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化辽墓真容揭秘：偶像与其文化渊源分析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5]继之，1996年公布的宣化7号辽墓，棺床上方的盝顶棺箱当中，又出现了张文藻夫妇的两具真容偶像。然而，在中国传统丧葬习俗中，像宣化等地辽墓那样以具有活动关节的真容偶像作为死者尸体来埋葬的现象，却十分罕见。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真容偶像几度出现于辽代墓葬，以及这些偶像本身所反映的对死者身体的重视，不免令人联想到契丹民族的有关葬俗。

“真容”意即肖像，与“真影”、“写真”等概念类似，是一个人形象或容貌的再现。

1974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宣化1号辽墓（张世卿墓）进行发掘清理时，在后室发现石棺床和一木棺残件，棺内葬木雕偶像一躯。偶像以柏木雕出头部、躯干和四肢，发现时大部已经腐朽，仅余头部的盖脸和足部。与原在墓内壁龛、朽坏后坠落于地面的十二时木俑概念化的面孔不同，这件木雕偶像的盖脸部分通高16.8厘米，宽11厘米，为一眼窝凹陷、颧骨隆起、颌下蓄须的剃发老人形象，雕刻十分符合人的面部结构，加上经过彩绘的瞳孔、髭须和朱唇，更显得异常逼真，应该比较接近墓主人的实际形象（图1）。偶像的足部，以两段柏木分别雕成足与足腕，两部分以榫卯结构插在一起，足长12厘米，厚约3.33厘米，从考古工作者拍摄的影像资料中，可见足部肌肤的起伏。这一切，都令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生命气息（图2）。^[5]继之，1996年公布的宣化7号辽墓，棺床上方的盝顶棺箱当中，又出现了张文藻夫妇的两具真容偶像。不过，与前者不同，这两具偶像的头部、躯干和四肢部分皆以稻草捆扎而成，稻草躯体之内分别填有死者火化后的骨骼，躯体的外表穿戴着衣帽鞋袜，且佩有饰物，盖有锦被。两具稻草偶像，一长90厘米许，当为男性墓主张文藻，另一长约80厘米，当为墓主夫人。据报道，前者头部以布帛模拟制成，估计原本当具体表现出五官，可惜发掘时已经朽烂，唯头中填充之头骨和头上的皮质幞头尚存；后者头部亦见头骨残片和布帛织物，头上戴有皮制莲花冠。^[6]

图1　宣化1号墓张世卿真容面部及面部实测图

图2　宣化1号墓张世卿真容足部及结构示意图

无独有偶，1998年，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群附近又发现了两座辽代晚期的契丹家族壁画墓，其中，1号墓内同时出现了一具身罩铜丝网络的契丹男性尸骨，以及这位契丹男子的两个汉族夫人的木雕真容偶像。据报道，两躯木雕偶像一为年老的妇人，身长1.5米，全身由17块部件组成，头部和躯干由一整块圆木雕刻而成，眼睛以2颗黑色晶体球镶嵌，鼻、口、耳部分刻画十分精细，头顶不刻发丝，却布满了直径约2毫米的小孔，考古工作者推测小孔内原植有真发盘结于头顶；躯干中间凿成空匣状，内置死者骨灰，顶盖刻具胸、腹部位的形体与轮廓；四肢各由四块木构件连接组成，肩、肘、髋、膝、踝各关节插榫连接并以铁销为轴，可以弯曲摆动；上臂、手腕和大腿部位以转轴套接，然后用短铁销卡住，能够灵活转动，装配连接之后，全身各活动关节可允许木雕偶像做出各种姿势（图3-a）。另外一躯木雕偶像为一青年妇女形象，该像身长1.48米，构造与前者基本相同，其背后附有丝织物残片，可知下葬时尚穿有服装，露出服装之外的面部和手臂部位还见有彩绘痕迹。^[7]这两躯汉族女性的木雕偶像，再一次显现了两副个性鲜明的面孔：年老妇人的木雕偶像，眼睛较小，鼻头颇大，高高的眉弓上方，是布满皱纹的短平额头，面部因肌肉松弛而显出清晰的骨骼；年轻妇人的木雕偶像，面轮丰圆，五官细小端庄，除了脸颊和下巴部位刻出丰满的肌肉，整个面部造型趋于扁平。这些具体细微的面部特征，进一步表明这类偶像具有一定的肖像特性（图3-b，图4-a、b）。^[8]

