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形墓室与陀罗尼经幢：揭秘古代建筑与佛教文化的深度关联

辽代晚期（即道宗年间），契丹人普遍使用平面呈八角形或六角形的多角形墓葬，汉人地区虽然仍以前期的圆形小墓更为多见，但多角形墓葬也十分流行。发现于宣化的九座辽墓中即有四座为多角形，其中4号墓和5号墓为六角形，6号墓为八角形（图14）。不仅辽代晚期流行多角形墓，我们在宋代的同期墓葬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河南登封黑山沟的绍圣四年（1097）壁画墓（八角形单室墓）^[141]、河南新密的大观二年（1108）壁画墓（八角形墓）^[142]、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三座墓葬平面均呈六角形）^[143]等（图15），皆系其例。

图14　宣化4号、5号、6号墓平面图

图15　河南禹县白沙宋墓3号墓平面、剖面图

辽代晚期墓葬建筑形制的这一显著变化，业已引起考古学、建筑史和美术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可是到目前为止，导致这一变化的内在原因，仍然不是十分明朗。夏南悉（Nancy Shatzman Steinhardt）在1997年出版的《辽代建筑》一书当中，曾注意到八角形墓葬与辽代八角形塔之间的密切关联。^[144]所论虽已触及问题的部分实质，可是由于作者未能揭示出墓葬何以受到八角形辽塔影响的原因，而且八角形辽塔并不足以解释与八角形墓葬同时流行的六角形墓葬，故大约肇始于11世纪初期的墓葬形制从方形、圆形向多边形发展这一历史变革问题，最终还是没有得到相对完满、合理的解决。笔者以为，将墓葬与佛塔的形制进行比较研究固然重要，但是若要从根本上解决墓葬形制转变的动因问题，我们还必须返回墓葬本身，并结合各种与当时丧葬礼俗密切相关的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对当时丧葬观念的有关变动加以研究，由此找到墓葬受塔影响而改变形制的契机与中间环节。笔者相信，前述围绕真容偶像问题的若干讨论，恰好为我们解决新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前后逻辑关联的线索。

宣化辽墓死者采取火葬和使用真容偶像的习俗，令我们从中看到了佛教葬俗的影响。这一迹象，进而引起我们对墓中所用葬具——棺箱——的注意。我们从报告材料中可以发现，各墓普遍于墓室后部起棺台，棺台上方置有内装死者骨灰、表面墨书梵文陀罗尼经咒的棺箱。其中，保存较完好者，有10号墓、7号墓、3号墓和1号墓中的四具。这些木制的棺箱，形制相同，大小相约，如10号墓所出者，其长度为96.5厘米，宽度为62.5厘米，高度则为60厘米，与一般丧葬用棺的形制和尺度迥然有别（见图16）。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棺箱的顶盖部分全部作四阿式盝顶，与我们通常所见的那种方形盝顶舍利函十分相似。例如：发现于房山县北郑村辽塔地宫当中的那件装有舍利子和一尊涅槃像的重熙二十年（1051）大理石石函，其长79厘米，宽52.5厘米，高54厘米，与宣化辽墓的棺箱对比观之，不但形制相同，大小也相差无几（图17-a、b）。^[145]很显然，佛教葬俗对辽代世俗社会丧葬礼俗的浸染，不仅反映在葬式上，同时也反映在葬具上。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辽代僧俗社会频繁举行的“涅槃道场”等佛教仪式活动以及其中的各种视觉表现形式最终导致了世俗社会丧葬习俗的佛教化，使世俗中人接受火葬之后，又造作了偶像以象征死者的“法身”，进而像仪式中的佛舍利和涅槃像那样，将装有骨灰的偶像殓入仿照舍利函而造的棺箱当中，那么，这种舍利函型的棺箱，是否也在暗示着其所在墓葬是一种具有佛塔之地宫意味的墓葬呢？

