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地区石窟与摩崖造像的题材及性质分析

济南地区北朝石窟像，据崖面遗存和以往的著录，共有题记10条。其他造像大多因没有题记而无法确知其具体造像题材。现有的10条题记中，有2条造像内容不明确，下余的8条题材分为两种：（1）弥勒像（7条，占87.5%），（2）释迦像（1条，占12.5%）。

其中造弥勒像的题记分别为：

帝主元氏法义卅五人造像记　孝昌二年（526）九月；

王僧欢造像记　建义元年（528）五月；

乞伏锐造像记　元象二年（539）三月；

姚敬遵造像记　元象二年（539）三月；

清信女赵胜、习仵二人造像记　兴和二年（540）九月（以上俱在黄石崖）；

九州岛岛刺史汝阳王□叔等造像记　天平四年（537）（位于龙洞）；

钟崔等五十四人造像记　北齐乾明元年（560）（位于莲花洞）。

造释迦像的题记为：

乔伏香造像记　无年月。

另外，在无题记的造像中，发现有2处多佛并列的浮雕，似乎应属于千佛题材的；还发现有2龛单体菩萨，说明观世音崇拜在当时已经开始出现。^[58]

济南地区隋代石窟造像记，据崖面现存和以往的著录，共有题记14条，其中提到佛菩萨名号者有13条。可分为：（1）释迦（5条，约占38.5%），（2）弥勒（3条，约占23%），（3）观世音（2条，约占15.4%），（4）阿弥陀（2条，约占15.4%），（5）七佛（1条，约占7.7%）。

其中，造释迦像的题记有：

比丘尼静元、洛法洛等造像记　开皇七年（587）；

殷洪篡造像记　开皇七年（587）五月；

傅朗振造像记　开皇八年（588）七月；

张峻母桓造像记　开皇廿年（600）十月；

颜海妻造像记　无年月。

造弥勒像的题记有：

比丘尼静元、洛法洛等造像记　开皇七年（587）；

李惠猛妻杨静太造像记　开皇四年（584）八月；

夏树造像记　开皇五年（585）七月。

造观音像的题记有：

杨静太造像记　无年月；

罗沙弥造像记　开皇八年（588）七月。

造阿弥陀像的题记有：

王景遵造像记　开皇八年（588）；

罗宝奴造像记　开皇十三年（593）。

造七佛的题记有：

刘洛造像记　开皇四年（584）。

（以上题记除比丘尼静元、洛法洛造像记在东佛峪以外，其余均在玉函山。）

此外，在东佛峪造像中，有一龛二佛并坐说法像，题材显为释迦与多宝，年代约在隋代晚期至唐初；在玉函山一处，还有大量并排而坐的菩萨，其数量约占该处造像总数的27%。

在济南地区唐代的全部石窟像题记中，只有7条记有造像内容，其中只涉及2种题材：（1）阿弥陀（5条，占70%以上），（2）弥勒（2条，占不到30%）。

其中造阿弥陀的题记有：

赵王福造像记　显庆三年（658）；

陵感造像记　显庆三年（658）；

乾封县人张大娘造像记　天宝六载（747）；

李舍那造像记　天宝十一载（752）；

遇缘造像记　乾元二年（759）。

造弥勒像的题记有：

证明龛造像记　唐初（据唐大中八年［854］重修题记）；

刘长清等造像记　开成二年（837）。

（以上题记中，赵王福和陵感题记在千佛崖，张大娘和李舍那题记在灵鹫山，遇缘和刘长清题记在东佛峪。）

此外，在千佛崖造像中有一尊单独作为供养对象的菩萨，应为观音；同时还出现了一尊手捏圆丸的佛，应为药师。在灵鹫山造像中，还出现了文殊、普贤像和地藏像。

从上述材料来看，济南地区石窟造像前后大约出现过9种题材。分别为：（1）释迦，（2）弥勒，（3）观音，（4）阿弥陀，（5）七佛，（6）释迦、多宝，（7）药师，（8）文殊、普贤，（9）地藏。