图3-a　宣化下八里契丹人墓葬出土老年女性真容偶像

图3-b　宣化下八里契丹人墓葬出土老年女性木雕真容（头部）

图4-a　宣化下八里契丹人墓（Ⅱ区M1）年轻夫人木雕真容（全身）

图4-b　宣化下八里契丹人墓（Ⅱ区M1）年轻夫人木雕真容（头部）

类似的木雕真容偶像，在宣化以外的辽墓当中也有发现。1979年10月，在距离宣化不远的北京（辽南京）地区，考古工作者亦曾于一座辽代汉人墓葬——辽金紫崇禄大夫右散骑常侍柱国开国公致仕马直温夫妇合葬墓中，发现了两躯同样以柏木雕成的偶像。其中，男像当为马直温像，高约1.40米，全身亦有17个部件，分别采取合槽、暗榫、转轴套接等连接方式组合而成。木像头部不见发髻，只在头顶及两鬓刻发丝，颌下刻胡须，面轮方中带圆，五官平正端严而富于个性。木像胸腹部分以圆木凿成木匣状，内盛骨灰。据考古工作者分析，此像拼接后每个关节均能活动，而且可以摆出各种姿势。女像体量较男像略小，当系马直温妻张馆之真容，因出土时朽坏严重，仅余腿脚和手臂等部件，但依然可见关节部位是可以活动的。^[9]

在古代，制作关节可以活动之木偶人的技术，自然不乏一些著名的事例。相传，鲁班曾为其母作木车马和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10]。隋炀帝时，官拜秘书监的河东人氏柳䛒，深得炀帝亲狎，“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䛒。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11]。然而，在中国传统丧葬习俗中，像宣化等地辽墓那样以具有活动关节的真容偶像作为死者尸体来埋葬的现象，却十分罕见。1978年，考古工作者曾在山东省莱西县的岱墅西汉墓中发现一躯身高193厘米的大木偶，这件木偶全身由13段木条组成，复原后全身关节可以活动。^[12]不过鉴于这件木偶与众多木俑一起出现于木椁的脚箱，且该墓棺箱当中又见有死者的尸骨，故应当只是一件随葬品，其性质与前述辽墓中的那种代替死者尸体的真容偶像显然不同。

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真容偶像几度出现于辽代墓葬，以及这些偶像本身所反映的对死者身体的重视，不免令人联想到契丹民族的有关葬俗。^[13]契丹早期丧葬形式看来十分简单，如《北史·契丹传》所言：“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14]又如《旧唐书》所言：“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15]类似记载亦见之于《新唐书·契丹传》。但辽王朝建立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确立了墓葬制度，^[16]而且显然还发展出一套保存尸体的独特风俗。据《资治通鉴》记载：后汉天福十二年（947），辽太宗攻晋归途中得疾暴亡，“国人剖其腹，实盐数斗，载之北去，晋人谓之‘帝羓’”^[17]。《虏廷事实》也记载说：“北人丧葬之礼，盖名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人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18]这里，所谓“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做法，值得注意。

图5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银丝网络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见于报道的契丹人墓葬，发现面具和铜丝网络的有30多座，多为契丹贵族墓。^[19]铜丝网络通常依死者体态而制，先分不同部位，编出头、前胸后背、腹部和四肢、手足，再将网络套在贴体内衣的外面，以铜丝联结缝合，看上去恰如人的身体（图5）。面具多以铜乃至金银为之，从面容特征看，可有男女长幼等分别。如辽陈国公主墓所出公主金面具，面轮丰圆，两耳外张；而驸马萧绍矩金面具，则面如鹅卵，颧骨前凸，下颌尖长（图6-a、b）。赤峰市温多尔敖瑞山辽墓出土的男子面具，圆脸、隆鼻，两耳外张，双目微闭作微笑状，嘴角和下颌处还刻划出短短的胡须；而该墓出土的女子面具，外轮廓则呈椭圆形，高鼻梁，双唇薄而突出，两耳紧贴脑后（图7-a、b、c）。^[20]尽管这类面具在制作风格上有许多类似之处，但每个面具之间依然有着鲜明的个性差异，^[21]显然仿照死者面容特征制成。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种面具的制作，“力求与死者真容相像”^[22]。