图16　宣化10号墓（张匡正墓）陀罗尼棺箱

图17-a　北郑村辽塔地宫中的重熙 二十年大理石石函铭文拓本

图17-b　北郑村辽塔地宫中的重熙二十年大理石石函线图

据《洛阳伽蓝记》卷四：

明帝崩，起祇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146]

似乎早在东汉时期，中国丧葬建筑当中就已经出现了模仿佛教之坟塔的迹象。同书卷五在谈到于阗国之习俗时又云：

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147]

由此可见，到北朝晚期以前，这种佛教葬俗已在中国西北边境附近蔓延。到唐宋时期，有关文献中也出现了对世俗人以僧俗建坟塔安葬的记载。前面提到，唐代宰臣杜鸿渐临终时即遗命“依胡法塔葬”；北宋名相文正公病重时曾嘱咐火葬之后于坟上“起一茆塔，用酬夙愿”；《酉阳杂俎续集》卷七亦曾记述：贩夫何轸的妻子刘氏，常持《金刚经》，太和四年（830）亡时，“轸以僧礼葬，塔在荆州北郭”^[148]。考古工作者曾在蓝田辋川发现过唐朝大诗人王维母亲的墓葬，该墓墓上不见封土，原仅有一座高约2米的四门塔，不幸于20世纪70年代初被人为毁坏。^[149]这类记载虽然不过是反映了一些个别现象，但是，这些个别现象，却共同昭示着唐代以后墓葬建筑的一个新的演变趋向。

杨泓在讨论法门寺塔基地宫与古代舍利瘗埋制度问题时曾指出：法门寺塔基地宫，在建筑上明显有模仿帝陵的倾向。^[150]表明这种佛教建筑传入中国后，也在不断地向世俗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然而，经过了世俗化转变的塔基地宫，反过来对世俗丧葬建筑曾经产生过何种影响，目前尚且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如将佛塔，尤其是佛塔之地宫建筑与辽宋时期墓葬的一些新见特征稍作比较，便能发现两种建筑在布局、装饰乃至形制与结构方面的许多相似。

例如2000年发掘的河南登封法王寺二号塔地宫，为一晚唐时期建筑，位于塔基下的中心部位。地宫坐北面南，由踏道、宫门、甬道、宫室四个部分组成。宫室平面呈方形，上方起四角攒尖顶。宫室后方依北壁砌须弥座式禅床，禅床上方有一尊跏趺坐高僧泥塑影真。此外，禅床的正前方还散布着一些长短不一的朽木，从朽木上的榫卯结构和现场遗物分布情况看，应系摆放着供品的香案（图18）。^[151]该塔地宫不仅基本结构与宋辽金墓葬多有相似之处，禅床前方设供案的布局方式与宣化等地辽代墓葬布局一致，禅床上方设高僧跏趺坐真容偶像的做法，也与马直温墓如出一辙（图19）。

图18　登封法王寺二号塔地宫内摆放供品的香案

1995年清理发掘的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大约建于后晋天福五年至十二年（940—947）之间，分甬道和宫室两个部分。宫室平面即以青砖筑成八角形（图20-a、b）。^[152]这个八角形塔基地宫，比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八角形墓葬（1028）^[153]还要早八十余年，或许可以作为八角形墓葬受佛塔影响的一个例证。

图19　马直温墓平面图

图20-a　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形制

图20-b　河北正定舍利寺塔基地宫石函位置

1995年清理发掘的山西临猗双塔寺北宋西塔地宫（图21），^[154]不论其布局还是其装饰，都与宋、辽、金时期墓葬相似，难辨异同。其壁面影作斗栱、梁柱，梁柱间砖砌直棂窗和假门的做法，正是当时墓葬装饰的普遍特征；^[155]地宫中央以砖和泥浆砌筑长方形须弥座，座上放置舍利函的做法，与宣化辽墓的棺床和棺箱的布置极其相似；更加有趣的是，在这个塔宫的宫顶正中，还悬置着一枚铜镜，^[156]这种现象，在辽代和宋代墓葬当中也屡见不鲜。如宣化1号辽墓、2号辽墓、7号辽墓及辽宁建平1号辽墓^[157]，皆发现于墓顶中央部位镶嵌一面铜镜。