根据现存的题记资料，济南地区北朝石窟造像主要流行弥勒题材，相比之下，龙门北朝造像虽然弥勒数量也较大，但各期造像总体上仍是以常见的释迦像占主导地位。并且，龙门北朝弥勒基本上全作菩萨形，而济南地区北朝石窟中的弥勒则都是以佛的形象出现的。

弥勒本为兜率天菩萨，释迦涅槃之后，他开始降世作佛。故济南石窟的佛装弥勒，表现的即是成佛以后的弥勒。由于释迦佛将要涅槃，在弥勒到来之前，天下要出现大乱，怀有佛教信仰的人们于是寄心于将要接替释迦佛的弥勒，企求天下平安，或者上升兜率天弥勒净土。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说：

未来世中诸众生等，闻是菩萨大悲名称，造立形象，香花衣服，缯盖幢幡，礼拜系念，此人命欲终时，弥勒菩萨放眉间白毫大人相光，与诸天子雨曼陀罗花，来迎此人，此人须臾即得往生。^[59]

《法灭尽经》中说：

弥勒当下世间作佛，天下太平，毒气消除，雨润和适，五谷滋茂，树木长大，人长八丈，皆寿八万四千岁，众生得度不可称计。^[60]

由此可见，信仰弥勒有两大好处：一是来世可以往生弥勒净土，二是当世可得天下太平，人寿谷丰。

在济南北朝晚期的石窟像题记中，明显可见造像者的三种不同身份：有皇帝贵族（如帝主元氏）和地方长官（如齐州长史乞伏锐及魏郡丞姚敬遵），有寺院主都维那和僧尼（如都维那比丘静志、王僧欢等），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信众。对于贵族官僚来说，造弥勒作功德多是为了往生净土；对于僧徒来说，多是出于决疑入定的需要；^[61]而对于一般信众，则主要是企求天下太平，摆脱乱世的苦难。济南地区弥勒多施无畏与愿印和禅定印的特点，大体上反映了世欲要求和宗教禅行要求的两种性质。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山东与其他地区一样饱经战火之灾难。经过了北魏中期的暂时稳定，北朝晚期，南北王朝围绕着山东一带的争夺复又开始，加之灾荒不断，百姓连年饥馑，痛苦不堪。这是当时济南石窟造像如此流行弥勒题材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

隋代造像中，以弥勒净土为题材的弥勒像仍然占较大的比重，表现出对前代题材的延续，但出现更多的则是释迦佛，这与隋代的全国大统一和人民的生活相对稳定、好转是不无关系的。天下太平了，生活安定了，弥勒的作用因而也就相对不那么突出了。在传统的释迦题材之外，反映西方净土的阿弥陀像和西方三圣像开始出现，并且也占有相当的比重。阿弥陀亦称无量寿，阿弥陀净土指的即是西方极乐世界，是佛教世界中的最净洁的天国，阎文儒先生在《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中转引有关佛教文献曰：

阿弥陀佛光明，名闻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无央数诸佛国，诸天人民，莫不闻知，闻知者莫不度脱也。^[62]

欲寿一劫、十劫、百劫、千劫、万亿劫，自恣意欲住止寿无央数劫，不可复计数劫，恣汝随意，皆可得之。^[63]

诸有盲者即皆得视，诸有聋者即皆得听，诸有喑者即皆能语，诸有偻者即皆得伸，诸有跛癖蹇者即皆走行……钟磬、琴瑟、箜篌、乐器诸伎，不鼓皆自作五音声。妇女珠环，皆自作声……^[64]

可见阿弥陀净土是相当迷惑人的。

随着阿弥陀净土信仰的流行，石窟造像中不仅将阿弥陀的两个等觉菩萨——观世音和大势至与阿弥陀一并创造出来加以礼拜，而且造观世音像单独供养也成了一时之风气。济南隋窟观世音像，继北朝晚期之后，数量激剧增加。以往我们一般认为观世音题材主要出现在盛唐时期，^[65]而玉函山一处的观音像数目，竟达该处全数造像的27%左右。《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称：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66]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