图6-a　辽陈国公主金面具

图6-b　驸马萧绍矩金面具

图7-a　温多尔敖瑞山辽墓出土的男子面具线描图

图7-b　温多尔敖瑞山辽墓出土的女子面具线描图

图7-c　温多尔敖瑞山辽墓出土的女子面具脑后托线描图

契丹民族保存尸体和使用金铜面具与铜丝网络护尸的习俗，其中固然应当有着与汉民族不同的特定宗教内涵，^[23]但是仅就其对死者身体的重视这一点来看，前文所述辽代汉人墓葬中发现的那类木制真容偶像，仿佛与契丹民族的这种葬俗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于，若以张世卿木雕偶像的盖脸部分与契丹金铜面具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在制作方法上的相似之处：如图1所示的张世卿木雕偶像的盖脸部分只作半面，从侧面看，与图7所示面具的侧面深度相仿；张世卿木雕盖脸左右两侧各有两个圆形的穿孔，与契丹人金铜面具两侧每不可少的孔眼亦十分一致。在契丹葬俗中，死者除了面部罩以铜面具，脑后通常还有半弧状铜托（见图7-c），头托与面罩相应部位亦做孔眼，以便穿线联结。有趣的是，在张世卿的墓中，考古工作者同样发现了一个残损的木雕后头壳，其两侧也各有两个对称的穿孔。^[24]可见其对契丹面具模仿得惟妙惟肖。只不过张世卿墓中的这类面罩下面，盛放的不是尸体的头部，而是死者火化后的头骨。

从张世卿、马直温和张文藻等人墓葬当中皆葬真容偶像，尤其是张世卿墓所出木雕真容盖脸模仿契丹金铜面具的现象，或许可以窥见一点辽代部分汉人特别是汉人官吏的契丹化倾向。然而，促使张世卿等采用真容偶像代替身体下葬的真正动因，却并不来自契丹。据对有关迹象的观察，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动力，应当来自当时佛教丧葬文化的有关传统。

更为可喜的是，考古发现也为辽代僧人的这种葬俗提供了佐证。1990年，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一座辽墓当中，即发现过一个僧人的木雕真容偶像。这尊偶像被发现时平躺于一柏木棺箱之内，高1.45米，髡顶，身穿僧衣，足登鞋袜，像身各部保存相当完好。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件偶像不仅关节可以活动，而且亦于胸腔和头腔两处分装死者的骨灰（图9）。^[28]2004年8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院研究科对庆陵一带进行文化考察时，根立研介发现巴林左旗的这种木雕真容偶像与日本山形立石寺慈觉大师圆仁（794—864）入定窟木棺中出现的木雕造像十分相似，进而指认出圆仁造像与中国唐宋时期僧人灰骨像之间的关联。^[29]

图9　赤峰市巴林左旗僧人墓葬中的真容偶像

宣化张世卿和张文藻墓中的真容偶像在胸腔和头腔两处分装骨灰的做法，与巴林左旗那座辽代僧人墓葬中所见完全相同。更为有趣的是，马直温墓中的两躯真容偶像，原本位于一木榻上方，考古工作者根据有关迹象，推断两像原“成结跏趺坐修禅的姿态”^[30]，就像我们在前述河南登封法王寺二号塔地宫须弥座上所见的那尊跏趺坐泥塑高僧真容像一样。由此可见，宣化等地辽代墓葬中出土的真容像，完全是受佛教葬仪影响的一种产物。

不久前，沈雪曼在讨论宣化辽墓木雕真容所反映的身体观问题时提出：“克服身体死亡的愿望，驱使宣化的佛教信徒采取了似乎不合乎佛教精神的观念。宣化辽墓的有关发现表明，实践常常与理论背道而驰。”^[31]笔者以为，为宣化等地辽墓墓主所接受的这种与佛教葬俗有关的灰骨真容，其中应当隐含着当时佛教界所普遍认同的一种新的身体观。墓志当中普遍提到的“荼毗礼”葬式，似乎可以作为我们探寻这一新的身体观的出发点。

宣化辽墓真容揭秘：偶像与其文化渊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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