图21　山西临猗双塔寺北宋西塔地宫剖面示意图

此外，我们在前引辽大康六年《藏掩感应舍利记》中发现，沙门普瓖在描述隋仁寿年间（601—604）所造弘业寺塔内部景象时说：“祥花香拂于天宫，瑞玉纹现于真像。”^[158]宣化辽墓多于墓顶天象图周围和四壁空白处描绘各种折枝花草，仿佛正是塔中那种“祥花香拂于天宫”的景象。^[159]

事实证明，不仅当时墓葬的形制及其装饰和布局与佛塔之地宫建筑趋于一致，当时许多墓葬的地表部分，还出现了一种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或经咒）的塔形建筑物——墓幢。这种墓幢，当是导致丧葬习俗以及墓葬建筑形制发生变化的一个更加关键的因素。

涉及墓幢的文字性材料，辽代尤其多见。如辽统和十八年（1000）《特建尊胜陀罗尼幢记》曰：“今于坟所建斯幢者，奉为荐考妣之亡灵也。”^[160]据辽寿昌五年（1099）《义冢幢记》，西京大华严寺提点诠悟大德法称于北禅院开大乘菩萨戒坛时，曾与院主和徒众，为大安年间（1094）死于饥馑的数千饿莩重修义冢。这个义冢的上方即建有“宝幢”。^[161]又，辽乾统三年（1103），燕京析津县崇礼乡人师哲为王父所造陀罗尼幢记，称经幢“立于皇考太□坟冢之旁”^[162]。乾统十年（1110），赵公议为亡考所造陀罗尼幢，亦称立于“先茔先考之墓侧”^[163]。这些墓幢，基本全部都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如所周知，唐高宗之世，由北印度罽宾僧人佛陀波利携来中国的梵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经译出，便在唐朝产生了很大影响。该经的广泛流行，首先是因其具有兼济生灵与亡魂，尤其是破地狱的特殊功能。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卷一云：

佛告天帝：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天帝，若有苾刍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天帝，此等众生，为一切诸佛之所授记，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言：若人先造一切极重恶业，遂即命终，乘斯恶业应堕地狱，或堕畜生阎罗王界，或堕饿鬼乃至堕大阿鼻地狱，或生水中，或生禽兽异类之身，取其亡者随身分骨，以土一把，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散亡者骨上，即得生天。^[164]

同时，唐大历十一年（776），代宗在几位密宗大师的推动下颁布的“天下僧尼每日须诵尊胜陀罗尼咒二十一遍”诏令，也大大加速了该经的广泛流布。作为塔形建筑物的石经幢，本身即是传布此经的一种媒体。^[165]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幢原系一种建之于佛前的伞状丝帛制品，顶装如意宝珠，下有长杆。初唐时开始以石刻形式模拟丝帛的幢，唐宋时期此风尤盛。这种石幢一般可分幢座、幢身、幢顶三个部分，幢座多为覆莲状，下设须弥座，幢身作柱状，剖面多呈八角形，其上大都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顶一般刻成仿木建筑的攒尖顶，顶端托宝珠。现存较早的纪年石幢，是陕西富平的唐永昌元年（689）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166]近年来，刘淑芬首次对经幢问题作出了十分细致、全面的研究。^[167]根据刘淑芬的统计分析，这种石刻的形制以八角形棱柱体为最多（唐大中十一年幢，图22），另外也有少数为六角形或四角形棱柱。它们通常树立在寺院、通衢、墓旁或墓中、佛塔之内或佛塔之侧，在本质上是一种塔，一种法舍利塔。^[168]