其后还说若遇水火、罗刹、刀杖、枷锁、怨贼等难，只要一称念是菩萨名号，即得解脱。甚至“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可以说，佛教中虚构的各种境界，离人的世俗要求越来越近。观济南隋代造像题记，造像者大多是普通信众，造像目的也多是上为皇帝下为师僧父母、现存眷属等求福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净土崇拜者，以礼佛建功德为主。凡北朝造像之所表现，或礼弥勒，或礼弥陀，以至崇拜接引诸佛如观世音等。造像建塔，为父母等发愿往生乐土。此世俗一般人之所行，其性质与西洋所谓宗教信仰相同。”^[67]

七佛与释迦、多宝并坐说法，均是石窟造像的早期题材。七佛即是佛教中所说的于过去庄严劫和现在贤劫中先后成佛的七佛。从玉函山遗迹的刘洛造像记来看，造像者在历述了各佛名号后（即于七佛中的最后一佛释迦佛之后）又加了一个弥勒佛。并且铭文中还提到“造七为本生父母己身妻子眷属愿迟弥勒”。可见，崇拜的实际上是弥勒，而造七佛实则是希望佛法延绵不断而已。释迦、多宝并坐说法，是根据《法华经》来创作的，两佛在职能上，一个是宣扬法华的，另一个则是护持法华的。^[68]东佛峪释迦、多宝一龛的出现，估计与当时的寺院或佛教社会有关。

济南地区的唐代石窟造像，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西方净土中的阿弥陀题材的，隋代流行的观音像却出现很少。根据现有题记统计，表现阿弥陀的竟多达70%左右。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净土思想在当时社会中影响之大。

关于净土题材，这里要特别提到千佛崖的两龛二佛并坐像（15号龛和50号龛）。以往石窟中出现二佛并坐通常是表现法华经的释迦、多宝。千佛崖50号龛（显庆三年）的龛形设计和两尊像的风格样式，明显为一体工程，而造像者行青州刺史赵王福的题记中却明确记为造阿弥陀一尊。可以首先肯定，这里的二佛并坐与法华经之释迦、多宝无关。关键是另外一尊的内容问题。关野贞、常盘大定认为大概是释迦，但根据没有提。而宿白先生在参观了该处造像之后，认为这两尊造像应是分别表现了两种净土，即阿弥陀净土和弥勒净土，其根据一是赵王福造两尊像的目的正如题记所言，是为其父唐太宗求冥福的，二是两种净土在初唐时相互竞争，因而造像求福的人就干脆把两种净土都雕刻出来，以求得双份的利益。它反映了世俗需要与僧人那种信仰专一在性质上的逐步分化。^[69]对于另外一龛，即由当时神通寺的住寺僧人明德所造的贞观十八年二佛并坐龛，宿白先生没有具体谈。关野、常盘根据赵王福造像和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当时神通寺的亲教二师俱有西方信仰，从而推断明德所造的两尊中，应该也有一尊阿弥陀。这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明德所造的另外一尊还是个问题。从明德题记“大唐贞观十八年僧明德知风烛难□［存］”字样来看，显然是感到有生之日不多了，因而期望往生西方净土。然而作为僧人，要进入净土、要得道成佛，唯一的途径是通过修持、禅行，即观佛入定，而一个急于要入定见佛的僧人，则不免需要弥勒为之引导、决疑。所以，明德所造的这两尊，应该也是阿弥陀和弥勒，这看起来似乎与僧人的信仰专一不合，但这里的弥勒，实有可能只是为入定的需要而造。从僧明德的另外一龛造像来看，显庆三年他人尚健在，故，赵王福所造的二佛并坐像，极有可能受到他的影响。然而无论如何，两者在性质上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在千佛崖还可见到一尊手捏圆丸的造像，这尊造像大抵是根据《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创作的，表现的是东方净土中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据说东方净土与西方净土的条件也相同，“这好比掮客招揽生意，你要西就有西，你要东就有东，反正把买卖拉到手就算成功”^[70]。由此可见，在多种净土纷呈于世的情势之下，人们只能各种都信了。这一点也可资证明上面两龛系取多种净土题材。至于阪井卓因二佛并坐多见于隋代以前，而认为唐代出现二佛并坐反映了山东地域保守的一面，则似乎离问题较远。

