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研究：各项进展的综合结论分析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以上我们对济南地区北朝晚期至唐代石窟、摩崖造像的龛形以及各类造像的发展和演变作了分析。这种作法，自然会存在一定的局限和误差，但总的演变趋势则是可以确定的。为了明晰起见，现将上述考察项目以时间先后为序，综合成一份有关各项变化的年表。约在北齐至北周这段时期，出现左肩下吊下裙一角、双膝下各出一尖三角形的坐佛样式和身态略有欹斜、颈佩璎珞和绳状项饰、裙腰出褶、下裙贴腿盖脚的菩萨样式。

以上我们对济南地区北朝晚期至唐代石窟、摩崖造像的龛形以及各类造像的发展和演变作了分析。分析的依据，一方面主要是依靠有确切纪年的造像进行类型上的排列，另一方面对一些没有纪年但风格和时代特征较为明显的造像，尽量地以有纪年的造像为参照系，进行风格与特征上的归类。这种作法，自然会存在一定的局限和误差，但总的演变趋势则是可以确定的。为了明晰起见，现将上述考察项目以时间先后为序，综合成一份有关各项变化的年表。

图42　灵岩寺方山证明龛左胁侍弟子像（唐初）

从济南现存的石窟遗迹看，北朝晚期至唐代的造像活动明显出现过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北魏与东魏之交的前后将近二十年之间，其时正是北朝造像风气高涨的时期。此后，济南地区连续经历了东魏、北齐、北周几个短命王朝的动荡，石窟造像一度呈现渐减的趋势。及至隋文帝开国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大兴佛寺，济南附近开窟造像又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现存有隋代造像的遗址有四处以上。唐代初期继之又开凿了千佛崖、证明龛等窟，造像数量达二百余躯，前后经营了约六十多年的时间，俟后又于唐代中期开发了灵鹫山一处，但规模上却不及唐初。“安史之乱”之后，济南为平卢军割据政权控制长达一百六十年左右，名义上为唐朝州县，实际上处于与大多数地区分离隔绝的状态，文化和经济均因封闭而落后。尽管平卢军中胡人居多，统治者又尤崇释教，不断与功创寺，但开窟造像风气却大为式微，不到晚唐，石窟开凿活动就已经基本消停。

下面根据表中所显示的，结合各处造像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详细的归纳总结。

济南地区北朝晚期的石窟、摩崖造像，明显地承袭了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北朝造像的风格。佛像皆着双领下垂袈裟，褒衣博带，秀骨清像。龛形皆极简单，多为舟形和圆拱形。造像组合上流行一铺三尊，此外单体的菩萨开始出现。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大约在孝明帝正光四年至东魏前（523—533），坐佛多施禅定印（同时非禅定印坐佛出现［F跏4Ⅰ式］），肩部较瘦削，两肩刻两面坡形衣纹，显得比较厚重，膝下衣带长垂，外形呈尖三角状，下裾八字形或重八字形外分，中间有尖状衣角垂出（F跏2Ⅰ式）。立佛大都手施无畏与愿印。上身后仰，右肩下袈裟一角绕左肘，身前出弧形衣角，上施横向弧线垂纹，下裾饰垂线纹，并作重八字形外分（F立1Ⅰ式）。夹侍菩萨帔帛皆于膝部交叉上绕，双肩下方作尖角高高翘起，上身着衫，V字形领口处，露出两面坡形平领内衣^[57]（P1立Ⅰ式）。

孝静帝天平初年前后至武定年间（534—550），坐佛上身衣纹减少，下裾底边比较平齐（F跏2Ⅱ式）；立佛的衣饰明显变薄，方直线条减少，造型趋于圆润（F立1Ⅱ式、F立1Ⅲ式、F立1Ⅳ式）；菩萨的V字形领大袖衫和两面坡式平领内衣消失，而流行直接以帔帛严身，颈下刻尖桃状项饰，露膊，帔帛仍在腹下交叉绕肘，帔帛两端作鹅首状，同时也出现帔帛穿环作X形交叉等形式（P1立Ⅱ式、P1立Ⅲ式）。单体立菩萨大约也于此时出现。

约在北齐至北周（551—580）这段时期，出现左肩下吊下裙一角、双膝下各出一尖三角形的坐佛样式（F跏2Ⅲ式）和身态略有欹斜、颈佩璎珞和绳状项饰、裙腰出褶、下裙贴腿盖脚的菩萨样式（P1立Ⅵ式）。弟子也出现一老一少（D'Ⅰ式）。

