偏宽，眼和嘴均较小，两腮也开始凸出，面部表情肃穆平静，颈部变短。双领下垂袈裟之上，刻倒八字形弧线纹，线纹部分凸起，而线纹之间则作漫弧形下陷，这种刻法，似应为受青州云门山隋代造像的技法影响。而坐佛双膝部位的衣褶与两腿之间的同心圆弧纹饰，则似乎是承接武德年间造像的衣褶样式而来。基本造型特征上，与隋代中晚期像没有多大差别。故此期仍应视为向典型的唐初风格过渡的阶段。

第三阶段：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650—？），是唐代早期风格形成与成熟的阶段。与以往相比，这一阶段的佛像大多头梳螺髻，长方脸形，五官偏大，面部表情和悦而平静，颈部肥硕挺壮，肩部较前期为方，并且肩部与胸部的衔接部位表现得更加合乎人体的结构，摆脱了隋代造像对肩胸部位处理的笼统与概念化。胸部与腹部关系的处理，也大体都能恰到好处。佛像衣纹皆作等距平行垂纹，刻法与前一阶段一致。两膝之上刻三角形衣角的作法，可见为上接莲花洞样式的余绪。此外，佛座之下多作多层重叠的云头纹或弧形纹悬裳，显得极为富丽、风致。此阶段与前一阶段菩萨都很少，风格与第一阶段相同。总观这期造像，一方面继承了隋代造像的体量感，整体造型上以较方直的外形和宽阔的体魄，强调了佛像雍容的气度；另一方面，佛像面部肃穆而又和悦的表情、丰满而又真实生动的肌肤感以及华丽的衣裙装饰，又给人一种亲切、祥和的气象。颇为形象地反映出大唐盛世的时代风貌。

第四阶段：到武周以前的永淳和文明年间（？—684），初唐风格已经呈现出衰退的趋势，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阶段的佛像，面形趋于圆胖，体态转为圆秀而不再有以前的那种块量感。衣纹改变了上一期那种稠密的垂线式，有简化和写实的意向。并且出现了两手之上盖一莲瓣状衣角的坐像样式。

第五阶段：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前后，经过了武周时期造像活动的一度中断，一种新的风格开始出现。表现在佛像方面为五官较小，面形或方圆或椭圆，两腮圆胀几不见下巴，肩部较前一阶段更加瘦削而圆转，衣纹简练、自然。跏趺坐佛双手之上普遍刻有莲瓣状、瓜叶状或折巾状饰物，悬裳作三连弧形附于台座上，其上刻饰同心圆弧纹，善跏趺坐佛和半跏趺坐佛衣饰紧贴双腿，腿上刻较稠密的垂弧纹，悬裳之上亦刻有较密的垂褶。菩萨面轮及身态皆圆胖，颈部极短，上身大抵着衫或仅以帔帛严身，帔帛在腰部以下作两道横向垂弧，罗裙盖脚但并不紧贴双腿，裙腰之下系垂带，其上穿环并作花结等装饰，头部偏大，身体因圆胖而显得短小，尽管上下基本等粗，但微微倚斜的姿态和圆转流利的衣纹处理，使形体显得圆秀而不呆板；此外还出现了大腹便便的乘狮文殊和乘象普贤形象。弟子像衣饰上宽下窄的特点比以前更加突出，并且密刻八字形垂纹，可视为“曹家样”遗风的再度流行。

“安史之乱”以后，石窟造像出现得很少，雕刻比较粗略，其风格纤弱不足称述。至此为济南地区唐代石窟造像的尾声。

济南地区石窟摩崖造像风格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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