图22　佛光寺大殿前唐大中十一年幢测绘图

在关于墓幢的专门讨论中，刘淑芬指出：“经幢流行以后，由于经幢的性质是塔，其上刻有佛经，所以是一种‘法舍利’，加上经幢上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强调破地狱功能，因此有人开始在墓域建幢。至于僧人原有塔葬或建塔的习俗，随着在墓域建幢风气的流行，有的僧人即在坟旁或塔侧树立经幢；后来更将荼毗后的遗骨置于经幢之内，成为‘舍利经幢’，也就是把经幢当作墓塔使用。”^[169]她又指出：“从9世纪中，就有僧人建立这种埋葬遗骨的经幢，但到11世纪才正式出现‘舍利经幢’这个名词。由于舍利经幢的作用和性质已经和塔很接近了，后来更出现‘塔幢’的名称，或者直称为‘塔’。”^[170]

的确，尽管前蜀高祖王建（847—918）的永陵和辽圣宗（982—1030在位）陵等墓葬皆于坟冢前方建墓幢，^[171]甚至成书于金、元时期的《大汉原陵秘葬经》也规定“凡下五品官至庶人，同于祖穴前安石幢”^[172]；但是，正如刘淑芬在部分经幢题记文字中注意到11世纪前后开始出现塔、幢合一的趋向那样，^[173]有关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当时确实出现过塔、幢混同的历史现象。

如前面提到，地宫中以石函装涅槃石像的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由于塔身倒坍，发现塔心当中还隐藏着一件辽应历五年（956）石经幢，这件经幢平面作八角形，幢身八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序并真言，及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等题记文字。有趣的是，这件陀罗尼经幢刚好就坐落在地宫顶盖石板的上方（图23）。^[174]从中可见北郑院邑人对幢、塔关系的理解。这种幢、塔合一的选择，或许可以从辽咸雍八年（1072）涿州范阳乡贡进士段温恭所撰《特建藏舍利幢记》中找到解释：“若起塔则止藏其舍利，功德惟一；建幢则兼铭其秘奥，利益颇多。况尘飏影覆恶脱福增，岂不为最胜者欤？”^[175]

在僧人墓葬方面，发现于陕西商县金陵寺的一座宋代僧人墓，是一座平面接近方形、上有四角攒尖顶的建筑，须弥座形坛基砌在墓室的三面，墓室四壁还砌有许多用以陈放琉璃棺和骨灰罐的小龛。根据棺盖“宣和七年（1125）八月十五日迁脏葬先师七人又亡师洪永和尚”题记文字，可知建墓时间当不晚于宣和七年。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曾在耕土下面发现墓顶上方砌有数层方砖，并据此推断墓上原本当有塔或亭类建筑物。^[176]这个“塔或亭类建筑物”，可能就是那种塔幢混合的建筑。与前者类似，位于四川大足宝顶山的一座僧人墓（M13），分有前后两室。由于缺乏明确的纪年资料，当地考古工作者将其年代笼统地推定为宋末至明初。该墓前室平面作长方形，上为券拱顶，左右两壁砌有十八个壁龛，其中两龛于淤泥中发现残存的骨灰和木胎朱漆漆皮遗迹；后室为一六角形小室，室顶为六角形穹庐顶，室内安一圆形仰莲台座（图24），据发掘人员称，发掘时台座上方原承有一陶质骨灰罐，后移至县博物馆库房。引人注意的是，位于六边形小室上方的地表部位，恰好也残留着一个六边形的仰莲基座，显然系一墓幢之基座。^[177]

图23　北郑村辽塔结构示意图

以上两处僧人墓葬，显然都保留了房山县北郑村辽塔那种下设地宫、上安经幢的基本形式，它们看上去完全不异于一座塔，只是其墓室部分，更加接近世俗墓葬。实际上，新的考古发现也进一步证实，当时世俗社会丧葬礼俗中广为流行的墓幢，同样有过从“坟前”、“墓侧”发展到墓上的倾向。也就是说，由于受到佛教葬俗的影响，这些墓幢开始趋向与墓葬联为一体，成为一种墓塔化的丧葬建筑——所谓“瘗灵骨于其下，树密幢于其上”的“身塔”。^[178]