隋代是济南地区石窟造像的一个迅速发展转变的时期，从龛形上看，大多为内部连通的方龛，且出现了当时流行的束莲联珠立柱的装饰。立佛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大量的坐佛，大都取跏趺坐，手施禅定印。少数佛像，装束上仍继续沿用前代流行的双领下垂袈裟，而大多数佛像都是采用U字形领口的通肩袈裟，龛下多作梯形悬裳。胁侍菩萨头戴花蔓冠或花瓣冠，宝缯之下飘带垂至肩下，帔帛多在胸前作X形交叉，腰圆细，身态修长，身体略呈圆筒形，衣饰左右基本对称。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单独作为供养对象的坐菩萨，表明菩萨崇拜在当时的流行。

隋代石窟造像有纪年的大都是隋文帝时期的，隋炀帝时期则缺乏比较可靠的题记资料。但从现存造像情况看，仍然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开皇初年（约581—588），佛像开始以着U字形领袈裟的居绝大多数，并且前胸和两臂均作浅平阶梯式U字形线纹，但从面部上宽下窄、颈部较长、梯形悬裳上刻垂幔纹（F跏2Ⅴ式）或在悬裳底边又刻出一层较短的羊肠纹（F跏2Ⅳ式）等特点看，仍部分地带有北朝特点。坐佛肩部的圆浑饱满、立佛腹部鼓起，胸部和下身偏于扁平，一手抚胸，一手抚腹（F立1Ⅵ式）等特征，则明显与北响堂山北齐时期造像风格接近。此外，还出现了善跏趺坐佛像。菩萨头戴忍冬纹花蔓冠，宝缯之下有飘带垂肩，帔帛有的直接垂于身体两侧，多数则在腹部或腰间作X形交叉，大裙较长，裙裾略作喇叭形外张（P1立Ⅴ式），造型上如腹部向前凸起等，有北齐菩萨的一般特征，但长颈细腰、胸部明显有了起伏以及裙裾部分略作喇叭形外张等，则是这个时期较为独特的造型特点。

开皇中期（约588—约593）佛像基本上仍沿续前期样式，面轮趋于方圆，衣纹比较简练，双领下垂袈裟有所增加（F跏2Ⅵ式）。菩萨衣饰偏于均齐对称，装饰加多，尤其表现在璎珞项饰、绅带和裙上其他飘带的繁复上。另外，帔帛交叉处常以花饼作装饰（P1立Ⅵ式）；单体坐菩萨大量出现，悬裳外部呈梯形，中间刻绅带，帔帛在双肘上作V字形（P2立Ⅱ式）或自绅带两旁作弧，上绕于双膝之下，然后下垂出尖角（P2立Ⅲ式）。

开皇中晚期以后（约593以后），佛像低平大肉髻加多，衣服简练而又趋于写实，腕部衣褶比以往明显增加，出现云头纹悬裳和圆弧形悬裳（F跏2Ⅶ式、F跏2Ⅷ式）。此外还出现了唐初流行的左肩之下吊袈裟一角的佛装样式（F跏2Ⅸ式）。善跏趺坐像衣薄贴身，衣纹简练（F善1Ⅰ式、F善2Ⅰ式），且出现释迦多宝并坐说法形象（F善1Ⅱ式和F善4型）。菩萨身态略呈直筒形状，出现花瓣形宝冠和尖桃形项饰（P1立Ⅶ式）。有的菩萨帔帛交叉处移至腹下或在胸下作两道横向垂弧（P1立Ⅷ式）。形象趋于写实，而不十分注重装饰，菩萨腰部出现裙褶，衣褶、裙带皆流畅自然（P1坐Ⅰ式、P2坐Ⅱ式），明显开始向唐代过渡。

济南地区的唐代石窟造像，在龛窟形制上，基本上都是采用圆拱形龛，以往的方形龛基本不见。造像组合上也有显著的变化，唐初造像多数都是一铺一尊，到唐代中期，复又转为一铺三尊或一铺多尊。佛座出现多种样式，有八角形叠涩莲花座、仰莲座、方台座、叠涩方座等，但多数仍是采用连通龛两侧的平面台座样式。隋代流行的U字形领通肩袈裟消失，代之以双领下垂式袈裟。

