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问题：该地区石窟与摩崖的分布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围绕着济南近郊石窟造像的有关“中心”问题，曾经有过一次争议。承认这个传播中心，对于认识其后的石窟造像活动，自然有其一定的意义。这种性质，说明当时此地佛教还并没有广泛地深入人心。更进一步说，山东地区早期石窟造像，从其风格体系上看，明显地是从当时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洛阳而来。这恐怕就是千佛山等处比黄石崖开发为晚的一个主要原因。

围绕着济南近郊石窟造像的有关“中心”问题，曾经有过一次争议。问题的提出是由于荆三林根据北魏至隋代石窟的实物遗迹，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济南近郊的造像是由较远处（相对济南市）向较近处发展。^[23]而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同志则认为早期石窟造像作为当地早期佛教发展的一个部分，应该是以朗公谷（柳埠）为中心，进而向南向北发展的。^[24]问题争论的实质，关系到本地石窟造像与本地佛教传播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各处遗迹相互之间的联系。

根据文献记载，僧朗是最早来山东传播佛教且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僧人。《水经注·济水注》中载：

……泰山朗公谷，旧名琨瑞谿。有沙门竺僧朗，少事佛图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故车频秦书云：“苻坚时沙门僧朗，尝从隐士张巨和游，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连楼累阁……”即此谷也。

慧皎在《高僧传·僧朗传》中又说：

（朗公）以伪秦皇始元年（351），移卜太山，与隐士张忠为林下之契，每共游处……朗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秦主苻坚钦其德素，遣使亲遗。坚后沙汰众僧，乃别诏曰：“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兴，亦加叹重。燕主慕容德钦朗名行，给以二县租税……

北魏太武帝拓跋珪亦曾“遣使致书，以缯素、旃罽、银钵为礼”（《魏书·释老志》）。《三宝感通录》中还说：

秦、宋、燕、赵，莫不致书崇敬，割县租税以崇福焉。故有高丽、相国、胡国、女国、吴国、昆仑、北代七国所送金铜像，朗供事尽礼……其寺至今三百五十许岁，寺塔基构如其本焉。

这些材料，都颇能说明朗公寺作为当时泰山附近佛教传播中心的重要地位。

承认这个传播中心，对于认识其后的石窟造像活动，自然有其一定的意义。但问题在于，是机械笼统地还是切合实际地来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

须要首先提出的是，从上面的有关材料中还可以看出，僧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僧人，他选择金舆谷来布道传教，又与隐士结林下之契，分明带有隐居的性质。而且从他的“硕学渊通，尤明气纬”来看，其传教方式明显地带有东方色彩，说明在他所处的时代，这个地区乃是将佛教视为神仙方术之一种来接受的。这种性质，说明当时此地佛教还并没有广泛地深入人心。就造像而言，尽管文献中早有朗公寺内陈有七国所送金铜像的记载，但石窟造像在全国范围内，有纪年的最早不过为西秦建弘元年（420），^[25]而平城武周山石窟的开创年代则不过为北魏文帝和平初年（460）前后，故当时石窟造像在广大的中原地区，还远远没有出现。及至造像风气传到山东，佛教的传播已经相当深入普遍了。因而朗公寺作为泰山周围的早期传播中心，对于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的石窟造像，就未必仍能起到“中心”的作用。更进一步说，山东地区早期石窟造像，从其风格体系上看，明显地是从当时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洛阳而来。石窟造像自西向东，由全国的中心到地方的中心，这本来就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济南地区早期石窟造像开凿在离城市较近的黄石崖，而没有开在离城较远的神通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至于为何在城市附近的几处造像越来越接近城市，一方面不排斥荆三林先生所说的因黄石崖一处没有再发展的余地，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与当时城市附近寺院分布上的联系。虽然我们不能因黄石崖处有造像就认为这里曾有佛寺，而有一点则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即离城市最近的千佛山（古称历山）之所以在当时没有率先出现石窟造像，极有可能是因为大舜曾经躬耕于此山的传说。据北魏郦道元（？—527）的《水经注·济水注》中说：“（历城）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可见这个传说在当时已经有之。故，能否在千佛山开窟造佛，恐怕还牵扯到佛在当时和当地能否与中国古代先王摆到同一位次的问题。从当时山东籍的何承天（370—447）、刘峻（462—521）等著名人士奋起批驳佛教^[26]来看，尽管处于笃信佛教的鲜卑王朝的统治之下，而佛教在当时的齐州，尤其是在较大的世家大族和士大夫阶层之中，仍然不能说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地位。这恐怕就是千佛山等处比黄石崖开发为晚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心问题：该地区石窟与摩崖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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