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堂花在辽宋时期的发展新趋势

2023-07-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它们是装堂花在辽宋时期进入寻常人家，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喜爱的见证。图6内蒙古敖汉旗羊山1号墓牡丹图壁画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辽代花鸟壁画虽然打着唐、五代时期“装堂花”的鲜明烙印，但从中依然可见当时花鸟画艺术趣味的一些变动，下举几例。

以花鸟画铺殿、装堂的风尚首先起自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应是无可疑义的。在前述三座绘有“装堂花”的墓葬中，除了阿斯塔那墓墓主身份不明外，其余两墓墓主一为义武军节度使，一为幽州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俱有较高的官职。他们墓穴中的“装堂花”，不仅极有可能是其生前华丽居宅装饰的模拟，也是他们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但是辽宋时期，以花鸟画装饰墓葬的风气已经十分普遍，尤其在较晚期的墓葬中，“装堂花”的身影几乎处处可见，其不再为上层人物的坟冢所专有，已经逐步走进了一般士庶阶层的墓葬。

如在辽代墓葬中，绘有花鸟画屏风的例子就十分多见。其中，保存状况相对较好的宣化2号墓（1117年）和5号墓（1117年），花鸟屏风绘在六边形墓室的北壁、东北壁与西北壁，每壁作两幅，连为六扇屏，分别描绘花、石、鸟、蝶和仙鹤等，两墓花鸟画六幅条屏正处在墓室后壁，围成一个扇形，六幅屏的前方为砖砌棺台，上置棺箱，望之俨然人间厅堂。^[18]山西大同郊区发现的许多辽墓，基本上都于墓室后壁的下方绘三幅花石条屏，条屏两侧分别绘男女侍者相对而立，而且，这些屏风壁画的上方多绘有帷帐。^[19]内蒙古敖汉旗的羊山1号墓和下湾子5号墓是位于契丹腹地的两座汉人墓葬，前者在墓室后壁的假门两侧，绘牡丹图屏风（图6）；^[20]后者在六边形墓室的北壁、东北壁和西北壁绘三幅条屏，位于中央的一幅绘一株方方正正的牡丹，其上有花八朵，周围点缀飞舞彩蝶。^[21]不仅汉人墓葬中装饰花鸟画，契丹人的墓葬中也有不少花鸟画出现。1995年于敖汉旗七家清理发掘了几座辽代契丹人墓葬，其中2号墓墓室后部的北壁、东北壁和西北壁，部分壁面上绘有六幅条屏，分别描绘了牡丹、月季、梅、菊等花草。有趣的是，六幅屏画心之外，以交叉斜线绘成网格，网格中填绘花点，模仿画轴的绫边装裱形式；条屏下方又以朱色绘围栏，意在表现位于条屏前方的尸床围栏；六幅屏的两侧又分别绘一契丹装侍者和两只腿带链锁、足踏鹰架的海东青，皆面朝条屏，显然还带着契丹民族的生活色彩（图7）。^[22]根据这些墓葬的规模和出土随葬物推断，死者大都不具有任何官位，如宣化2号墓和5号墓墓主，生前不过是当地的富裕农户。可是这些墓葬中的花鸟屏风壁画，仍然保持着前述唐、五代墓葬的屏风画图式，带有鲜明的装饰意趣。它们是装堂花在辽宋时期进入寻常人家，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喜爱的见证。

图6　内蒙古敖汉旗羊山1号墓牡丹图壁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辽代花鸟壁画虽然打着唐、五代时期“装堂花”的鲜明烙印，但从中依然可见当时花鸟画艺术趣味的一些变动，下举几例。