唐代造像，依其风格与样式的变化，大约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其中初唐造像大约可分为四个阶段。

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已开始采用圆拱形龛。组合上仍保持一铺三尊。佛下承八角形束腰叠涩莲花座和仰莲座，头后一般隐刻尖桃形火焰纹身光，身光之内，有圆形莲花纹头光。而佛像除了左肩下吊下裙一角的装束特点与前代有连续性而外，总体上却看不出与隋代造像的联系。相反，从腕下长袖盖膝、腹下有椭圆形衣角垂至台座，其上刻多重同心圆弧纹（F跏4Ⅲ式）等特点看，似有北朝造像风格之余韵。菩萨（P1立Ⅹ式）除冠式以外，其他方面也与莲花洞内的两尊菩萨（P1立Ⅲ式）基本相同，并且在唐代初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一直保持着这种样式，而看不到什么隋代的影响（只有证明龛的两尊唐初菩萨［P1立Ⅸ式］例外）。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开始出现了二佛（并非为释迦、多宝）并置一龛周围不设胁侍的布局。此时佛像（F跏1Ⅱ式）形象较为写实，上身变着双领下垂袈裟，且左肩下吊下裙一角。而头顶作磨光大肉髻，肩胸挺阔饱满，可见玉函山隋代造像的某些影响，上身衣纹的布置与刻法则似乎是受到青州云门山隋代佛像的影响。总的看，此期造像正处在从隋代到唐初的风格转变阶段，既有沿袭因素，也有新的创造。

永徽、显庆年间及其后的一个时期（650—？）是济南地区唐代早期造像风格的形成与成熟的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其突出的变化是，佛像大都头梳螺髻，双目微闭或眼睑低垂，鼻挺直，双唇等厚且偏大，嘴角内陷，双领下垂袈裟的两侧，自肩部向下刻平行直线垂褶，两袖部位密褶加多。双袖之下有尖状衣角垂于腿部两侧，两腿间刻横向弧线纹，座下有弧形悬裳，其外缘作两重颇为风致的云头纹或波浪纹，上施垂褶（F跏2Ⅹ式），此外还出现了倚坐佛像（F善2Ⅱ式）、作为胁侍的半跏趺坐菩萨像（P1坐Ⅲ式）和单独作为供养对象的半跏趺坐菩萨像（P2坐Ⅵ式）。

及至武周以前的永淳和文明年间（？—684），济南石窟初唐造像风格已经开始蜕变。具体表现为力度和块量感的减弱和佛双手之上的莲瓣状衣角（F跏1Ⅲ式）的出现。此后的六十年间，石窟造像缺乏遗迹，或者为开窟造像活动的一度中辍。

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前后，造像风格较初唐有了很大的转变。其具体表现为：一佛二菩萨组合居多，并出现一佛二弟子组合和龛下刻供养人龛例。在题材上还出现了地藏菩萨（P2立Ⅲ式、P2立Ⅳ式）、乘狮文殊和乘象普贤（P2立Ⅶ式、P2坐Ⅷ式）。佛的头光和背光由初唐时的作同心重叠转为作葫芦形重叠，并且一般不刻莲花纹和火焰纹，有减化的趋势。佛、菩萨大多承方台座、叠涩方座或者仰覆莲座。佛肩圆削、衣纹简练自然且疏密有致。跏趺坐佛流行三连弧形悬裳，其上刻同心圆弧垂纹（F跏4Ⅴ式）；施禅定印者双手之上刻莲瓣状、叶状或折巾状饰物（F跏1Ⅳ式、F跏2Ⅺ式）；善跏趺坐佛和半跏趺坐佛两腿之上和两腿之间作稠密的弧线垂褶（F善2Ⅲ式）；菩萨帔帛在胸前有两道横向垂弧（P1立Ⅺ式）；弟子袈裟上松下紧，其上刻较稠密的八字形褶纹，状若出水（D'Ⅵ式）。此外，还出现了人字披形龛（EⅠ、EⅡ式）。总之，此一时期的造像，尽管规模上不及唐初，却能够反映出盛唐时期的造像风格和特点。

安史之乱（756）以后，济南地区石窟造像走向衰落，基本上不再有什么新的创造。

一体化研究：各项进展的综合结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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