图24　大足宝顶山僧人墓后室

2005年暑期，笔者在洛阳关林博物馆见到一件八角形墓幢（编号为：00-83），上有北宋开宝二年（969）造幢题记曰：“特进检校太傅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周景，奉为亡过长男殿直守通，建立佛顶尊胜陀罗尼并大悲千手千眼陀罗尼真言灰骨幢子一座，伏愿亡灵超生净域。”可见世俗丧葬仿照僧人埋葬骨灰之坟塔形式安置陀罗尼经幢的现象，早在10世纪中叶已经出现了。

1992年发现于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孟克乡西上台村的一座辽墓，也是一座平面为八角形的墓葬，其上作穹隆顶，墓室周壁嵌描金梵文佛经石板，墓室经二次使用，分为上下两层，皆于后部设棺床。上层棺床的上方摆放着一件表面刻有梵文经咒、其内部装有骨灰木匣的盝顶石函葬具，棺床前方设莲花纹石供案，上置净瓶、银扣瓷钵及杯盘等瓷器，此外还有一件铜质鎏金金刚杵。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就在墓室顶部的封土当中，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一个经幢的大小不等的三块石构件，其中一件为外呈圆形、中凿嵌槽的仰莲座，一件为浮雕着壸门、狮子的八角形柱座，另一件为浮雕瑞兽与牡丹花卉的八角形柱座。^[179]

辽大安五年（1089），进士王鼎在《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中写道：

古之葬者弗封树，虑其伤心，若掩骼埋胔之类，欲人之弗得见也。而后世朴散，转加乎文，遂有贵贱丘圹高厚之制。及佛教来，又变其饰终归全之道，皆从火化，使中国送往，一类烧羌。至收余烬为浮图，令人瞻仰，不复顾归土及泉之义，世以为然。^[180]

于此可知辽代塔葬风气较诸宋代更盛。发人深思的是，这些多为八角形、六角形的经幢与墓葬结合成坟塔形式之后，将会对墓葬的形制产生何种影响？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夏南悉认为八角形墓葬与辽代八角形塔之间有密切关联。这一观点显然是正确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目前所知较为重要的辽塔，固然大多为八角形塔（亦有少量六角形塔和方形塔），可是这些塔的建造年代大都不早于辽圣宗时期（983—1030），尤以道宗时期（1055—1100）为最多，^[181]不仅时间上不早于陀罗尼经幢开始流行的时间，与世俗墓葬的关联也不及经幢直接。或许那些出现更早的八角形、六角形经幢，曾经也是辽塔建筑样式的一种源头，并且最终又与多角形塔一道，共同影响着多角形墓葬的形成。

到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经在许多辽代墓葬或墓葬遗址当中发现有陀罗尼经幢。如：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平面六角形，墓顶作穹隆顶，墓顶的封顶石上方发现经幢底座和散落异处的大康七年（1081）八角形经幢残件；^[182]库仑1号辽墓主室呈八角形，两耳室呈六角形，墓中靠近后室的甬道部位发现六角形经幢残迹，但幢身大部缺失，仅见火焰纹宝珠形幢顶和底座部分，因经盗墓者毁坏，墓顶出现一很大的锅底形坑，墓中经幢残迹或系自墓顶坠落。^[183]1988年，在朔州市区东南，考古工作者就曾于距地表1米深处清理出两件八角形石经幢（图25-a、b），一座建于辽乾统十年（1110），一座建于天庆三年（1113），前者铭文中称“陀罗尼幢冢首安措”，可惜墓葬建筑情况尚且不明。^[184]本文所举葬有真容偶像的马直温夫妻合葬墓为一圆形墓，但墓室底部却铺有一层八角形砖阶，作为墓室的地面（见图19）。墓室中央设祭台，祭台的东南侧亦发现六角形石墓幢幢身残片和幢顶，但幢身大部不见于墓中，由于墓顶早年坍塌，估计墓内的经幢残件亦系由墓顶坠落墓室。^[185]十分巧合的是，最近又得宣化4号辽墓（韩师训墓）发掘者宣化文物保管所所长刘海文先生见告：清理韩师训墓时，亦于墓室中发现两块石经幢残件，一为桃形幢顶，一为莲花形幢座之一角。考虑到发掘时幢身大部不存于墓，且后室（六角形）顶部已经塌毁，经幢残件有可能来自墓外等情况，故当时未能将这一信息公布于报告。