图7　内蒙古敖汉旗七家2号辽墓花鸟屏风壁画

宣化2号墓和5号墓所绘者，风格极其相似，每屏皆于上方绘丛花，花朵和枝叶采用没骨画法，丛花下方则以墨笔写太湖石，石头的造形怪、奇，怪石下方多绘有一只孤鹤。就单幅画面的形式来看，这些作品显然还具有阿斯塔那墓花鸟屏风的构图特征，但是不难发现，画中的禽鸟——鹤，似在努力地离开中轴线，连丛妍下方的湖石也试图与丛妍形成错落之势，花束上方的飞鸟和蜂蝶有作单只的，也有成对的，但不再以以往那种左右对称的呆板形式出现，而是有高有低，有正有侧；至于湖石后方丛妍、修竹的没骨画法，更是给画面凭添了几分层次感和空间感。如5号墓中的花鸟屏风，花瓣、花叶和花枝全不勾描轮廓，直接赋彩为之，花树的后方又以淡墨画墨竹，颇有虚实相生之意趣（图8）。宝山辽墓壁画曾向我们展示，辽代早期画竹尚用双勾法，竹叶安排散乱，显得很不自然，^[23]到辽代晚期，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画品》记述过徐熙的一幅《鹤竹图》：“丛生所竹筱，根干节叶皆用浓墨粗笔，其间栉比，略以青绿点拂，而其梢萧然有拂云之气。两雉驯啄其下，羽翼鲜华，喙欲鸣，距欲动。”^[24]5号墓所绘丛花、鹤竹，或有所本。无论如何，这里的墨竹，枝叶的画法明显有了章法，已经可见北宋画家画竹叶的那种偃仰向背与正反转侧，甚至多少带有一丝北宋文人画竹的风致。

图8　河北宣化5号辽墓花鸟屏风壁画

下湾子5号墓的牡丹图，红花蓝叶，枝繁叶茂，画法不取勾勒，全用“没骨”，笔致相当华美：牡丹的根部以浓墨写出，枝干曲展伸布，颇有姿致；花叶以墨绿直接绘出，参差有致，密而不乱；八朵花皆不勾描轮廓，直以朱彩为之，却不失花的形态与浓淡变化。看上去不异于中原画家所为。虽然画面的布局不出王公淑墓《牡丹图》的基本套路，可是，略呈S形扭动的花树枝干却打破了平正对称的气氛，使画面显得别有生机（图9）。绘于牡丹图两侧的两幅荷花，各有花四朵，荷叶以墨线勾出轮廓和叶筋，荷花上方以“没骨”法绘芦苇，荷叶之下绘出水泽，虽然技法显得稚拙，但看上去颇有风吹波动、花叶摇曳之感（图10）。

敖汉旗下湾子1号墓墓室后壁绘假门，假门的两侧各有一立屏，其上绘山水八哥图，其中一幅作两只八哥，一只落于枯枝上，回首向下，与立于山石上的另一只对语。^[25]令人不无惊奇的是，两幅屏风画面竟一洗全景式构图的陈规而采用对角构图，如我们在北宋画家崔白的《双喜图》中所见一般，其画山石所用的墨笔斫皴之法，几可视作南宋李唐皴法和马远、夏圭“边角之景”的先声。

图9　内蒙古敖汉旗下湾子5号辽墓牡丹图屏风壁画

图10　内蒙古敖汉旗下湾子5号辽墓荷花屏风壁画

上述辽墓花鸟画的例子，反映了当时这类装堂花绘画审美意趣上的两个主要变化：其一，在画面布局方面，很大程度地突破了前代装堂花中轴对称和向心布列的既定图式，从而使原本讲求“位置端庄，骈罗整肃”的画面有了生气和动感；其二，于技法特征方面，一变前代描花勾叶的传统表现方法而较多地采用“没骨”画法，从而使表现对象更加贴近自然之态。在中原地区，“没骨”画法是五代以后才逐渐兴起的，史传徐熙之孙徐崇嗣善为“没骨”，但当时却不甚流行，五代王处直墓后室北壁的牡丹图，即未脱尽描花勾叶的作风。到了辽代，虽然以墨线勾边的画法仍在运用，但“没骨”画法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无疑是对中原艺术紧相追随的结果。总之，辽墓“装堂花”艺术特征的上述变动，都是对原有强调装饰性的程式化表现模式的超越，是对自然、生意和传神境界的追求。

装堂花在辽宋时期的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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