在净土题材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中期造于灵鹫山的几处似乎应与密宗和三阶教有关的造像。

在灵鹫山A处5号龛中，造了一尊身着菩萨装、乘于狮子之上的形象（见图7）；而在灵鹫山B处3号龛中，又见到两尊菩萨，左者乘狮，右者乘象，两尊之间不见佛像。乘狮菩萨无疑是文殊，乘象菩萨也无疑是普贤。文殊、普贤作为释迦牟尼佛的两个胁侍菩萨与释迦佛一同出现，这在以往是常见的题材，然而却很难找到乘狮乘象的例子。据阎文儒先生在《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中说，唐初时起，开始有了乘狮、乘象二菩萨，但只是作为佛的夹侍。关于乘狮与乘象的夹侍，应出自密宗经典，唐阿地瞿多所译《陀罗尼集经》卷一《金轮佛顶像法》曰：

欲画其像，取净白叠若净绢布，阔狭任意，不得截割，于其叠上画世尊像，……其下左边，画作文殊师利菩萨，身皆白色顶背有光，七宝璎珞宝冠天衣，种种庄严乘于狮子；右边画作普贤菩萨，庄严如前，乘于白象。^[71]

另，《大圣妙吉祥菩萨秘密八字陀罗尼修行曼荼罗次第仪轨法》中也有一段说法：

次说第二院安布八文殊……如是八方妙吉祥童真菩萨，皆面向中尊，如奉教势，皆坐莲华上一一各乘狮子。^[72]

据此，灵鹫山这两龛大约造于天宝年间前后的乘狮文殊和乘象普贤，应该是盛唐前后密宗经典流行的反映。

在灵鹫山A处10号龛和12号龛中，出现了手执锡杖的中尊形象。其中10号龛的一尊，装束类似于菩萨，颈下刻尖桃状项圈，顶有肉髻，发披于肩；12号龛中间为两尊并立，衣着似有外族特点。在莫高窟122号和175号窟壁画中，都有作于盛唐时期的地藏菩萨像，俱为手持锡杖的沙门型菩萨，估计灵鹫山的这两龛也应该是地藏。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试探》一文中说，兴起于北周武帝灭佛之后的三阶教在龙门也有地藏菩萨造像。由于“三阶教反对净土宗提倡的念佛三昧，主张不念阿弥陀佛，只念地藏菩萨”^[73]，因而在佛教世界中被视为异端邪说，遭到了隋文帝、武则天、唐玄宗的下令取缔。阎文儒先生《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中还说初唐高宗麟德、总章、乾封等年代都有造地藏像的题记，^[74]说明地藏题材的造像尽管发现不多，但唐代中期以前还是颇有一些先例的。关于地藏崇拜的原因，《佛说地藏菩萨陀罗尼经》中有一段记述：

尔时世尊告净有帝释言……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无量阿僧祇劫，为五浊恶世成就众生故而来至此……是地藏菩萨作沙门像，现神通力之所变化……有称地藏菩萨名者，悉能令彼饮食充足灭诸苦恼……此地藏菩萨于一切众生能大饶益为如意宝故……令满一切众生心愿。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应当供养地藏菩萨。^[75]

三阶教特尚普行舍财，立无尽藏，虽屡遭取缔而不止。“但在会昌法难以后，三阶教罕闻于世，后竟其名亦泯没不彰。”^[76]

唐朝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十《古德不为》中有这样的记载：“二德（指义净在神通寺时的善遇法师和慧习禅师）以为山居独善，寡利生之路，乃共诣平林，俯枕清涧，于土窟寺式修净居，即齐州城西四十里许。营无尽藏食，供养无碍。所受檀施，咸随喜舍。”^[77]可见三阶教所创的无尽藏，在唐初已经影响到齐州（今济南）的非三阶教信徒。而灵鹫山出现的几尊地藏，充分证明了三阶教在唐中期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