图25-a　朔州李氏墓地李省墓幢

图25-b　朔州李氏墓地李瑾墓幢

从以上事例可以推知，这类在八角形、六角形墓室上方安置八角形或六角形陀罗尼经幢的“塔”式墓葬想必在当时十分普遍，只是那些经幢多于漫长的岁月中被人为损坏或移离原位了。不过，通过有限的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还是不难看出墓室与墓幢的一体化设计倾向。更有必要提及的是，发现于河北井陉的几座宋金墓葬（如柿庄2号墓、3号墓、9号墓和北孤台4号墓），其墓室顶部皆有一个六角形或方形的须弥座，其中有的须弥座上还刻着与佛教有关的迦陵频伽等装饰，表明墓室顶部原本即是树有陀罗尼经幢的（图26、图27）。^[186]这几座墓葬，无疑是当时“塔”式墓最为有力的现存例证。于此我们更可以肯定地说，虽然宣化辽墓墓顶上方没有发现明确的经幢遗迹，但是其墓葬形制、墓葬装饰，乃至墓中陈设，依然不失为辽宋时期世俗丧葬建筑因受墓幢和坟塔影响而朝佛塔地宫方向演化的一种历史见证。

图26　河北井陉柿庄9号墓（宋金）墓室剖面及墓门正面图

图27　河北井陉北孤台4号金墓墓顶上方的经幢基座

可以想象，类似宣化辽墓这类墓内葬真容像、棺箱书写陀罗尼经咒、墓顶又多可能一度树有经幢的坟塔化墓葬，曾经寄托着死者的何种幻想。它们势必也如同陀罗尼经幢的功能一样，可以“托难思之句义，变无尽之光明”^[187]；“开天堂之路，闭地狱之门”^[188]；甚至可以令死者“仰凭佛印之大威，上答慈云之巨荫，庶兹尘影，俱变光明，严因地而速见法身”^[189]。也可以想象，对于生者来说，营建这样一种墓葬，也如同在墓上树立经幢一样，可以“庆贻宗祖”、“长标孝迹”^[190]；乃至“荫及子孙”，令“门风不坠”^[191]。

有必要附带一提的是，目前发现的西夏王陵，地宫上方亦建有八角形塔式建筑；^[192]甘肃武威发掘的西夏汉人火葬墓，骨灰装在小木塔中，塔身还写满梵文经咒。^[193]南诏、大理王朝盛行密宗阿咤力教，且盛行火葬，虽然墓葬鲜有被发掘者，但目前在大理县喜州已经发现了元亨十一年（1195）赵氏墓幢；^[194]而该地区元代火葬墓发现很多，墓上多立八角或六角形墓幢，考古学界认为应是受到大理火葬习俗的影响。^[195]这类与密教的流行密切相关的坟塔式墓葬之所以多见于远离中原的边远地区，或许表明盛唐以后一度显盛的密宗信仰，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统治地区，由于较少或没有受到会昌法难的冲击，因而得以在民间蔓延不息。

图28　墓冢石上方的阴刻汉字拓本

图29-a　广东东莞北宋“象塔”的八角形石廊

图29-b　广东东莞北宋“象塔”的须弥座八面刻披甲武士

图29-c　广东东莞北宋象塔结构图 及发掘时地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